【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丝路
古代经由中亚以沟通欧洲与亚洲的陆运交通路线。经由此一路线，中国的丝绸乃得以运往西方。丝路之名，即由此而来。其路线系由中国河西走廊西行，之后再分南北二道，南道沿昆仑山北麓，经和阗至疏勒，北道经罗布泊沿天山南麓，经库车、阿克苏至疏勒。由疏勒越葱岭，或南往印度，或西经波斯（今之伊朗）往地中海诸国。
“丝路”之称，最早系由德国地理学家理蒙芬（Ferdinand van Richthofen）于其著述《China》书中所使用，德语谓之“Seidentrassen”。其后，此语渐为世界学者所采用，各国语言中，渐有此词。如英语是“Silk road”，法文是“Route soie”，中国则称为“丝绸之路”或“丝路”。
自古东西文化因丝路而交流，波斯及希腊文化藉以东传，中国文化藉以西播。此外，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等亦经丝路而东传。其中，印度佛教从犍陀罗，经丝路传至中国、日本等地，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范围较其他宗教广大，时代亦最悠长。而且，由于受丝路沿线的风土、文化、宗教的影响，在丝路各地所衍生出来的佛教，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佛教的特质。
◎附︰井ノ口泰淳着‧张桐生译〈丝路出土的佛典〉（摘录自《丝路与佛教文化》）
我们从地域上来看，现在的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中、北部当然也都包括在丝路里面，可是在这里，我们把丝路的范围限定在西土耳其斯坦（前俄属中亚）、东土耳其斯坦（现在是中国领土），以及敦煌的范围之内。而其中有关西土耳其斯坦的佛教，最近苏俄的学者们虽然不停地在从事考古学上的研究，可是几乎没有发掘到什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此外，在有名的通往东方的交通线──天山北路（天山山脉的北麓、西伯利亚南部）也极少发现有佛教流通的痕迹，所以这些地方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简单的说，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丝路出土的佛典”的出土地，大体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天山［南路］北道（天山山脉南麓，塔里木盆地北侧）和南道（昆仑山脉北麓，塔里木盆地南侧），以及这两道的交会点──敦煌。至于出土佛典的年代，大约上自三世纪，下到十一世纪初，也包括一部分元朝（十三、四世纪）文献。（中略）
曾在天山北道的库车、吐鲁蕃地域从事挖掘调查，把贵重资料带回柏林的白夏瓦吐鲁蕃探险队的鲁可古（Albert von Le Cog；1860～1930）在他的著作中有下面的叙述︰
“八世纪中叶以前，土耳其斯坦并不是如同这个地名所显示的一样是土耳其人的国家，沿丝路住的是印欧民族，也就是伊朗人、印度人乃至于欧洲人。在许多古写本里面，我们发现了好几种语言，有的语言除了名字以外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有的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带回了柏林，并且加以解读、翻译以及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这些写本的数量非常庞大，里面的语言不下十七种，文字的形态不会少于二十四种。”
鲁可古的文章中所叙述的虽然只限于带到德国去的资料，而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这些资料的种类是多么的繁多。不过，我们不清楚他用什么标准来区别语言和文字，以及他所举的数目字是否确实。所以，他所举的数目字并不具备什么严肃的意义。上面的文章所告诉我们的只是多种多样的语言和文字的存在这个事实罢了。
下面列表举出出土佛典中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1）古代印欧语──卡罗休提文、梵文（2）吐火罗语A‧B──梵文（3）中亚细亚撒卡语──梵文（4）粟特语──粟特文（5）古代土耳其语──粟特文、维吾尔文、梵文（6）西藏语──西藏文（有头、无头）（7）西夏语──西夏文（8）汉语──汉字、梵文
上面所列的语言和文字关系只表示了一个大略的情形，除此以外虽然还有其他的组合关系，但由于出现的次数很少，在此予以省略。（中略）
丝路出土的佛典，由于在文字、语言、书写的素材和形状上面过于杂乱繁多，所以我们很难构想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尤其是除了敦煌出土的以外，东土耳其斯坦出土的佛典全是断片或不完全的形状，所以要将其内容一一归类和研究是极端困难的。此外，丝路出土品（包括佛典）又分散于世界各地，这也倍增了研究上的困难。
在研究上虽然有这么多的难题，可是丝路出土佛典的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同时也是非常有趣的，其中最大的理由是，还有许多未知的资料等待我们去发掘。
刚才我们详细地叙述了佛典的各种各样的文字、语言和形状，至于这些佛典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容？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互关系？还有，这些佛典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在这些问题上面还有许多未解明的地方。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解读那些零碎的断片，再将本文作正确的校订和翻译。中亚细亚出土的佛典虽然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文字，不过这些文字当初都不是无法解读的未知的文字。只是，人们虽然具有文字方面的知识，却往往不懂其中的语言，所以才会产生一些纠缠不清的命名问题、人种问题。
目前，在各种出土佛典的本文校订和翻译上大致已经有了一个头绪，不过，有关各各佛典的历史背景、相互关系等问题的解明，还有待今后的努力。个人的能力有限，在利用专门的语言资料上有其限度，往往怎么努力也理解不了另外一种语言的资料，这件事也增加了研究上的困难。
下面就来看一下出土佛典里面所用的语言的分类情形。
我们先来看一下用梵文所表示的古代印度雅利安语（普通称作梵语或梵本），吐火罗语A‧B和中亚撒卡语的情形，使用这些语言的佛典大致上分为北道系和南道系两种，如果我们比较单纯地用小乘、大乘来区分的话，则北道系大体上是小乘的经典，南道大体上是大乘的经典。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写本的出土地主要是敦煌、吐鲁蕃地域、和阗一带等，出土写本的样式非常繁多。其中，在质量上都应该特别注意的有《法华经》写本。
梵文《法华经》可大别为三个系统，一是尼泊尔系，一是吉尔吉特系，一是中亚细亚系。尼泊尔系是尼泊尔佛教的九法之一，曾流传于尼泊尔境内，所以具有最完整的形状，另外两个系统的都是不完全的断片类。现在受人议论最多的是中亚细亚系，这个系统的大部分取名为培特罗夫斯基本或喀什噶尔本，目前保存于列宁格勒，这是1903年苏联总领事培特罗夫斯基在喀什噶尔所找到的，所以取了这样的名称。原来的出土地并不明确，大概是和阗地区中的某一个地点吧！在和阗地区，除了这个培特罗夫斯基本以外，还于各处出土了梵文《法华经》的断片，这些都是七、八世纪左右的写本，大概相互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吧！尼泊尔系与吉尔吉特系的关系相当接近，而中亚细亚系与尼泊尔系之间则有很大的差异，这个系统的《法华经》与以龟兹本为原典的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受人注意，可是还没有明确的解答。
吐鲁蕃地区出土的梵本（梵文写本），都是有关小乘有部的文献，其中有不少保存了经典的原形或者以佛教剧为内容的非常珍贵的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印刷经典，印度的佛教经典的印刷是近世（十七世纪以后），欧洲导入了活版印刷的技术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完全没有用木版和木活字的印刷，可是，在吐鲁蕃出土的佛典里面有不少汉字的以及梵文、维吾尔文、西夏文等的印刷经典的断片。这些印刷经典的刊行年代尚未明了。木版印刷技术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发明之一，写有纪年的最古印刷经典是敦煌出土的咸通九年（868）刊行的《金刚般若经》，不过，这个《金刚般若经》的印刷技术相当高明，我们无法判断它究竟是在敦煌刊行的，还是在中国本土印刷的？一般来说，经典印刷的开始年代大概可以上溯到七世纪左右。这个《金刚经》是敦煌出土的，而吐鲁蕃出土的印刷经典里面，汉字的经典以汉文大藏经的蜀版系统最古，其他文字则时代更迟，其中也有元朝的。其他文字经典的雕板技术者似乎也是汉人，在页数等的符号上使用了汉字。吐鲁蕃出土的异文字的印刷佛典大概是在吐鲁蕃印刷的，将梵文经典印刷出来的在印度文化圈里面大概只有吐鲁蕃一地吧！
吐火罗语A‧B的佛典的出土地是北道，所以是小乘的说一切有部系。和阗、撒卡语的佛典中有许多是大乘经典或赞颂类，可见受了密教的影响。和阗、撒卡语的资料里面有和阗、敦煌接受回教化以前不久的文献，可藉以了解南道的中亚佛教的最末期的状况。
西藏语佛典以及与佛教有关的西藏语文书类，以敦煌出土的最多。西藏（当时称作吐蕃）趁唐朝因安史之乱而衰微之际，扩张势力于中国，敦煌地方从781 年到851年之间处于吐蕃的支配之下。敦煌在那段时期里面，或将汉文经典翻译成西藏语，或将西藏语文献翻译成汉文，中国佛教与西藏佛教的交流非常密切。对敦煌出土的西藏资料的正式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料里面有的显示出了中国北宗禅对西藏佛教的影响。（北宗禅是中国本土别于具有正统性的南宗禅系统的另外一个系统，传播于敦煌。）
维吾尔语的佛典里面包含有许多中亚的最晚期的资料，不过，九世纪的吐鲁蕃支配期以后，敦煌佛教、和阗、吐鲁蕃（天山维吾尔王国）的佛教，相互之间都具有很密切的关连，所以，在研究汉文、西藏文、和阗、撒卡语、维吾尔语等的佛典的时候，如果对这些语言的经典不能作一个综合性的把握的话，则这种研究是无法进行的。
对日本人来说，汉文经典是关系最深的经典，而当我们研究汉文经典的时候，所使用的资料都在大藏经里面，而且，其中最常利用的是《大正新修大藏经》。在引用经典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引用《大正大藏经》的文本，即使在特别需要的情形下，也只是把《大正大藏经》以前的各种活版、木版的大藏经拿来作比较、校定的工作而已，没有人去考察大藏经编集以前的资料。可是，当我们考察了丝路各地，尤其是敦煌所出土的大量的汉文佛典以后，我们不能不推测，大藏经里面所收的原典只是在好几种系统当中的一种而已，其他应该还有好几种的原典存在。
一般人可能认为，大藏经的编集是在中国佛教中心地长安进行的，所以必然具有更高的原典价值，而且，东土耳其斯坦和敦煌这些僻地的传统只是地方性的，应该不是中国佛教的中枢部分。可是，如果把经录等记录拿来和现在的大藏经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居然有那么多只留下名字而现在已不存在的经典。此外，现在的大藏经在编集的时候（以《开元录》为基本），把认为不是正统的经典，也就是一些伪经以及三阶教关系的典籍都故意的剔除了。像这些大藏经在资料价值上的缺陷，正好可以藉着丝路出土的佛典来弥补。从这个角度来看，丝路的佛典是具有重大的价值的。此外，丝路上还有许多虽然算不上是佛典，可是却透露各时代的佛教信仰实态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说是没有登上大藏经的金榜的落选者。从这些资料里面我们可以获得只靠研究大藏经中的经典所无法得到的新的知识。
［参考资料］ 《丝路佛教》（《世界佛学名著译丛》{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