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于阗（梵Ku-stana，藏Li-yul）
西域古王国名。即今新疆省和阗（和田）县。又作于填、于置、于殿等。印度人称之为cKustana（屈丹），玄奘音译为瞿萨旦那，意译作地乳。西藏人则称离余国（Lih-yul）。
依《大唐西域记》所载，此国俗称涣那，诸胡谓之豁旦，匈奴人谓之于遁。《大方等大集经》卷四十五别出迦罗沙摩之称。地滨和阗河，南有昆仑山，北接塔克剌麻罕沙漠，是西域南道中最大的绿洲。位当天山南路、西域南道之要道，西经莎车（叶尔羌）、朅盘陀（塔什库尔安），可通往北印度或睹货罗（古代大夏）。气候和畅，植物种类多且繁茂。盛产宝玉，自古即以出产美玉而驰名中外。原住民为雅利安人种的一支，使用属于印欧语系的方言和阗语。
西元前二世纪（西汉时代），尉迟氏在此建立于阗国，为西域南道中，国势最强的国家之一。因位居丝路贸易的重要据点而繁荣一时，且为西方贸易商旅的集散地，东西文化之要冲。其后，唐代曾就此地置毗沙都督府（西元七世纪左右）。宋以后仍为于阗国，元、明时犹朝贡。清初属回部，乾隆时纳入版图，民国改县。今人口约四十万，汉人不少，市区建设日趋现代化，但缺乏民族色彩。
此地自古即盛行佛教，初传迦湿弥罗（位于印度西北部，即古代的罽宾）的小乘佛教。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所述，三国时代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在此国得《放光般若经》梵本，当时该国僧侣仍奉小乘佛经为正典。至西元五世纪，此地始传大乘佛教，并在五至八世纪期间，成为佛教文化的一大中心地，对于佛教的东传影响颇大。如《法显传》记载，法显于晋‧隆安五年（401）初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僧众数万人，多学大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亦述及此国人性温恭，知礼仪，崇尚佛法，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习学大乘法教。
东晋时代，庐山慧远的弟子支法领，于此得旧译《华严》的梵本。北凉‧昙无谶于此得《大般涅槃经》，沮渠京声依此国沙门佛陀斯那受《禅法要解》《禅秘要治病经》。萧齐‧法献于此处得《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梁‧太清二年（548），此地沙门求那跋陀赍来《胜天王般若经》。武周天后永昌元年（689），于阗僧提云般若在魏国东寺翻译《大乘法界无差别论》及华严、密教方面的经典。译出《华严经》八十卷的实叉难陀亦来自此地。德宗贞元时（785～804），此地沙门尸罗达摩译出《十地经》。
十一世纪初（宋代），信奉回教的维吾尔族征服于阗，于阗佛教随之衰颓。又加上天灾人祸的影响，昔日庄严盛大的寺院佛塔等，皆埋入沙土之中。
近世因中亚的探险风气渐盛，此地的佛教遗迹及许多珍贵资料也陆续被发掘出土。斯坦因与伯希和曾在敦煌千佛洞发现数部由和阗语写成的佛教经典及文书，其中，佛教经典有《大乘无量寿经》（又名《无量寿宗要经》）、《金刚般若经》《金光明经》《一百五十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此处也曾发现用印度俗语写成的古写本，其文字包括月氏时代的梵书、古代的佉卢虱吒文字。此外，于其东北的沙漠中，发现许多寺院堂塔遗址，以及古代的壁画、塑像、铸像、钱货、什器、日常用具等，对研究古代于阗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资料。
于阗的佛寺遗址，以拉瓦克寺址较为重要。该寺迹乃1900年由斯坦因所发掘，为一座方形建筑物，中央构筑基座，基座上建圆塔，塔周绕有圆形步廊式礼拜道，礼拜道周壁塑有八十余躯立佛像，像间又穿插有佛、菩萨、天王像及乘鹅车的月天像。其建造年代，大致被推定为西元五世纪。巨大的塔式建筑物和高大的立佛塑像，显示该寺中存在着佛塔崇拜与造像崇拜并行的现象。
◎附︰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新疆的佛教艺术〉（摘录）
张鶱第一次出使西域十三年，亲自到过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回来时就曾谈到大宛以东的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史记‧大宛传》）这是我国史籍中最早关于于阗的记载。后张鶱出使乌孙，曾遣副使去于阗。建武（25～56 ）以后，于阗等也“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这是西汉‧班固所记。到东汉安帝时班勇所记，于阗已“领户三万三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于阗，在我国藏文《于阗国授记》中虽然说到︰于阗王瞿萨旦那（地乳，sa-nu）十九岁时建国，即位为第一代王时，佛涅槃已二百三十四年。建国后一百六十五年，国王尉迟胜（Vijaya Sambhava）即位，治世五年，佛法兴起。也就是说大约在西元前76年佛教已传入于阗。但是根据《后汉书》〈班超传〉，永平十六年（73）班超作为假司马被派到于阗的时候，因于阗受匈奴监护，国王待他非常疏慢。并且记载︰“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说明当时主要流行于阗的是“巫”，巫以马为牺牲，可能是祅教（拜火教）。
魏‧甘露五年出家的朱士行出塞西至于阗的时候，在当地写得梵书正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太康三年（282）他派遣弟子弗如檀（法饶）送梵本佛经到洛阳。元康元年（291）于阗沙门无叉罗在陈留仓垣水南寺参加了译述（见《放光经记》）。太康七年（286）于阗沙门祇多罗又持来《矛般若》梵本。而《华严经》梵本也是晋‧沙门支法领从于阗传来的。这些事实却又说咋晋1以前于阗佛教已广为流行。
东汉‧永平年间，于阗“其俗信巫”，而到魏晋之际佛教经典和僧徒却如此之盛。说明佛教即使在东汉初年在于阗尚未兴盛，也当在此后不久就逐步得到发展，因此到魏晋时期，于阗能成为向内地传播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从近年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也可以得到证实。民国四十八年（1959）在新疆民丰县以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一座东汉以后的合葬木棺墓中，出土一件咙的棉织品，在这一工艺品的下部边饰上有中原流行的龙纹；中部虽已残缺，从残留的人脚、狮爪和狮尾，仍然可以想见原画上人和狮子的关系；画右下角是一完整的半身女像。头有项光，身后有背光，胸裸佩璎珞。双手捧着下尖上圆的容器，中满盛葡萄。这虽然不能说就是佛画，但是，极为明显地是接受了佛画影响的工艺品。白叠布（棉布）是当地的土产，边饰又有龙纹，画中有当地盛产的葡萄，所以这一具有佛画影响的作品毫无疑问的是当地产品。因此画面上捧着葡萄的妇女像，既是现实信奉佛教的供养人的写照，也是宗教画中供养菩萨在民间工艺品上的再现。这张画为我们提供了东汉晚期在精绝、于阗一带佛教已逐渐传播的证据，从它也可以了解到于阗一带早期宗教艺术的某些侧面。
关于这里最初建立的赞摩寺，不论是《于阗国授记》，还是《惠生行记》《大唐西域记》等书上，都记载了差不多相同的传说。惠生在北魏‧神龟二年（519）行经于阗时，是这样记述这一传说的︰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非皮非缯，莫能审之。”
《大唐西域记》记此赞摩寺在王城南十余里。并且说毗卢旃来自迦湿弥罗。《水经注》卷二也称︰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指的是同一个寺院，只是名称不同。而在《周书》〈于阗传〉上记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向。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毗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趺处，双迹犹存。”以后诸史也沿袭此说作“城南五十里”，当以玄奘实际途经所记道里为准，“五十”盖为“十五”之误。
关于赞摩寺佛像，在西元五世纪时，凉州沙门僧表西行停居于阗时，曾请求国王依样制作了高一丈的金薄像授与供养。此像曾运至蜀龙华寺。
《法显传》还记载︰“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作来八十年，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法显是弘始二年（400）到于阗的，八十年前修建的王新寺，开始兴建的时间约在东晋‧太兴三年（320）。
法显曾在于阗停留三个月，观看了“行像”盛况。他对于阗的一些记述，是我们了解此地佛教盛期情况的重要资料︰
“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国主安堵法显等于僧伽蓝。僧伽蓝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捶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
“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中略）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着新衣，徒跣持花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花烧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花，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四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行像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
西元五世纪，河西王从弟沮渠京声就曾在于阗瞿摩帝寺从天竺沙门佛陀斯那学禅法。沙门法献也曾游学到此。《惠生行记》在记述于阗国王在捍□城南十五里所建塔寺时，曾谈到︰“后人于像边造丈六像者及诸像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云︰太和十九年（495）、景明二年（501）、延昌二年（513）。唯有一幅，观其年号，是姚秦（384～417）时幡。”这些情况都说咋晋 1南北朝时期，于阗佛事的兴盛，以及和内地交往的频繁。于阗地区出土的铜佛、泥塑以及壁画残迹，为我们提供了窥见当时艺术成就的某些线索。
隋唐之际，于阗王族子弟入质中原，其中就有杰出的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唐‧贞观年间，尉迟乙僧被于阗国王“以丹青神妙荐之阙下”。他在中原活动的年代，大约是在贞观十三年到景云年间（639～711）。
尉迟乙僧绘画所表现的题材是极为广泛的。除了佛教题材的作品，人物、花鸟无所不能。历代的记载上称他“善画外国及佛像”、“善攻鬼神、攻改四时花木”、“鸟雀奇变，甚为酷似”。
乙僧的画有独特风格，并且在当时获得极高评价。窦蒙称他“澄思用笔，虽与中华道殊，然气正迹高，可与顾陆为友”。僧彦悰称他画“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
他在表现技法上的“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用色沉着，堆起绢素，而不隐指。”这种铁线描、重设色的表现方法，不同于中原画风，属于凹凸一派，故有“身若出壁”、“均彩相错”、“乱目成沟”、“逼之标标然”的评论。
过去斯坦因在新疆盗掘古物时，曾在丹丹──乌曾塔地址发现寺院壁画。这些佛教遗物约是八世纪的作品。时代虽可能稍晚于尉迟乙僧，但是从这些典型的于阗作品来了解乙僧所代表的于阗绘画的风格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一壁画残存在破毁的寺院里。其中美丽的天女像是杰出的艺术品，寺院有泥塑天王像，壁上画有二梵僧，在梵僧与天王塑像间，画一天女沐浴在莲池上，旁有一小儿。这可能是画天王眷属吉祥天女。吉祥天女也称为“功德天”，传说是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妻子，是司福德的神。《毗沙门天王经》说︰“吉祥天女形，眼目广长，颜貌寂静，首戴天冠，璎珞臂钏，庄严其身，右手作施愿印，左手执开敷华。”吉祥天女正是以色彩晕染与铁线勾勒相结合的方法表现的，形象立体感很强，富有感染力，表现了天女妩媚、含羞的情态。
尉迟乙僧是促进了绘画艺术技巧发展的重要画家，他所代表的于阗画派和阎立本所代表的中原画派，在相互影响下，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绘画艺术的发展。
在这里的寺院遗址里，还发现在木板上画有关于一个东国公主嫁到于阗，把蚕种藏在发中带来的故事。关于这一不属于宗教的题材，不仅被记载在藏文的于阗历史中，而且在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归国，途经于阗时，也曾详细记载了这一动人的故事︰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
藏族古文献及汉族文献中都有这一故事，而在于阗当地又发现了记录这一故事的绘画。其叙述尽管详略不一，有的平直，有的曲折，但是二族联姻，桑禳质传则是一致的。说明这一传说有着可信的历史基础，是我国古代民族间亲密关系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同时，木板上历史故事画的发现，也说明于阗古代绘画在反映现实生活，传播历史知识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民间传统。
［参考资料］ 《魏书》〈列传〉卷九十；《于阗国悬记》（藏文本，有英、日文译本）；《于阗教法史》（藏文写本，有英、日文译本）；《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洛阳伽蓝记》卷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翻梵语》卷八；《出三藏记集》卷二、卷九、卷十四；《开元释教录》卷九；《丝路与佛教》；《西域佛教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