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写经
谓书写佛教经典。又指由书写所成的佛典（包括经、律、论及其注释书）。在初期佛教，经典藉由暗诵而流传，故无书写经典之事。据巴利文《岛史》《大史》所载，弘传上座部佛教的锡兰，于西元前一世纪始将三藏笔录于书册。但其后经典的传承仍以口传为中心，写经并未受到重视。不过，纪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则特别强调受持、读诵及书写经典的功德，因此，自此时起已有写经之事。
然而，由于在印度未曾发现佛典的写本，亦缺乏有关书写经典的具体记述，因此，印度写经的实况并不清楚。以梵语及其他印度语写成的最古写经（写本），系在中国新疆省及巴基斯坦北部等印度文化圈的周围地区所发现，据说较古老者可追溯至西元三世纪至四世纪。现存的梵语原典多书写于贝叶上，但《般舟三昧经》等书则谓以好素书写，《持心梵天所问经》卷四及《宝女所问经》卷四提及竹帛，《瑜伽师地论》卷七十五提及叶纸，《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七则列举桦皮、贝叶、纸、素白叠等物。
在中国，大约自二世纪后半开始，即陆续有人将译出之佛典以文字书写，并流传民间。四至五世纪以后，由于佛教徒逐渐增加，经典的读诵、讲说亦渐盛行。僧众及贵族、知识阶级之间流行佛典的研究与谈论（玄论），因此，书写佛典之事亦逐渐风行。
南北朝、隋、唐时代，有书写一切经（大藏经）而收藏于寺中之事。乃至有专门写经之人及经营写经事业的官制。唐‧上元二年（675）的《金刚经》写本，其卷末即列有书写的年月日、写经者、装潢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之僧数名，及写经事业之监督官员。
在南朝，齐高帝尝写《法华经》，竟陵文宣王尝手书大字《维摩经》等共计十七部七十一卷，明帝亦尝勒写一切经。陈武帝、文帝、宣帝又各曾勒写一切经十二藏、五十藏、十二藏。北朝齐孝昭帝曾为先皇写一切经十二部。北魏‧冯熙（文承太后之父）尝写十六部一切经。陈‧徐陵、江总等名士亦曾写一切经。又，现存写经遗品中最古者，为敦煌出土的《譬喻经》一卷，系东魏‧甘露元年（265）之写本。
至隋代，文帝尝勒写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又修治旧经三八五三部；炀帝亦曾修治旧经并新写一切经。当时民间僧俗的写经风气，亦甚为兴盛。
唐代，佛教界亦承此写经之风。隋唐为中国佛教之全盛期，同时也是写经的最盛期。贞观五年（631），太祖尝为皇后书写藏经，后又令大总持寺僧智通、秘书郎褚遂良写一切经；高宗于龙朔三年（663）亦曾写一切经，至麟德元年（664）令惠概、明玉等人参覆量校三年，遂有旧经论七四一部、二七三一卷，及玄奘新译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的写经入藏。又，当时民间的写经之风亦盛，如善导尝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
此外，二十世纪以来，从吐鲁蕃、敦煌石窟发现大量中国写经遗品，分别被收藏于英国博物馆、法国国民图书馆、北京国立图书馆，以及日本的书道博物馆、龙谷大学、大谷大学等处。其年代包括南北朝时代至隋、唐、五代、北宋初期，但属隋、唐时代者为多。其中有敦煌之当地人所书写者，亦有写于中国内地而藏于边疆者，亦有盛唐中央政府所在地之专门写经生所写者。但自宋代以降，藏经之开版逐渐流行，写经之风遂衰。然仍有人相信写经功德，而特意书写某些经典。
中国写经的书法字体，六朝时多用隶书；隋、唐时则用楷书。其样式，一行以十七字为原则，上下及行间以淡墨丝栏区划。形式多为卷轴，即所谓卷子本。然而，佛典之注释类中，用草书写成的例子亦不少见。又如《法华经》等日常常用的经典，亦有以特别小的小字书写以方便携带者。写经的材料，古代人有时用绢，但一般多使用麻纸、谷纸，或将之染成黄色或蓝色。其中以黄麻纸的使用率最高。
佛教徒向以经典为三宝中之法宝，甚加尊敬，而且写经的目的多为父母、师父、爱子等人祈求冥福，也有献与皇帝，或祈求自己解脱的，故书写经典时，态度颇为严谨。又，写经之愿主中，亦有造净室、斋戒，并以香汁和墨而书写者，有人且以金银泥写经，甚至于以血书显示其至诚。
朝鲜亦有写经之事，如《释氏稽古略》卷四〈宋‧元祐三年（1088）〉条载，高丽‧义天以金书《华严经》三译本一八０卷送与杭州慧因寺；《高丽史》卷二十〈高丽‧明宗十一年（1181）〉条记载，正月写经院遇火，在此之前曾写成银字大藏经。今所存多为高丽时代之遗品，其中绀纸金字、银字等之装饰经为数甚多。
日本亦夙有写经之风。六世纪时自百济传入佛典后，于天武天皇二年（674）即有书写一切经之事，现存之遗品中，有天武天皇十四年书写的《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等。至奈良朝天平时代，写经成为国家事业。当时有写经生专事写经，内道场并设有奉写御执经所，其他寺院、贵族及各地方亦多设立写经所。所谓“天平写经”者即指此而言。
到平安时代，由于贵族文化的兴盛，乃产生由专业写经僧写成的华丽写经。严岛神社所藏《平家纳经》、四天王寺的扇面写经等即其代表作。日本历史上的写经事业在镰仓时代之后，随着版本经藏的流行，终于逐渐衰颓。
◎附一︰慈嘉译〈关于佛教中的写经〉（摘译自《望月佛教大辞典》〈写经〉条）
“写经”一词，即谓书写佛教之经卷。《道行般若经》卷二〈功德品〉云︰“欲取佛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当持当诵，正使不学不持不诵。善男子、善女人，但书写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供养，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缯彩、华盖、旗幡。”《般舟三昧经》〈四事品〉云︰“复有四事，疾得是三昧，一者作佛形像，用成是三昧故。二者持好素写是三昧。三者教自贡高人内佛道中。四者常护佛法。”又《法华经》卷四〈法师品〉云︰“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敬视如佛，种种供养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药王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所成就大愿。愍众生故，生此人间。”此为劝、赞写经并其功德者。
关于经典之书写，起自何代，其事不详。《佛般泥洹经》卷下，记阿难结集四阿含，各以六十疋之素写之，此恐非事实。巴利文《岛史》（Dīpavaṃsa）及《大史》（Mahāva-ṃsa），记锡兰之三藏是西纪前29年至17年间在位之Vattagamani王时，始书册笔录之。又《大唐西域记》卷三云，迦腻色迦王请胁尊者等结集《毗婆沙论》，后以赤铜鍱镂写之。事实之真否虽不明，然前引《道行般若经》及《般舟三昧经》同为后汉灵帝光和二年支娄迦谶所译出，依此可推知在西历第二世纪以前即已有写经之事实。且《出三藏记集》卷二云后汉桓帝时，竺佛朔赍梵本至中夏；同书卷七所载《放光经记》，谓朱士行以魏‧甘露五年至于阗国，写得《放光般若经》之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若依此二说，则可见当时梵书胡本确已存于西域地方矣。
但《高僧法显传》云︰“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又《出三藏记集》卷十四〈佛陀耶舍传〉，云耶舍十九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后至中国，诵昙无德律，姚兴疑其遗谬，乃试耶舍令诵民籍药方各四十余纸，三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亦即根据此二书所载，在印度，对于经律等皆师师口传，不行书写。此与前文所述正好相反。盖如前引之《道行般若经》，以及《放光般若经》卷七〈供养品〉、《首楞严经》《贤劫经》《不退转法轮经》《方广大庄严经》《大方等大集经》《金光明经》等诸大乘经，齐皆鼓吹书写之功德，然阿含及诸律等不曾说之。
考此事实，可察知小乘诸部专重师师口传之事。反之，大乘教徒则主劝说书写。此中，印度内地主以梵语书写，西域地方则梵语胡语并用，锡兰等专以巴利语书写。又现存之梵语原典，多为贝叶书写，前引《般舟三昧经》等则以好素书写之；《持心梵天所问经》卷四及《宝女所问经》卷四谓以竹帛写之；《瑜伽师地论》卷七十五云“叶纸”，《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七举桦皮、贝叶、纸、素白叠等。
至于中国，当初在传译时，其译文则由笔受者等直接写下，自不待言。如《出三藏记集》卷七所载〈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经序赞〉云法护译出济方等学经之后，竺法首笔受，写以流通；同书卷八所载〈正法华经后记〉云西晋‧永熙元年，比丘康那律，于洛阳写《正法华经》；同书卷十一所载〈略成实记〉云《成实论》是昙晷笔受，昙影正写等，皆其例也。
寻以佛教渐盛，以至因讲经或为流布等，将译文展转书写，如南朝刘宋武帝自写《戒经》，南齐高帝写《法华经》，竟陵文宣王手书大字《维摩经》等十七部七十一卷，其子巴陵王亦写《法华经》等十部二十卷，明帝亦勒写一切经，梁简文帝又血书《般若经》十部，刘慧斐手写佛经二千余部，陈武帝敕书写一切经十二藏，文帝敕写五十藏，宣帝敕书十二藏等。
北朝魏道武帝传写一切经，司徒北海王详及司牧高阳王雍亦写一切经十二藏，安丰王延明及中山王熙以香汁和墨写《华严经》一百部，又造金字《华严经》一部，太卿大司马洛州刺史冯熙写一切经十六部。北齐孝昭帝为先皇写一切经十二藏，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慧思书金字《般若经》及《法华经》各一部，自造愿文，誓传之弥勒之世，魏收又制三部一切经愿文。北周武帝又诏写经千七百部，孝宣帝书《般若经》三千卷，莫陈休写一切经，王褒撰周经藏愿文。
在现存遗品中，最古者为敦煌出土《譬喻经》一卷（日本东京中村不折氏藏），实系曹魏‧甘露元年书写者。其后记有“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中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被诛。向二百人愿蒙解脱生敬信三宝，无有退转。惟大圣之难遭，至教实叵值，之不恳恻，来世何异异感觉弘慈，察彻知所忌一校□□□□□定写讫，因记作数言，毕思其旨。”真称海内之鸿宝。
次者有《宝梁经》卷上一卷（晋惠帝永熙二年四月写，敦煌出土，大谷大学图书馆藏）、《诸佛要集经》（首缺，晋惠帝元康二年正月写，新疆省吐谷沟出土，西本愿寺藏）、《大般涅槃经》卷三十（首缺，晋惠帝永兴二年二月写，敦煌出土，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十诵比丘戒本》（西凉‧建初元年写，敦煌出土，大英博物馆藏）、《法华经》〈方便品〉（首缺，西凉‧建初七年写，新疆省库车附近出土，二乐庄藏）、《法华经》〈方便品〉（首缺，北凉‧承玄二年六月写，新疆省鄯善出土，中村不折氏藏）、《佛说菩萨藏经》卷一（沮渠安周承平十五年写，新疆省吐鲁蕃出土，同上藏）、《佛说观音普贤经》（首缺，南齐武帝永明元年正月写，同上藏）、《唯摩义记》（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二月写，敦煌出土，大英博物馆藏）、《胜鬘义记》（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二月写，敦煌出土，同上藏）、《大般涅槃经》卷十一（梁‧天监五年写，敦煌出土，同上藏）、《法华义记》（失题，同正始五年五月写，同上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五（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写，新疆省吐鲁蕃出土，中村不折氏藏）、《成实论》卷十四（北魏‧延昌元年，敦煌出土，大英博物馆藏）、《菩萨处胎经五帖》（西魏‧大统十六年写，京都知恩院藏）等。
至隋代文帝敕写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同时又修治故经三八五三部。又依《法苑珠林》卷十八记鄜州宝室寺沙门法藏，于大业五年在洛交县韦川城之寺写一切经八百卷，寻以缺好手纸笔，更于京城旧月爱寺书写其余。现今日本奈良圣语藏所藏隋代书写者，系《贤劫经》《大智度论》等六部书。
至唐代，贞观五年，太宗为皇后于苑内德业寺及宣兴寺书写藏经，九年四月勒大总持寺僧智通、秘书郎褚遂良等于苑内写一切经，十一年四月，皇太子又于延兴寺造一切经；高宗龙朔三年正月于大敬爱寺写一切经，至麟德元年正月，由惠概、明玉、神察、道英、昙邃等，参覆量校，三年，遂写旧经论七四一部、二七三一卷，并玄奘新译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新旧共合八一六部、四０六六卷入藏焉。
当时民间亦盛行写经。有名者如善导之书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现存之新疆出土之《阿弥陀经》之残经有“愿往生比丘善导写弥陀（缺约十字）者，罪业消除，福命长远”云云之后记。又知恩院所藏《大楼炭经》卷三之奥书有跋云︰“咸亨四年章武郡公苏庆节，为父邢国公敬造一切经。”后，开元二年正月与淘汰僧尼伪滥之同时并禁止民间铸佛及写经，然其书经之事，尚见继续，特别是唐代以后金银泥经之屡见书写。圆仁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五台山金阁寺贤固菩萨院〉条云，普贤道场之经藏阁，有绀纸金银字，白檀玉牙之大藏经六千余卷，是大历十四年长安郑道觉所写。
又日本比睿山净土院藏有唐‧会昌二年九月书写之绀纸金银泥《金光明经》。又《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宋‧开宝六年〉条云，诏成都造金银字佛经各一藏，《释氏稽古略》卷四〈宋‧元祐三年〉条云，高丽‧义天送杭州慧因寺金书《华严经》三译本一八０卷。《高丽史》卷二十〈高丽‧明宗十一年〉条云，正月写经院遭火，由是先命写成银字之大藏经。《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一云，元世祖写金泥藏经。但唐末以后因刻板藏经之渐次流行，写经事业遂至衰微矣。
我国写经之式样，为一行十五字乃至二十二字，上下及行间以淡墨之丝栏区划之，其书体在六朝时代是以一种所谓六朝体之文字书写之，至隋代，略以楷书统一之，同时界线及字数亦有规定，后世所用十七字，即以此为准则。体裁用卷轴，所谓卷子本，敦煌出土者，表里皆如贝叶经。至于日本，亦夙行写经事，《日本书纪》卷二十九〈白凤二年三月〉条云︰“是月，聚书生，始于川原寺写一切经。”《续日本书纪》卷九〈养老六年十一月〉条有“写华严经八十卷、大集经六十卷、涅槃经四十卷、大菩萨藏经二十卷、观世音经二百卷。”是为现存于文献中最古者。此后历代盛行写经而不衰。至于应用之物，如赤黄蓝缥绿紫黑苏芳胡桃金银等色纸，由木金银象久珀玛瑙赤玉青玉水晶等作成之卷轴，帙则有彩帙、织帙、□帙、竹帙、竹彩帙、竹□帙、竹缝帙、萩□帙、谷皮帙等。经帙外又有经囊、经筥、经筒、经柜等，进而图种种彩画之色纸，以金泥、银泥交互书写之经文，可说极尽华美之工。
◎附二︰印顺〈书写‧供养与读诵功德〉（摘录自《华雨集》二中编第二章第二节）
“佛法”重智证而又出重信的方便；般若是甚深法，重智证的，也传出了重信的方便，那就是书写，供养等了。《大智度论》卷五十八说（大正25‧472c）︰“是般若有种种门入︰若闻、持乃至正忆念者，智慧精进门入；书写、供养者，信及精进门入。若一心深信，则供养经卷胜（于闻、持等）；若不一心，虽受持而不如（闻、持等）。”
从智慧入门，从信入门，都可以深入般若，智与信到底是不容许别行的。初入般若，适应不同根性，可以有此二门，而最重要的，还是真诚一心；如不能一心，都是不能得真实功德的。在正法中心的般若法门中，重信的书写、供养、施他，是“大乘佛法”时代的特色。由于般若法门的容受通俗的方便，读、诵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这不妨一一的说明。
（1）书写（lekhana）︰起初，佛说法虽然结集了，还是口口传诵下来。传诵容易误失，也可能遗忘、失传。书写经典兴起，这是保存、弘布佛法的好办法，所以在“法”的修学中，书写与读、诵、解说等，受到了同样的尊重。以《般若经》来说，为了不致中途停顿，鼓励限期的精进完成。如说︰“若能一月书成，应当勤书；若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若一岁书成，亦当勤书。读、诵、思惟、说、正忆念、修行，若一月得成就，乃至一岁得成就，应当勤成就。”书写等应当精勤的完成，书写的功德是很大的。所以《不动如来会》劝人精勤设法去求法写经。写经，一向受到尊重，我国敦煌石室的藏书，有些是唐、宋间的写经，不过写经是为了功德，忽略了传布佛法的原始意义。自我国印刷发达后，书写经典来传布佛法，已没有必要了。仅有极少数出发于虔敬的写经，或刺舌出血来写经。对宏传佛法来说，写经的时代是过去了！
（2）供养（pūjana）︰写成的经典，尊重供养，表示了对“法”的尊敬，也能引发佛弟子书写、读、诵经文的热心。供养经典，《般若经》有一传说的事实︰在众香城──犍陀罗（Gandhāra）城中，“有七宝台，赤牛头旃檀以为庄严。真珠罗网以覆台上，四角皆悬摩尼宝珠以为灯明，及四宝香炉常烧名香，为供养般若波罗蜜故。其台中有七宝大床，四宝小床重敷其上，以黄金鍱书般若波罗蜜（经），置小床上，种种幡盖庄严垂覆其上。”在高台上供养经典，与供养佛牙、佛钵的方式相同。这是西元二世纪的传说；供养经典，在印度北方应该是有事实的。《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说︰“崛多三藏口每说云︰于阗东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中略）王宫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大经，并十万偈。王躬受持，亲执键钥，转读则开，香花供养。又道场内种种庄严，众宝备具，兼悬诸杂花，时非时果。”传来中国，如南岳慧思︰“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华，琉璃宝函，庄严炫曜，功德杰异，大发众心。”也是供养经卷的实例。一直到近代，供奉在藏经楼中的“大藏经”，也还是重于供养的。书写经典，“法”才有了具体的实体，受到佛弟子的恭敬供养。佛入涅槃，佛弟子怀念佛而恭敬佛的遗体──舍利（śarīra），建塔供养。供养佛舍利塔，只能生信作福，而书写的经典，更可以读、诵、解说，依法修行，比佛舍利更有意义些。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说（大正8‧290b）︰
“憍尸迦！若满阎浮提（乃至如恒河沙等世界）佛舍利作一分，复有人书般若波罗蜜经卷作一分，二分之中，汝取何所？释提桓因白佛言︰（中略）我宁取般若波罗蜜经卷。何以故？世尊！我于佛舍利，非不恭敬，非不尊重。世尊！以舍利从般若波罗蜜中生，般若波罗蜜（所）修熏故，是舍利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舍利是佛的遗体。舍利的所以受人尊敬供养，因为依此色身而成佛、说法。成佛、说法，都是依般若波罗蜜，甚深法的修证而来。这可见《般若经》胜于佛的遗体，所以在二分中，宁可选取《般若经》这一分了。在佛弟子的心目中，大乘（成佛法门）经卷，可说是与佛一样的（可以依经而知法），至少也与舍利塔一样。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法华经》也说︰“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敬视如佛。”在佛像还没有盛行时，重于智证的大乘，以经卷代替了舍利，达成圣典的广泛流布。
（3）施他（dāna）︰书写经典，将经典布施──赠送给他人，使他人也能供养、受持、读、诵等。施他的本是书写的经典，自印刷术发明，经典也都是印刷的，于是改为印经赠送了。为什么要“施他”？施者深深信解法门的希有，受者因此而能受持、读、诵、思惟、修行；佛法因此而流布，这所以要“施他”。如施者不知经义，受者搁放一边，如现前佛教界的一般情形，那是失去“施他功德”的意义了！书写、供养、施他，是虔信尊敬而修法的布施，使法门广大流行；在行者自身，是信施福德。菩萨道以般若为主，而更要有利他（为法为人）的德行，所以对修学大乘法来说，重智而又赞扬信施福德，确是相助相成的。这所以“般若”等重智证的大乘，兼有信施等通俗的法门。
［参考资料］ 《道行般若经》卷二〈功德品〉；《般舟三昧经》〈四事品〉；《出三藏记集》卷二、卷七、卷十四；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大屋德诚《宁乐古经选》《石山写经选》；菅沼晃（等）编《佛教文化事典》〈佛教圣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