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唯识三十颂释(梵Triṃśikā-vijña-pti-bhāṣya,藏Sum-cu-paḥi bśad-pa)


  印度安慧(Sthiramati)造。为世亲《唯识三十颂》的注释。世亲的唯识学,继承者主要有所谓十大论师者,在解释《唯识三十颂》时各有特色。此十大论师可分为“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二大系统。其中,难陀、安慧二人属于“古学”系统;陈那、护法属于“今学”系统。我国唐代的玄奘曾糅译十大论师对《唯识三十颂》的注释,而编译成《成唯识论》。当时,玄奘是以“今学”中之护法的见解为主的。因此,唐代以降的中日唯识学大多依循护法的看法。一直到烈维(S. Le/vi)刊布安慧的此一释论之后,学术界才得以在护法的见解之外,一窥唯识古学的风貌。本书之意义,主要即在于此。
  此书除了烈维曾经刊行之外,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荻原云来、宇井伯寿、野泽静证等人也都曾有专文研究。我国学者中,早期有吕澄曾作过研究。此外,香港霍韬晦氏亦于1970年代之后陆续译注安慧之此书。后并出版《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一书。
  ◎附一︰高崎直道(等)着‧李世杰译《唯识思想》第八章(摘录)
  将《唯识三十颂》安慧释的结构,分项罗列的话,即如下列︰
  (1)人无我、法无我与对治烦恼障与所知障相对应,而这些又与“解脱”及“一切智者性之获得”相对应。
  (2)如实知唯心,乃使此事可能(译者注︰能够相应、对治)。
  (3)我法之假说,行于识之转变。此等转变,乃是“因能变”和“果能变”。
  (4)转变有三种,即异熟转变、思量转变和了别境转变。它们各相应于阿赖耶识、染污意和六识。这三种转变之互相关系,是依据《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之偈而来。阿赖耶识譬喻为“水”,转识喻为“波”。
  (5)这三种“识的转变”是“妄分别”。凡是被妄分别的器世间、我、五蕴等诸法,都不是“实有”,故一切是唯识。
  (6)于现在之“生”,为什么会起“妄分别”呢?这是因为,持有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与转识,有更互为因、更互为果之力量使其发生的。
  (7)伴随有二取习气的“业”的诸习气,于前异熟尽时,会生另外一个异熟之阿赖耶识,不被二取习气所支持的业的诸习气,是不会生异熟果的。
  (8)《阿毗达磨经》之偈颂说︰“界是无始时来的,那是一切诸法的所依。因为有它(界),故有一切之趣,或有涅槃之证得”,“界”就是阿赖耶识。由阿赖耶识而成立轮回,由阿赖耶识而有“有余”与“无余”之涅槃界的成立。
  (9)为什么由阿赖耶识而能成立涅槃界呢?轮回的主因是烦恼。而诸烦恼、随烦恼之种子,是在阿赖耶识之中作为阿赖耶识之种子而被熏习的。烦恼的种子,可由阿赖耶识中的烦恼对治道加以消除。
  (10)“只有识才是真实”的时候,始能建立三自性。其中,“所分别”是彼“妄分别”之“所取”与“能取”。在“依他”中,将此“所取”与“能取”,于一切时,完全远离,这就是圆成实性。
  (11)不能见到圆成实性时,则不能见到依他起性。
  (12)三自性即是三无自性。
  (13)由于是唯识的东西才说著「现观”(Abhisamaya)。
  ◎附二︰霍韬晦《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自序〉(摘录)
  在众多原典之中,我选安慧的《三十唯识释》来翻译,主要是因为这篇资料在佛家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同时亦与我早年研读《成唯识论》的训练有关。《成唯识论》是《唯识三十颂》的注释书,当年玄奘翻译,曾经把十家的注疏糅合在内。然而,由于玄奘师承护法,糅译时并非客观平列各家之文,使之各占一均等地位,而是独尊护法,问题的解释处处奉护法为圭臬。固然,护法之义后出,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后出之义较精,或较完整,亦是可说,但由此保存下来的资料,便祇有护法的系统得窥全豹,其余各家都不过是鳞爪罢了。因此,若希望通过《成唯识论》而对各家都有全面的了解,是不可能的。其次,玄奘既宗护法,在这一旨趣之下,其对各家的称引及批评是否公平有据?我们未见原书,仅靠玄奘、窥基的片面之言很难判断。例如安慧在《成唯识论》中就是受批评最多的一位论师,但是现在我们对勘梵本,发觉有很多批评都是不确实的,或错置的,亦有一些是后世推演其说的(最明显的,莫如称安慧为一分家,主相见同种之说,安慧其实未言)。安慧如此,其他各家恐亦有此情形。所以今天我们得读安慧原典,至少可为安慧清理出他的本来面目,并对《述记》所传的安慧义作一厘定。
  然而,安慧《三十唯识释》的重要性不止此。首先,由于释中附有世亲《三十颂》的原文,这对世亲唯识思想的研究和格量旧译,便提供了最直接的佐证。从前我们以为玄奘的翻译最忠实,现在看起来仍有很多地方混有译者的观点在内。我们同意︰为了阅读上的便利,站在翻译的立场,句子的调动、字眼的增损,有时是必须的,亦是无可避免的;但若加工太过,或出于己意改造,便会影响原义。虽然,现在我们无法证明玄奘翻译时所据的原本即是今天我们所得的梵本,以此责彼,或有不公,但若以为全异亦是罔顾事实。因为揆诸实际,不可能一家疏释,即改写颂文一次,以颠倒本末。所以若假定梵本可靠,则玄奘的加工和改造便不可掩。例如第三颂,玄奘把阿赖耶识有两种不可知的表别译成“不可知执受、处、了”,论文据解遂成三种。又第十四颂,原文并未明白说出有不定心所的存在,玄奘乃特别为之补足。这些都可以说是各有功过。但至于把“转化”(pariṇama,转变)译为“能变”(第一颂)、把“(染污)意”译为“末那”(第五颂)、把识的转化就是分别理解为“分别”与“所分别”的见相二分(第十七颂),便可能是有意的改译或是受后期学说的影响所致。反之,比较起来,真谛的《转识论》虽非从颂文译出,意义亦不明朗,但却有很多地方与梵本相通。例如上文提及的“转化”,真谛的解释是︰“识转有二种︰(一)转为众生,(二)转为法。”又如染污意,真谛译为“执识”,说“此识以执着为体”,这即是第五颂“思量为自性”的翻译。由此可知,今日所见的梵本亦非不上承于古,而真谛译文的价值亦未可全部抹煞。
  其次,谈到安慧与世亲的关系,由于安慧的时代较早(约470~550,护法则为530~561,参看宇井伯寿《印度哲学研究》卷五),一般推测,他的疏解可能更接近世亲原义,后来疏家则因为资料愈积愈多,问题愈分愈细,精详虽或过于前师,但亦可能失去了世亲的本来面目。如《成唯识论》收列十家之文,《述记》《枢要》《了义灯》《演秘》《义演》《集成编》等,更为之推波助澜,结果使读者困扰于资料阵中,彷徨无所出。在此情形下,若能得一简疏以直探骊珠,指示方隅,自然是最有意义的事。现在我们照资料的性质看,安慧释是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的。一来安慧释的确先出,在时代上较接近世亲,应保存有更多的古义;二来安慧释文字简约,紧随颂文作解,达意即止,不尚支蔓,若干后世讨论极繁的问题,如识的转化(识变)问题、识的内部结构(相见等诸分)问题,安慧的答案都极简单;有些更全不触及,如第八识、第七识的存在论证,及三依(诸识活动的相互关系)、四缘(心心所起现的条件)之类。从后世的观点言,安慧释容有不足,但在究明唯识本义,与唯识思想初期的开展上说,安慧释的价值是无可代替的。尤其是安慧释的疏解方式,简明扼要,极便后学,所以后来再有律天(630~700)为他复注,最后并一起传进了西藏。现在西藏除收有这两项资料外,有关安慧的其他著述,如《辩中边论释》《大乘庄严经论释》《大乘五蕴论释》(即汉译《大乘广五蕴论》)、《中论释》,及《大宝积经论》等,均尚有流传,反而护法在唯识方面的著作,则全未发见,由此足证西藏对安慧学的尊重(据后期中观宗人所传,安慧是无相唯识(nirākāra-vijñānavādin)的代表人物,与陈那、护法、法称的有相唯识(sākāravijñānavādin)相抗,他们认为无相唯识与中观的立场较近,故亦较推重安慧。未悉是否与此有关)。若依我们上文的叙述,则亦可能是因为安慧能老实疏解前人的资料所致。
  正因为安慧能老实疏解前人的资料,所以我把《三十唯识释》译毕之后,忽然想到︰这亦可以是一本很好的唯识学入门书,因为它能够把唯识的本义揭示出来,顺安慧的疏解以观后人的广演,何者进、何者退、何者善巧、何者增益,等等升降分歧之道便历历可见。所以我决定在译文之后加注──并非文献上的注,这些注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已写下,而是加进义理上的注,以帮助读者了解,目的就是使它兼具一唯识学入门书的意味,使读者直承世亲,不受后世繁琐资料的干扰;同时亦可以去除门户之见,使唯识的本义大白于世。我认为祇有这样才可以免除唐贤徒然肢解名相的过失,亦是今日扶持唯识学发展的正道。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世亲唯识之原义定,一切即无异纲举目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