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失译经
指佚失译者名字的经典。又称无译或阙译。盖早期汉译佛典往往未记载译者之名，到苻秦‧道安编《综理众经目录》，始校定诸经题名及译者名。此可由《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所说得知。其文云（大正55‧108a）︰“又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插羯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虽然如此，当时译人名字不详者仍多。玆列举著名经录所载之失译数如次︰
（1）《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中，列出一四二部。
（2）梁‧僧祐更制〈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出三藏记集》卷四），认为失译经有一三○六部之多（其中当时犹存的有八四六部）。
（3）梁‧宝唱在其《众经目录》（《历代三宝纪》卷十五所引）中，揭举失译经三二一部。
（4）隋‧法经等的《众经目录》举出四三一部。
（5）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译经录列举后汉失译经一二五部、吴魏一一○部、西晋八部、东晋五十三部、西秦八部、北凉五部，合有三○九部。
（6）《大唐内典录》及《古今译经图纪》与《历代三宝纪》所载相同。
（7）《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一列大小乘失译经计四二四部。
（8）《开元释教录》列后汉失译经名一四一部，吴魏八十七部，西晋五十八部，东晋四十部，三秦时代四十一部，北凉五十三部，宋代三○七部，梁十四部，合七四一部。
◎附︰小野玄妙着‧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第二部第一、二章（摘录）
第一类所谓失译经，即指经本确由某人从梵夹翻译而成，但好不容易译成，却不知其译人之名。失译一语，亦具谓失译人名，即逸失译人之名之意。直言之，失译经即指译者不明之经典而言。其经典既已有译本，却不知译者之名，很令人不解。此乃因古时在所译经本中，并未恭署译者之名之故；另一方面，有关译经之记载亦付阙如，故后人无由得知经典之译者，于是乃有许多失译经出现。至六朝中期之统计，不知译人之名之失译经，其数量竟比知译人之经典多达二倍以上，故亦就无从着手查寻。（中略）
失译经之调查研究，在中国佛教经典传译史上，实须作最慎重之考索。因为逸失译人名之经典为数甚多，且多数属于传译初期之作；又据六朝中期梁代僧祐法师所作实际调查，显示失译经之数目已达知译人之经典总数之三倍；至六朝末期，编修《历代三宝纪》等经录时，乃作出令人难以想像之大胆裁断，将大部分失译经，分配予著名，甚至名不见经传之译人，作成欺人不实之目录，而因受此伪目录之累，造成中国传译史纠杂纷乱之局面，实已达无可救药之地步。有关此事，于前章译经史中已反覆言及。（中略）
自后汉，经三国、晋，至南北朝中期之三百年间，传译之经典有二千余部。其中知译人之名者，仅有四五○部左右，而不知译人，列属失译部者，达一千六百部以上。如此悬殊差数，似乎难以交代，然既为事实，则不可更改，而问题即由此发生。
据笔者之研讨，斯学始祖弥天道安法师最初之查定，实强而有力。而其后僧祐律师之集补，虽并未十分充实，然其记载较其他经录近于事实，则是确实之事。因此，欲寻访中国前代佛教经典传译之历史，必须以二师之语录作为衡量之基准。然二师调查所得失译经之数量，即如上述统计所述之多，对于此事应作何想法，即为第一个问题。
已如前述，除于卷末特书识语者，乃当别论外，古代之译经多未署记译人名而书写流传。如现存之初唐以前之古写经，无一于卷首署有译号者。此类自最初即不署记译人名而写传之经本，若别无其他确实记录，即造成逸失译人名之失译经，乃势所必然。道安将其收集而纂修综理《众经目录》时，花费多大苦心，亦可推察而知，而僧祐更搜集经本，为完成目录而努力，其功绩者实厥伟。二法师俱为搜集并勘定经本，而费万全研备之力，其结果不明者终究依然不明，故而多数经典悉列入失译经中。不可因数字庞大，而责其调查不充分，因为事实即为如此。道安之调查可谓已相当彻底，乃由尔后僧祐重作检讨，却并无多少新发现可资追补一事，得以证明。大凡类此学问之查究，一人进行所得，自不能尽得其实而未有一点遗漏。若干年后始发现某地有某人秘密写传经本之事，并非不可能，然自应有一限度，一时之间发现许多，则万无此理。
在此希望读者冷静地以常识判断者，亦即此点。前已曾屡次提醒注意，《历代三宝纪》以下诸经录对历代译经目录之记列，实无责任已极。无论如何，费长房等纂集之《历代三宝纪》，开欺人目录之例，自是罪无可逭，然后人却依然蹈袭前误，则更为不可，因为蹈袭实质上罪同初犯。《历代三宝纪》所作之谲诈事情，即将梁‧僧祐倾力查索，而断为译者不明之失译经一千六百余部，乃以不确实之伪目录为证据，而将其中之千几百部分配予安世高等前代之译经家。如此手笔，非寻常人所敢作，而费长房等人却行之毫不以为意，且假想为经目钜着，构划制作，此种胡思妄为，实令人瞪目结舌。
无论其人如何精心制作目录，而虚伪之事实终不可改，原形终将毕露。若经严谨之研查，真相必会大白于世，届时，其费尽心机，大事分配之历代译经目，仍须还原为道安、僧祐所调查确记之目录。如若任其贻误，势必不得善果，此乃情势所然，难凭私意而为。今即将此要领重覆申述，一言以见之！
第一，据统计所得之《出三藏记集》与《历代三宝纪》所载失译经数目之差，为一六一七对三○九之比，即有一三○八部失译经经重新分配于每位译人名下，自后汉至刘宋初期之译家皆有。失译经之译人，尔后于别写本之后语，或其他证据中得知其名，少数五部、十部自不无可能，然一时发现上百部千部，即使魔术幻影，亦不可变得。而竟全然漠视常识，如此胆大妄行者，唯有《历代三宝纪》对历代译经目录之记载。其所作胡行，实令人惊痛。
第二，其人大胆进行大事分配所凭借之证据为何？即汉时佛经目录、朱士行汉录、道祖录、始兴录等伪目录。此等目录，不会重现于隋代，而编者自身又怎可谓︰“所载目录虽可见于传记中，然早已佚失，并未亲睹其书。”真令人啼笑皆非。如此未曾亲见，有名无实之目录，却依然任意援引，而谓某人有几十部译经，或某人译出某经等等，更甚者为，当援引伪目录时，多数均明载某帝某岁何年何月何日译出之类清楚肯定之译经年月，实令人不可思议。外行人蒙于言辞，或可欺瞒一时，然不实之记录终难掩饰其阙漏，只要稍加诠索，虚假立可揭穿。
第三，如此将大量失译经分配予各译人之伪目录虽已完成，然本即为伪托之说，一经实际研查经本，则诬妄立可呈现而消弭。将三倍于知译人名经典之失译经，透过各时代，记入译人名下，而在分配之时，旧译之经分予古人，新旧之经分予近人，如此按时代配当，一时间令人信以为真者确实不少。经由道安编为失译经者，十九为西晋以前之古译，而僧祐新集之失译经，则大部分为东晋至刘宋初年之物。因此，将古译之失译经作为安世高、法炬等之作品，由内容而言，因经本本身即是古作，故难以遽下论断，卒然否定，而令人犹疑不决。不过，于当时仍不难辨别，因其任意选定于译人名下之经本数目太多，易将古译之经列入旧译时代之人，而旧译之经则列入古译时代之人，其间错误，一经研查实物，结果立可显出，而马脚亦随之暴露。如此煞费苦心之安排，见于吾人眼中，不啻为藏头露尾，由虚伪之中，何能生出真实？要之，攀附之竹终必离树，唯有将失译之经还原于失译经部中，始能了解传译史之真相。
第四，将失译经以时代别分配于后汉、魏、吴、西晋，乃至北凉，实为愚不可及之举措。既已不知译人之名，自无确知时代之理由。若分析其相异之特点，而就古译时代、旧译时代，笼统加以区别，非为不可，然若欲精确鉴查判定为后汉、三国、晋或凉等之译作，则不可能。道安与僧祐仅将之归纳为失译，并未作成时代之识别，因为按而不断方为正确。而费长房却敢于划分时代别，虽看是伟构创举，而实际为全然未经鉴查，妄自分配，遽下文字论断，如孩童游戏之行为。举一例言之，《大方便佛报恩经》与《分别功德论》等，拟之为后汉时之失译经，其实无论由那方面索查，结果均为东晋之作品，而作为后汉译本，实属子虚乌有。若此轻率作下之时代别，自无任何权威性可言。
第五，证据重于议论。费长房等分配予各译人之失译经，事实上并未得当，其理于前章传译史中，已适时在在言明。今乃精审失译经目，而追究其随意摘出失译经目中适宜之本，分配予各译人之真相。若将后节所揭载之表目熟览，即可领会其间原委。海市蜃楼并非实物，而历史史实则不可更易。失译经终究为失译经，岂是凭笔尖即可轻易置换之事？
费长房编修《历代三宝纪》之际，为失译经作下如此轻率之处理，而《大唐内典录》以下诸经录，虽曾多少加以删补增除，试作几分订正，然大体上仍蹈袭其说。即以《三宝纪》之分配为基础，由彼附以新译名之失译经，乃出人意外地署以安世高或其他译人之名现行；而以时代别区分之剩余之失译经，则各按上后汉失译、西晋失译等，行世至今。然则其为根本错误之目录，笔者明白指摘。为将此问题转为未来之实际问题，必须将由此种不纯之动机，而于隋唐以后新附以虚伪译人之失译经，及加以无稽之时代别之失译经之译号，作慎重地再检讨，为历史之传真，重编入原来之失译经部。若仍将现行大藏经之译号，照章全收，据以为中国佛教作历史性之说明，姑不论以往，而今后学术上研讨，则将如痴人梦语，毫无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