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巴利语（巴Pāli-bhāsā）
南方佛教圣典用语。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方的佛教圣典及其注疏等所用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是印度中期雅利安语中，初期地方语（Prakrit）之一。巴利（Pāli），原是“线”、“规范”的意思，后转用为圣典的称谓。如觉音将根本圣典经律论三藏称为“巴利”，而称三藏之注释为“义疏”。及至近代，始将三藏及注疏所用的语言称为巴利语。
巴利语与梵语（Saṃskṛta）属于同一语系，二者之语汇有五分之二同形；但巴利语在音韵及文法方面较简略，而且没有表记巴利语的特定文字，系使用各国的文字书写。其字母包括八母音（a，a，i，ī，u，ū，e，o）、三十二个父音（k，kh，g，gh，ṅ，c，ch，j，jh，ñ，ṭ，ṭh，ḍ，ḍh，ṇ，t，th，d，dh，n，p，ph，b，bh，m，y，r，l，v，s，h，ḷ），以及一空点ṃ。此等字母较之于梵语，阙梵语字母中的母音ṛ，r^!，ḷ，ī!，ai，au，父音ś，ṣ，以及止声Ḥ，而另加父音ḷ。
有关巴利语的由来，众说纷纭。锡兰佛教徒认为此语即古代的摩揭陀语（Magadhī），为佛陀说法及佛灭后的结集所使用。后摩哂陀忆持此语之三藏至锡兰，以锡兰语为三藏作注。觉音又依其注释而制巴利语的注疏。近代诸学者中，齐德斯（R. C. Childers）、马克都尼尔（A. Macdonell）等，皆承此说。然而由刻铭而得知的摩揭陀语，其主要特征与现今巴利语有不一致处。因此，布尔诺夫（E.Burnouf）及拉森（C. Lassen）皆驳斥此说。
此外，（1）戴维斯（Rhys Davids），以巴利语为北印度的通用语──拘萨罗（Kosala）语的文语。（2）韦斯特格德（Westergaad）等人，认为此语与基那（Girnar）的阿育王刻文之用语类似，是摩哂陀的祖国郁禅尼（Uj-jayinl）的方言。（3）弗朗克（O. Franke）根据碑文古钱等物研究，而主张此语乃行于以文底耶（Vindhya）山脉为中心的广大地方的语言，其中心地在郁禅尼。（4）欧登柏格（H. Old-enberg），指出此语与坎达基利（Khanda-giri）铭文一致，应是古时与锡兰有交通来往的羯□伽（Kaliṅga）的语言；穆勒（E. Mu|l-ler）亦取此说。
又，温蒂希（E. Windisch）及温特尼兹（M. Winternitz）、盖格尔（W. Geiger），皆以为巴利语并非某一地方的方言，而是以摩揭陀之古方言为基础的一种混合语。就中，盖格尔又主张巴利语的发展有四阶段，一为诸经中偈颂的语言，二是经典中散文的语言，三是藏外典籍之新散文的语言，四是新诗的语言。
西元1833年，巫潘（E. Upham）等人英译以锡兰土语书写的《大史》（Mahāvaṃsa），并刊行其著作《The sacred and historic-al works of ceylon》，开启巴利文研究的风气。1855年，华斯勃尔（V. Fausbo|ll）校订出版《法句经》（Dhammapada），为刊行巴利圣典的先驱。其后，欧洲、锡兰及日本等国学者，从事原典的校订及翻译者为数甚多。
有关巴利语的文法书，有库罗（B.Chough）的《Compendious Pali Grammar》（1824）、穆勒（Mu|ller）的《Beitra|gezur Kentnis der Pāli-sprache》（1867～1868）、尼耶那第洛卡（Nyanatiloka）的《Kleine systematische Pali Grammatik》（1911），以及立花俊道的《巴利语文典》（1910）、水野弘元的《巴利语文法》（1955）、长井真琴的《独习巴利语文法》。字典方面，有齐德斯（R. C. Childers）的《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1875）、戴维斯及史帖德（W. Stede）的《Pali-EnglishDictionary》（1921～1924）等书。
◎附一︰无忧〈巴利语文字简况及其佛典〉（摘录自《世界佛学名著译丛》{22}）
（一）巴利语的文字问题
巴利语是印欧语系，印度语族，柏拉克里特语的一个方言。它和吠陀语、梵语有着最近的亲属关系，是现代印度的许多方言和锡兰语的远亲。巴利语之所以著名，因为它是原始佛教的神圣语言，特别是南传佛教典籍是通过它被保存下来的。巴利语在印度中古时代，虽然只是一个地区的方言，但它的流行区域却十分广阔。佛陀住世时，就使用它来说法。中古时代，巴利语究竟在那些地区流行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是存在着比较分歧的看法的，但是把它肯定为印度西部方言这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意见。
原始佛典的编纂，根据一般传说，自西元前544年佛灭度后在王舍城的第一结集，西元前五世纪时在毗舍离的第二次结集和西元前三世纪在华氏城举行的第三次结集，都曾进行过编校审定的工作，当第三次结集时，在佛教史上还有另外的一件大事，是阿育王采纳了帝沙目犍连子长老的建议，决定派遣高僧到邻近地区和诸国去广布佛教，并任命了目犍连子长老组成一个包括十位长老的弘法使节团前往下列地区传教︰
（1）末阐提长老（Majjhantika Thera）︰往迦湿弥罗（Kasmīra ，即现在的喀什米尔）及犍陀罗□（Gandbara，约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拉瓦尔品地一带）。
（2）摩诃提婆长老（Mahādeva Thera）︰往摩醯娑曼陀罗（Mahis akamandāla，即现在南印度的迈索尔邦）。
（3）勒弃多长老（Rakkhita Thera）︰往婆那婆私（Vanavasa，在现在南印度孟买邦一带）。
（4）昙无德长老（Dhammarakkhita Thera）︰往阿波兰多迦（Aparantak%a，在现在印度的卡提瓦尔半岛一带）。
（5）摩诃昙无德长老（Mahādhammarkkhitathera）︰往摩诃勒□（Mahāraṭṭha，在现在印度的孟买一带）。
（6）摩诃勒弃多长老（Mahārakkhita Thera）︰往臾那（Yona，别译“益努”，即库那迦，约在萨尔温江和澜沧江河谷之间的一带地方，包括现在我国的西双版纳、缅甸掸邦、老挝北部及泰国北部的景迈、景先等地区在内）。
（7）摩诃末示摩长老（Mahāmajhima Thera）︰往喜马拉耶地区（疑即现在的尼泊尔、锡金、不丹、拉达克和我国西藏南部地区）。
（8）须那迦长老（Sona Thera）、（9）优多罗长老（Uttara Thera）︰往金地（Suvaṇṇabhū-mi，古金地，约包括现在柬埔寨、泰国、下缅甸、老挝南部及湄公河的三角洲地区一带）。
（10）摩哂陀长老（Mahinda Thera）︰往楞迦（Lanka，即今锡兰）。
据《大史》载，摩哂陀长老率领了伊提耶（Iṭṭhiya）、郁帝夜（Uttiya）、参婆楼（Sambala）和婆陀沙拉（Bhaddasala）等四位长老和僧伽蜜多的儿子苏摩那（Sumana）沙弥及盘杜迦居士（Bhaṇduka）等一行七人，还带去了这次所结集的三藏经典到锡兰去。如果这个传说性的记载是可靠的话，则摩哂陀既把三藏经典带去，很可能是已经用文字记录下来了的典籍，不仅是全凭口传心受的办法在锡兰传教的了。书写经典的文字，除了阿育王时代通行的婆罗米或驴唇体字母以外，不可能是用其它文字来写定的。锡兰所发现西元前二世纪古僧伽罗字母的山洞石刻，从字母形体的十分接近阿育王时代驴唇体字母这点来看，也可以算是一个有力的旁证，因此，把巴利语三藏的写定时代，算为西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似乎没有多大问题。另一个说法是，巴利三藏的写定工作，是在无畏婆吒伽摩尼王（西元前43至17）执政时期的第四次结集时才完成的。这次结集的举行约在西元前26年，以勒弃多长老（Rakkhita Thera）为上座，会集了大寺派长老五百人，在玛达雷（Matale）的灰寺（Alu-vihara）诵出了上座部三藏及注疏，并决定把经典用僧伽罗字母音译写在贝叶上保存（还有一个传说是，这次诵出的三藏是刻写在薄金片上，藏于灰寺里的石室内）。这一说法和上面的传说是互相矛盾的，因为摩哂陀既然已经把三藏带到了锡兰，为什么在第四结集时，还提到“诵出”三藏及注疏呢？既曰“诵出”，当然这时还不可能有已经写定的三藏和注疏，而且还决定了把它写在贝叶上加以保存，可见在以前将近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内，是并无写定的佛经存在的。以上的两种不同而又矛盾的说法，粗看似乎令人怀疑在第三次结集以前有过佛典的编定。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来推断，可以作如下的分析︰即第三次结集以前编定的经典，虽已具雏形，也许并未包括全部三藏，而只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摩哂陀带到锡兰去的可能就是这一部分的定本，其余部分仍是通过口传心受的办法来加以流布的。其次，这些经籍由于是用阿育王时代通行的字母所写，对于锡兰僧众，当然会带来一些不便，因此而有这一次结集的召集，并将三藏加以诵出会订，用本国自己的文字音译办法写下来保存，对于宣传教义将更会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僧伽罗语虽然也是属于柏拉克里特语的语言，它和巴利语又有著相当近的亲属关系，而且代表这种语言的文字形体，在中古时，基本上接近于阿育王时代的字母形体，其后历经演变而形成了现代的僧伽罗字母。但是它在语音系统上和巴利及梵语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主要的差异在于（1）元音系统内具有巴利和梵语所没有的长短□元音；（2）没有送气的清浊塞音kh，gh，ch，jh，ṭh，ḍh，th，dh和唇音ph，bh等音位；（3）没有舌后和舌面后鼻音ṇ和ñ。在它的全部长短元音符号十二个音位中有八个音位是和巴利语相同的，辅音的二十个音位则全部和巴利及梵语对等。自佛教传入锡兰以后，僧伽罗语首先受到了巴利和梵语的最大影响，特别是巴利语对它的影响，吸收了它所没有的音素，开始形成了现代僧伽罗语的雏形。自西元前一世纪末，锡兰首先用僧伽罗字母音译巴利佛典时，为了拼写巴利语而借入了它所没有的送气清浊塞音和唇音及鼻音等音位，同时并创制了一些二合字母的专用符号和某些略符。其后历经演变，原有的四个巴利语所无的元音字母变为十分罕用的音位，字母的形体也有改进，进一步形成了包括梵语和巴利语音素在内的现代僧伽罗语的混合型音系。
从以上的叙述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元前三世纪时的阿育王时代第三次结集时，上座部的巴利三藏重要部分，已有了用婆罗米或驴唇体字母的写本，这是巴利语开始有文字的最早历史传说。佛教传入锡兰以后，在西元前一世纪末的第四次结集中，巴利三藏又经过详细的勘校，并改用了僧伽罗字母书写保存。自是以后，以自己的文字字母采用巴利语音系排写佛典的办法，成为上座部佛教所用文字的不成文制度。所以后来在缅甸、泰国、柬埔塞、老挝等国和我国云南省傣族地区的音译巴利佛典的书写，就都是采用这个办法的。一方面用自己本民族文字字母拼写佛典，同时也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例如我国傣族及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诸国，除了有自己文字音译的巴利三藏外，还有意译的各种佛典。
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语言，除锡兰是属于印欧语系外，大部分属于汉藏语系，而柬埔寨高棉族和缅甸及泰国的孟族语言则是属于南亚语系的（我国的布朗族、崩龙族和卡瓦族，虽然他们的语言是属于南亚语系的，但在宗教信仰上，却使用傣语、傣文）。以上的这些民族语言虽然和印欧语系的巴利语及僧伽罗语全无任何亲属关系，可是却一律地采用了巴利字母表的音系，对自己语言中没有的音素，则适当地改变了读音，以求得和本民族语言特点适应。经过这样的改动之后，拼写和学习巴利佛典的目的固然是达到了，但是自己语言中的特殊音位，由于受到巴利音系的限制，没法在字母表中表达出来，于是只好再在字母表后附加上若干专为拼写自己本族语言的字母和佛经上的某些特殊符号。有的语言则干脆把拼写本语的一些字母符号不列在字母表内，避免和巴利字母表互相混淆。如我国的西双版纳傣文字母就有代表长短单复元音的二十三个符号是不列在字母表内的。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只有独立的语言还没代表这种语言的文字；另外一类则是不但有独立的语言，而且还有代表自己语言的文字。有文字的语言，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可能有着不同形体的文字符号，如汉文就历经了古籀、篆、隶等各个不同的阶段，但它们仍是代表着同一的汉族语言和音位系统。巴利语的发展情况和它不平凡的遭遇，在语言史上是一个十分突出而又奇特例子，原来代表这一语言的文字符号，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主要是说这种方言的印度民族放弃了它）而变得湮没无存，但是其本身的语音系统却因为上座部佛教的传播，不但是在和它有着亲属关系的僧伽罗语里，而且还在许多非亲属关系的语言中，获得发展和保存的机会，形成了信仰上座部佛教所用的各种不同文字的共同语音系统，这完全应归功于巴利原典所起的凝固作用。语言学界许多年来关于巴利语的有无文字的不同认识，也就是由于这个特殊现象所造成的。说它没有文字的理由，是在于原始代表巴利语的文字符号已经湮没，现存的拼写巴利语的各种文字，是其它各民族的文字符号，不能看成是巴利文；说它有文字的理由，则是好些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国家或民族，一向是用自己的文字符号来拼写巴利原典的，当然应当算为巴利文。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一种语言如果没有过代表它的文字符号，自不可能产生出一套完整的语音系统来，因为语音系统总是通过对具体语言各音素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之后，才能用某些代表它们的符号而制定出来的。原始的巴利文字符号虽然已无记录，但是从它的语音系统存在的这一客观事实，完全可以说明曾经有过代表这种语言的文字。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不能看到而已。
◎附二︰水野弘元着‧许洋主译《巴利文法》第一章、第二章（摘录）
巴利语是什么
巴利语是现在流行于锡兰、缅甸、泰国、高棉、寮国等南亚地区的南传佛教的圣典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被称为巴利语，是十二世纪以后的事。在那个时候以前，这种语言叫做摩揭陀语（Magadha-nirutti或Magadhika-bhasa）或根本语（Mūla-bhasa）。摩揭陀语是恒河中游地域摩揭陀（Magadha）地方的语言，而根本语是人类最初使用的根本语言。这种语言之所以称为摩揭陀语，是因为一般相信，佛教的创立者佛陀自己以这种语言，在摩揭陀为主的地方教化说法，因而成为南传佛教的圣典语。但这种语言之外，另有叫做摩揭陀语的语言存在，它才真的是摩揭陀地方的语言，或许因此以后才没有称巴利语为摩揭陀语，也才没有用根本语这个名称。
就语言系统而言，巴利语是Prakrit语的一种。Prakrit语是中期印度雅利安语的总称；它是西元前六世纪到西元后十一世纪，通用于印度的雅利安人的民众语。关于Prakrit语的意义，有种种说法，但根据最普通的主张，Prakrit（＝Pkt.）是与 Sanskrit（＝Skt.即古典梵语）相反的语言︰古典梵语是根据Paṇini的文法制成的人工语、雅语、标准语，而巴利语是没有人为成分的自然语、俗语、民众语。二者都渊源于古代印度的吠陀语（Vedic＝V.）及其他古代日常用语，所以古典梵语和各种Prakrit语之间，或各种Prakrit语之间，在语言上，有极密切的关系。顺便一提，各种Prakrit语被称为中期印度雅利安语，而吠陀语和古典梵语为古代印度雅利安语，Prakrit语以后到今日的各种印度雅利语则为近代印度雅利安语（中略）。
巴利语的四个阶段
在全部的Prakrit语中，历史最久、保持各时代的文献的，只有巴利语。巴利语从它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二千多年。其中可看到与其他语言显然有别的、巴利语特有的语言特征。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巴利语本身也有若干发展变迁的阶段。现在可大体区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圣典偈颂（韵文）中的巴利语，到西元前三世纪为止。
（2）圣典散文中的巴利语，到西元前一百年为止。
（3）圣典注释书类的巴利语，以五、六世纪为中心，其前后数百年间。
（4）后世诸文献的巴利语，从十世纪到现在。
巴利圣典中的偈颂，并非全属第一阶段的古老巴利语，其中也有新的。又古偈颂也不一定原封不动地传承原形，也有部分多少遭受变化，因此失去原形，以致现在意义反而不通的也不少。关于这点，从其他俗语，佛教梵语和梵语等的佛典找出相当于巴利语的偈子，并加以比较，可以得知。如前所述，在巴利语的古偈颂中，好歹可发现与吠陀语共通类似的古形。但其中，由于音韵的关系而语句被省略，又没有注释书，所以也有些地方很难读懂。
第二阶段的部分比前一阶段合乎文法，文章平易畅达。这一层的语言接近西元前二、三世纪时的语言；这点，从把它和当时各种刻文的语言加以比较，即可得知。
第三阶段的巴利语，使用于圣典的注释书类、教理纲要书、史书类等。又圣典时代与注释书时代之间的文献用语，也可含摄于这一层。这个阶段的巴利语，在各时代的巴利语中，最洗练整备，其文章也简明流畅。
第四阶段的巴利语，从各方面看，完全不统一，多且杂。第一、第二阶段的巴利语，成立发展于印度本土──是巴利语所渊源的日常语的流行处。第三阶段的巴利语，在印度或锡兰岛，也为许多印度本土出生的学僧所使用，因此其语言的使用极容易，文章也很流丽。然而，第四阶段的巴利语，以锡兰岛为中心，后发展于缅甸、泰国等，在时代上，在地域上，为与巴利语关系疏远的人所使用，所以它自然不得不变成很造作的语言。
助长这种倾向的是，在这一期的巴利语中，锡兰语以及锡兰对岸的印度达米尔语，也都采用梵语的要素。在前三阶段，巴利语几乎看不出有受到梵语的直接影响的迹象。然而，在锡兰岛，从十世纪起，国王、大臣、僧侣等知识分子研究学习梵语梵文。这是受到印度本土，四、五世纪以后，梵语被一般用为公用语的风潮影响所致。加上六、七世纪以后的锡兰流行使用梵语典籍的大乘佛教，这或许也促进锡兰使用梵语。如是，著于十世纪以后的第四阶段的巴利文献，在其语汇和连声（sandhi）中，出现了从来不见于巴利文的梵语成分。kiriya（作用）变成kriya，arammaṇa（所缘、对象）变成alambana，这是巴利梵语化的例子。
尤其这一层的偈颂类，既模仿古代层的巴利韵文，又应用梵语的作诗法，而且不像第一期的偈颂那样，流露出天真烂漫的纯情，全部是人为造作、形式化的作品，其章句也常晦涩难解。其中也没有见于以前各阶段的畅达性和纯真性。
顺便一提，南传佛教诸国的僧侣之间，在今日还用巴利语交换彼此的意见，因此新造了对应西洋近代语的巴利语，以致巴利语的语汇逐渐增加。
［参考资料］ 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の成立史研究》《バ─リ语の故乡と原始教团の发展》；佐佐木现顺《阿毗达磨思想研究》；《欧米の佛教》；《根本佛典の研究》；W.Geiger《Pali,Literatur und spr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