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慧遠(334~416)(1)


  晉代高僧。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今山西省崞縣東部)人。他從小好學,十三歲(346)就隨從他的舅父遊學洛陽,習儒家典籍,及老、莊之學。二十一歲時(354),他原想到南地從豫章名儒范宣子去隱居,適值戰事,道路不通,沒有成行。時高僧釋道安在太行恒山建寺弘法,名聞各地,他前往參見,極為推崇,從之出家。從此,他常以立宗弘法為己任。勤誦精思,晝夜研習,對於道安所倡弘的般若之學特有會心,登壇講說,聽眾悅服。道安也特加器重他,認為佛法在中土,將因他而得到更好的弘傳。晉哀帝興寧三年(365),他隨道安南遊樊沔。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襄陽被苻秦軍隊攻陷,道安為秦軍所獲。慧遠帶著徒眾南行,到了潯陽(今江西九江巿),愛匡廬峰林清靜,就定居下來。他初住匡山龍泉精舍,別置禪林,帶領徒眾修道。
  慧遠繼承其師道安的遺志,熱忱弘法,有感於南地佛典未備,特遣弟子法淨、法領等西出流沙,遠求眾經。聞有西僧來華,便殷勤咨訪。太元十六年(391),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南遊到了潯陽,他就迎之入山,請譯《阿毗曇心》《三法度》兩論,並為兩論作序,標舉宗旨,推重提倡,遂開南地毗曇學的端緒。安帝隆安五年(401),龜茲沙門鳩摩羅什到了長安,他即遣人致書通候,後常向羅什尋問經典和大乘深義。羅什亦讚許他的好意,往返酬答,互相切磋。原在廬山親近他的道生、慧觀等,都受了他的影響,相繼北行入關向羅什問道。晉室重臣桓玄,威震一時,過潯訪晤,欽佩慧遠之為人,致書請他罷道從政,他答辭堅決,不為所動。玄後下令甄別眾僧,加以裁汰,獨尊「廬山為道德所居」,視為例外。又欲令沙門一律對王者盡敬,先寫信給慧遠,徵求意見。他懇切作答,提出異議,同時撰〈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桓玄終於感悟,沒有堅持執行。這次爭議,在中土僧史上留下了極深遠的影響。當時名僧多聚居廬山,各地清信之士,亦多望風來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都來廬山從慧遠遊止。元興元年(402),他率眾於精舍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立誓,期生淨土,結白蓮社,一時參加的達一二三人。義熙元年(405),鳩摩羅什在長安譯《大智度論》一百卷告成,姚興特遣送論書,請他作序。他以此論文繁義隱,不易研習,乃加以刪節,約為二十卷,並為序文,以便初學。先是罽賓律師弗若多羅在長安譯出《十誦律》,沒有譯完而去世。慧遠聽說有曇摩流支來華,亦精於律藏,就致書勸請補譯,由是《十誦律》得有完備的譯本。他又一再遣使到長安,迎中印禪師覺賢到廬山,勸請傳出禪經。及知覺賢在長安因誤會被擯,他就寫信給姚興和長安僧眾,為之調解,使所傳之學繼續在南地弘播,不受影響。由是中觀、戒律、禪、教諸典以及關中勝義,都仗慧遠的熱心而流播南地。
  慧遠隱居廬山,歷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巿,平時經行、送客常以虎溪為界。義熙十二年(416)卒於東林寺,年八十有三。潯陽太守阮侃,在廬山西嶺營壙安葬,門下著名文士謝靈運為撰文立碑,廬山東林寺就因為曾經是慧遠率眾行道之所,遂成為中國著名的佛教淨土宗發源地之一。
  慧遠從道安受學,長於般若。他在荊州時曾據師義破斥道恒所執「心無」之說。既定居廬山,感概南地佛典未備,多方訪求,所涉頗廣。僧伽提婆在廬山譯講毗曇,極推重《三法度論》,慧遠於此書亦很有領會。自是,他的思想常出入於空有之間,在他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明報應論〉諸篇上,都可略見其宗旨。他對於佛家視為宗極的涅槃,理解作「生絕神冥,形盡神存」的境界,其所謂「神」,即是精極為靈,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因此也不可能以語言來表達。又說人生由化而有,形和神雖各殊,而相與為化則渾為一體;然形只是桎梏,而神卻有暗中轉移的妙用,可以從這一形體相迭傳附於另一形體,有如火之可由此薪傳於異薪一般。火薪相傳這個比喻在當時原為常談,而他開始用傳於異形來解釋,具有自此傳於彼的意義。這和犢子部執勝義我為不可說法,雖執受五蘊而又有解脫可能之義很相近,顯然是受了僧伽提婆譯講《三法度論》的影響。他說到入道之要,則主張依悟徹以求反本。所謂反本,意指不以情累其生,不以生累其神。而欲遣除塵累,必有待於運用禪觀,究生化之源,永息流轉,使神靈絕境,這就是所謂悟徹。他在廬山昏曉行道,致力禪觀,祈向淨土,都可視為他基於這一思想的實踐。後來,他接觸到羅什的譯籍,又迎請覺賢傳出禪經,研習中觀,兼究寂照相濟的說法,很得歸宗無相之旨。但他晚年談到法性無性和禪智究竟時,仍舉火傳不息,以及形累、神化等說,可見他的根本思想還是保留著,沒有完全改變。
  慧遠初事道安,即以建立教法宏綱為己任,以後他更推廣此意,欲根據教法移風易俗。他以為出家的人號為沙門,在於能破習俗的愚暗,教導有情轉向覺道。因而主張出家修行,即和處俗一切以世法為準則有所不同,應高尚其事,不敬王侯,才能變俗以達其道。而化導世俗,在先示以罪福報應,使知去惡從善,期易於啟發覺意。他自己隱居廬山率眾行道,以身作則,在當時確已獲得相當的影響。特別是他所主張的,以罪福報應導俗和以禪觀念佛入真的見解,對於後世的影響尤其深遠。像他所倡行的念佛法門,原是用觀想功夫,到了曇鸞以後就側重稱名,形成淨土一宗。導俗入真,固不能逸出於慧遠的遺規,所以後人仍追奉他為淨土宗的初祖。
  慧遠的著述見於著錄的,有《大智度論要略》二十卷、《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並羅什答》三卷、《法性論》兩卷、《集》十卷,現僅存《問大乘深義》,改名《大乘大義章》,其餘都已散佚。惟《出三藏記集》《弘明集》《高僧傳》和《廣弘明集》都收載有他的一部分論、序、贊、書。
  慧遠的門下頗多,以隨他一同出家的慧持,及弟子慧觀、僧濟、道祖、曇邕、僧徹最為著名。慧持係慧遠之弟,十八歲隨慧遠共事道安,後同居廬山。曾到建康,參校《中阿含經》譯文。隆安三年(399)入蜀為成都道俗所推重。義熙八年(412)卒於成都龍淵寺,年七十有六,遺囑誡勉務嚴律儀。他的近侍弟子道泓和曇蘭,都能傳經繼軌。慧觀本姓崔,清河人,少年出家,遊方參學,中年以後到廬山從慧遠受業,羅什入關,他又北遊諮訪異同,辨勘新舊,精思入微,撰〈法華宗要序〉,深得羅什稱許。後隨覺賢同到廬山,又一同到荊州,轉赴建康住道場寺。他精通《十誦》,廣習諸部。著有《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十喻序贊》及諸經序等,卒年七十有一。僧濟,通大小諸經及世典,長於講說,太元中入廬山受學,特蒙慧遠賞識。後以感疾,專志淨土,卒年四十有五。道祖,吳國人,少就台寺依支法濟出家,精勤務學。後與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受戒,慧遠稱其易悟。道流撰《諸經目》,未就而卒,他為之完成。曾至建康瓦官寺講說。憤桓玄欲使沙門禮敬王者,還歸吳地台寺。玄欽重其為人,令郡官送他來京,他托病拒絕,元帝元熙元年(419)卒於台寺,年七十二。曇邕本姓楊,關中人,少仕苻秦為衛將軍,曾隨軍南征,後回長安從道安出家。道安逝世,即南遊師事慧遠。不避辛勞,為慧遠入關致書羅什,往返傳達,十餘年間不負使命,廬山和長安在當時能聲氣相通,全賴他出力,後卒於荊州竹林寺。僧徹本姓王,寓居襄陽,年十六入廬山受業,遍學眾經,尤精般若,講《小品》詞旨弧,為同學所推服。他兼長賦詠,落筆成章,慧遠以散亂之言皆屬違法,遂不復作。後南遊荊州,歷住江陵五層寺、琵琶寺,一時名流多從受戒法。劉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卒,年七十。此外,曇順,黃龍人,少曾從羅什受業,後師事慧遠,長於義學。南蠻校尉劉遵在江陵建竹林寺,物色住持,慧遠特命他前往。其弟子襄陽僧慧傳其學,善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諸典,齊初任荊州僧主,和當時名僧玄暢,並稱黑衣二傑。法安,以戒行著,兼習禪業,善講說眾經。慧要,通經律,尤長巧思。以廬山缺乏刻漏報時,他就山泉創制十二葉芙蓉,順著泉水流轉以定晝夜六時,未嘗差失;傳說他嘗作木鳶,能飛行數百步。道汪本姓潘,長樂人,綜習經律,尤精《涅槃》,後被迎住武擔寺為僧主。道溫本姓皇甫氏,安定朝那人。初師事慧遠,後北遊長安問學於鳩摩羅什,善大乘經,兼通數論。劉宋‧孝建間(454~456)被召住宋都中興寺,大明年間(457~464)任宋都僧主。曇詵,長於義學,著有《維摩注》及《窮通論》等。(游俠)
  ◎附一︰湯用彤〈釋慧遠之地位〉(摘錄自《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一章)
  夫教化之體,在能移風易俗。釋慧遠德行淳至,厲然不群。卜居廬阜,三十餘年,不復出山。殷仲堪國之重臣,桓玄威震人主,謝靈運負才傲物,慧義強正不憚,乃俱各傾倒。非其精神卓絕,至德感人,曷能若此。兩晉佛法之興隆,實由有不世出之大師,先後出世,而天下靡然從同也。暨乎晚近,釋子偷惰,趨附勢利,迎合時流,立寺以勒建為榮,僧人以恩賚為貴。或且外言弘道,內圖私利。日日奔走於權貴之門,號稱護法,不惜聲譽,而佛法竟衰頹矣。提婆之毗曇,覺賢之禪法,羅什之三論,三者東晉佛學之大業。為之宣揚且特廣傳於南方者,俱由遠公之毅力。慧遠受道安之命,廣布教化,可謂不辱師命矣。《僧傳》云,安公在襄陽分張徒眾,各被訓誨,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勖,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嗚乎,和尚可謂能知人矣。
  ◎附二︰〈慧遠簡介〉(摘錄自《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
  慧遠一生大體上和東晉同始終,是東晉時繼道安後的佛教領袖。他的佛教活動和哲學思想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據《高僧傳》〈釋慧遠傳〉的記載,曾集為十卷五十餘篇。但今多佚失。現存的有〈沙門不敬王者論〉、〈明報應論〉、〈三報論〉等論文五篇,各種序五篇,書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銘、贊、記、詩等,主要收集在《弘明集》《廣弘明集》和《出三藏記集》中。
  慧遠的一生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出家前的求學活動。他曾遊學河南洛陽等地,閱讀儒家、道家的典籍,這對他後來佛教思想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第二階段是跟隨道安的二十五年。慧遠出身於仕宧家庭,由於政局動蕩,產生避世思想,終於歸依道安。慧遠接受佛教教義之後,思想發生重大變化,認為「儒道九流,皆糠□耳」。(《高僧傳》本傳)慧遠的佛教思想也屬於般若學的本無派,並且善於引用老莊解釋般若學,深得道安賞識。道安曾讚嘆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同上)公元377年,苻丕攻陷襄陽,道安被留後,慧遠經荊州到了廬山。
  第三階段是到廬山後,直至老死的三十多年。這也是慧遠開展多方面佛教活動的主要階段。在這一時期中,他廣泛結交文人名士、朝廷權貴,以至皇帝,書信往來不絕,關係極為密切。因此,他雖然身不出廬山,而在上層社會中有著很大的影響。
  在佛教理論上,慧遠主要是繼承和發展了道安的思想,著重地發揮了佛教三世報應和神不滅的理論。他從道安的本無說出發,進一步闡述了佛教所謂的最高實體和最高精神修養境界的關係。他在《法性論》(殘篇)中說︰「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這是說,佛教的最高實體和最高精神境界在實際上是二而一的東西,也就是說,人只要體認到「空」這個最高的實體,也就認識了自己的本性。這是他佛教出世主義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慧遠還從「至極以不變為性」論點出發,進一步發揮了神不滅的理論。他說︰「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沙門不敬王者論〉)意思是說,神(精神、靈魂)能感應發生一切事物和變化,但神本身是「無生」的、不變的,因而神也是「不滅」的、「不窮」的。他這個所謂不生不滅的神,也就是他為輪迴、受報,以至成佛所尋找出來的主體承擔者。慧遠篤信靈魂不滅,又深怕陷入生死輪迴,所以一心嚮往超脫輪迴,投生西方淨土佛國。因此,他與當時許多文人名士一起結社,建齋立誓,奉行息心亡念、心注西方、觀想念佛,即所謂念佛三昧,作為實現往生淨土的修持方法。這也是以後淨土宗的先導。
  此外,慧遠到廬山後深感江東一帶佛經不全,禪法缺乏,律藏殘缺,於是派弟子法淨、法領等西行求經,取得不少梵文經本。經他組織翻譯,毗曇學和禪法的經典在江南得以廣泛流行。這也是他在佛教史上的一大貢獻。
  ◎附三︰呂澂〈慧遠之學〉(摘錄自《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四講)
  慧遠(334~416),少年時代對於儒玄即有很深的研究,傳記中說他「博綜六經,尤善莊老」。二十一歲,依道安出家,在道安門下稱為上首。公元377年,道安在襄陽被劫往北方,他就離開道安往江東了。約從386年左右,他定居於廬山,一直到死。
  慧遠之學得自道安的究竟如何,這很難具體地說了。公元391年,僧伽提婆到廬山,受請譯出了《阿毗曇心論》和《三法度論》。因此,慧遠受到了新譯的影響,寫了《法性論》闡述自己的思想。論旨針對舊說泥洹只談「長久」,未明「不變」,所以特為闡發「不變」之義。論文已佚,有些著作引用它的主要論點是「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見《高僧傳》),「至極」和「極」,指的泥洹,「體」說證會,「性」即法性。泥洹以不變為其法性,要得到這種不變之性,就應以體會泥洹為其宗旨。當時慧遠尚未接觸羅什所傳大乘之學,而在研究中就有此與大乘暗合的見解,實為難得。所以後來很得羅什的稱讚。
  細究起來,慧遠這一思想還是從僧伽提婆介紹的毗曇獲得的。他在〈阿毗曇心論序〉裏說︰「己性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一切法的自性決定於它自身的「類」,從同類法看到的自性就是「不變之性」;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纔能說有「至當之極」(即涅槃)。《心論》是依四諦組織的,何等法歸於苦集,何等歸於滅道,都由其法「不變之性」而定。明白了法性不變,從而有所比較分析,然後纔能通達至當之極。瞭解無上之法乃是滅諦。後面還說,「推至當之極,動而入微矣」。順著至極這條路前進,即可與道相應。《心論》講到道諦,以「見著而知微」來形容,即是從道諦與涅槃處處相應而說。看到至當之極,順著道走,即愈走愈近,「動而入微」。由此看來,《法性論》的思想還是出於《心論》。認定一切法實有,所謂泥洹以不變為性,並不是大乘所理解的不變,而是小乘的諸法自性不變,也是實有,此為小乘共同的說法。
  另外,元康的《肇論疏》還引到《法性論》這樣幾句話︰「問云︰性空是法性乎﹖答曰︰非。性空者,即所空而為名,法性是法真性。」這說明性空與法性不是一回事。性空是由空得名,把「性」空掉;法性則認「性」為有,而且是法真性。這裏所說的「性空」,顯然是他老師道安的說法,所謂「照本靜末,慧目以之生」的思想;而所謂法性不變,則是受了《心論》的影響。慧遠把性空與法性看成兩個東西,與道安把兩者看同一義的不同。
  慧遠從承認法性實有這一基本思想出發,對涅槃實際內容的看法,也貫徹了這一精神,他用形神的關係來說明涅槃,主張「形盡神存」。具體的說,就是「不以情累生,不以生累神」。在人的生死流轉中,他承認了有一個主體「人我」;「人我」所以有生死之累,乃由情等所引起,故須除煩惱,斷生死,纔能入涅槃。所以他說「生絕化盡,神脫然無累」。「化盡」即指自然的超化(超出流轉)。只能斷絕生死,超出流轉,「神」(人我)纔不受物累。最後他還是承認「神」的永恒存在(此即泥洹不變)。這一思想和《三法度論》裏的承認有勝義人我完全相通。
  以上是慧遠在公元391年以後的思想,過了十年,即401年,鳩摩羅什到了關中,不久,慧遠就「致書通好」,羅什也回了信。羅什最初譯的《大品般若經》和《大智度論》,都送給慧遠看過,並請他為《大智度論》作序。他對《智論》用心研究,遇到論內思想與他原先理解不一致的都提出來向羅什請教。羅什也一一作了答覆。這些問答,後人輯成《慧遠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並羅什答》三卷,後又改名《大乘大義章》保存至今。從這裏面看出慧遠的疑問都是在他把法性理解得實在有關係。羅什解答中很不客氣地指出了他的錯誤,辨明「法無定相」。以為對於佛說之法不能死執,而應理解為「無定相」。慧遠卻恰恰相反,承認法我,認為佛說法有定性,把佛說法執死,所以羅什批評他是「近於戲論」(見《大乘大義章》卷中問答四大造色)。
  經過羅什的解答,慧遠的思想看來並沒有發生很大變化。當時桓玄專政,限制佛教,「沙汰」沙門,並要沙門「禮敬王者」,慧遠曾對之力爭,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其中提到沙門「不順化以求宗,冥神絕境,謂之涅槃」。他以為出家人的宗旨,是與世俗處於生死流轉(即「化」)的情況相反的。「絕境」是「涅槃」,無境可對,「冥神」就是使「神」達到一種不可知的超然的情景,並不是說「神」沒有了。這實際仍然是《法性論》的思想,根本沒有轉變。
  姚秦本來相當鄭重地請慧遠為《大智度論》作序,但慧遠認為論的譯文「繁穢」,特加以刪削,成為《大智論鈔》才寫了序文。這是他的最後著作,可以從中看出他思想的總結。
  他序明《智論》的要點是︰「其為要也,發軫中衢,啟惑智門,以無當為實,無照為宗。無當則神凝於所趣,無照則智寂於所行。寂以行智,則群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由般若的思想來理解性空,就是中道。他「以無當為實,無照為宗」,即有對象而不執著,有所理解而無成見。不執著對象,則般若的主體「神」即可專注於洞察;不抱有成見,則「智」於所行的境界安靜不亂。由此去掉各種邪妄思想,消滅了是非,又還統一於二諦,各得其所。
  接著他對做到「無當」、「無照」的方法作了介紹︰「請略而言︰生途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依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回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即之以成觀,反鑒以求宗。鑒姑塵累不止而儀像可睹,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般若的智慧與一般智慧不同,扼要地說是這樣的。「生途」(生滅這一邊的現象)是沒有起點的,生滅變化之構成,在於它們之互相依待,互為條件。所謂生,即是從無而有;所謂滅,就是從有而無。由此推論,可知有與無在一法上的交替乃相互相待而言,並非於此一法之外另有甚麼有無。生滅也是如此,同屬於統一的變化,這就是空,就是無所主宰。這樣形成自己的觀點,自我反省,使之無塵可染,即可得到真正的旨趣。──這些看法雖然也講到了「空」、「無主」,但骨子裏仍承認法為實有,且有生住異滅的作用,並沒有超出小乘理解的範圍。繼之說到「主觀」(鑒)方面,只要能「明」,即可不沾染汙而瞭解事物之動靜儀態,深刻地理解諸法名實的關係。這些說法,也不完全是大乘的。
  他又說︰
  「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天然,則法無異趣,始末論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遊其樊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不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為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
  他認為有就是有,這是執著於有;認為無就是無,這是執著於無。以有為有,實際是非有,以無為無,實際是非無,這類有無執著都應該去掉。為甚麼呢﹖無性之性,就叫做法性;法性無性,只是有了因緣才有所謂「生」。因緣所生本自無相,所以雖然是有而實際上是「常無」。因此,這種「常無」也並非是絕對的沒有。譬如以木取火,因緣所生,相傳不熄,火的現象是有的,但不能說其為實有。這樣看來,法性沒有差異分別,始終都是空的,有無雖然看起來相反,事實上仍可在一法上並存。由此,他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以為認識到這些道理,心思既不會再有甚麼思慮,智慧也無所攀緣。這種以無性為性的說法,顯然是受道安的影響,也接近於中觀的思想。但他卻仍然把無性看成是實在的法性,那就還是他原來《法性論》的主張了。
  慧遠這種思想,既與其本人的學歷有關,也與當時一般思想潮流相應,因為當時所能理解的大乘佛學,到此水平也就算是究竟了。
  〔參考資料〕 《梁高僧傳》卷六;《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卷十五;《歷代三寶紀》卷七;《大唐內典錄》卷三;《廣弘明集》卷十五、卷二十七、卷三十;方立天〈慧遠評傳〉(《中國佛教研究》上冊);任繼愈編《中國佛教史》{2};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2};R. H. Robinson著‧曇昕譯〈釋慧遠〉(《諦觀》雜誌第四十七期);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