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房山石经
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经。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旧称白带山，又称东峰）。由隋‧静琬（？～639）发起刻造，历经隋、唐、辽、金、明五个朝代，前后达千余年始完成。
幽州智泉寺静琬（又作知苑、智苑、净琬），于北魏武帝及北周武帝大肆废佛后，恐大法湮灭，乃决意继承其师南岳慧思之遗愿，石刻经典，以作为将来复兴佛教之依据。隋‧大业年间（605～617），在隋炀帝皇后及其弟萧瑀协助下，着手刻经。首先开凿房山岩，营造石室，磨平四壁雕刻经文，或将岩石凿成方形，磨平表面，于其上镌刻经文，再放置于石室中，或埋藏在塔底下，若石室已满，则封锁入口。据考证，静琬尝刻《涅槃经》《华严经》《维摩经》《胜鬘经》等经。其后，有导公、仪公、惠暹、玄法等四代弟子继其业。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及佛教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百余部，经石四千余块。唐末会昌废佛及五代战乱时，石经的刻造乃暂陷于停顿状态。
至辽代，继续刻造，依石经拓片题记来看，仅道宗于清宁二年（1056）至太安九年（1093）三十余年间，即刻有一六一部六五六卷，经石（除缺佚外）约一０八四块。金代续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河北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人，镌刻《大教王经》等密教经典。明代朝廷曾整修云居寺与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为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不少石经，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
石经山上现已发现的藏经洞共有九洞，分上下二层。下层自南而北有第一、第二洞，上层有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是第三、第四洞，左面依次为第六、七、八、九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开凿最早，称为石经堂。另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还辟有一地穴，埋藏石经，上面建有压经塔一座镇之。
依据近代的发掘与整理结果显示，房山石经计有大小经版一万五千余块，所刻佛经约一千余部，三千四百多卷。现已拓片者有三万余张。房山石经虽非一部完整的大藏经，但具有与各版大藏经不同之特点。如（1）保存有五十种以上的各版大藏经所不存之经籍。（2）绝大部分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不仅是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亦是中国书法与雕刻之精品。（3）经文后所附约六千则施刻人题记，有明确纪年者约四分之一，由此等题记，可反映出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部份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工商业发展情形。（4）由题记中所提及职称、官衔、城镇名称等，对于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及政治区域规划、乃至佛教历史等，皆提供可贵的参考资料。
自1956年开始，大陆中国佛教协会即对云居寺石经山藏经进行发掘与整理工作，拓印所有的碑刻和经石，前后历时三年完成。之后并成立房山石经研究小组，专门从事研究与编目整理，达数十年之久。至1993年为止，并出版辽刻部份十七册。
◎附︰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摘录自《房山石经之研究》）
经石保存情况
有关房山经石的保存情况，过去仅知概貌，缺乏周密的统计和整理，致使不少文章和著作中，对经石的数量和内容编目的说法迥异，各持己见，误差有时竟达数百条以上，根据1956至1958年的勘查、拓印和整理，已得到较准确的数目，总计有一五０六０石，其中完好经石一四六四０石，残经石四二０石，洞外各种碑铭八十二石，刻佛经种数为一０二五种（残经残片除外）。现在这些刻石分别保存在小西天九洞和云居寺文物保管所内。
藏经九洞位于白带山山腰中，南北向，大部为封闭式，洞门封锢，里面叠藏经版，仅雷音洞为开放式，面积也最大。它前面有窗，内有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撑洞顶岩石，石柱各面雕有佛像，共一０五六躯，故称千佛柱，为隋代遗物；洞作不规则的方形，每面十公尺左右，静琬最初所刻石经一四六块，就镶嵌在四面壁上。辽金以后，由于山上藏经洞已逐渐被经版填满，所以后刻的石经就埋在压经塔下了。
石经的价值
概而言之，这里所保存的一千余部、一万多石的石经，不仅对研究我国的佛教兴衰、佛教经籍有很高价值，并为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古代北方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提供了一批重要而丰富的原始资料，也可以说已成为世界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就其所包含的经文、经末题记以及有关刻经石刻等几方面内容，概要地介绍一下石经的作用︰
从经文来说
现今我们所常见的佛教经文有印刷本、手抄本和石刻佛经。自然，要以印刷本最为方便通行。但从资料的准确性上看，却以石经为最佳。如前所述，房山石经的镌刻始于隋代，大部分完成于辽金以前，比现存明清时代刊本和木刻《龙藏》至少早几百年。但由于石刻的特点是一次刻就后可以长期保存，千百年不变，能保持当时原貌，不至有辗转抄刻之讹，又可以免除后代附会之疑，故最为真实可靠，最有价值。如隋唐时代曾译大量佛教经文，即因镌刻于石而保存至今，这对我们研究隋唐佛教典籍，无疑是极其珍贵的。
石刻佛经因其具有上述特点，故对校勘历代木刻藏经的脱误有极重要价值。如我们从唐初玄导石刻《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上发现一篇〈经序〉，为自宋《碛砂藏》以来所从未见于刊载，日本《大正藏》中虽收有此〈经序〉，然经校勘结果，发现有二十六个误字脱字，从而补足了阙如，使原来许多无法读懂的文句得到了很好的理解。
尤为可贵的是，从房山石经中发现了像这样一批已佚了的佛教典籍和有关序文。如发现唐‧行琳《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内容丰富，不仅是集密教陀罗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音韵学的宝贵材料，卷首有其自述序文一篇，弥补了《宋高僧传》之所缺。唐玄宗李隆基《御注金刚般若经》过去一直未曾入藏，而发现于房山石经，补足了佛教史乘的缺略，其自序为我们了解当时封建统治者如何利用佛教以辅助政治，如何调合儒、释、道三教矛盾实行三教并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辽代名学僧思孝遗文〈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的发现，弄清了《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的真正作者及其修订过程，廓清了历代的传误。金刻三十帙《宋朝新译经》，则不仅是研究自宋初《开宝藏》印刷以来天息灾、法天、施护等所译密教经典的珍贵材料，而且也是把《宋朝新译经》与《高丽藏》《契丹藏》的入藏内容作比较研究的重要材料。
从经末题记来说
房山石经的特点之一是在经文后还刻有大量题记，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五一二二条经石中附刻有各种题记的六０五一则，其中有明确纪年者一四六七则。依朝代细分︰唐三五四则、辽九一六则、金一八二则、元一则、明十一则。这批题记的内容极为广泛，如唐代的几百条题记，反映了幽州、范阳郡、涿州等城镇当时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各类手工业者的组织情况。像这样大量集中记载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有关行会组织的资料，实为一般文献所少见，据有明确年代记载的一二六则题记中，可见到有二十三种不同行会，按内容相近者可初步归纳为四大类︰
甲、用具百货类︰包括生铁行、炭行、磨行、染行、杂货行、新货行等六行，题记二十六则。
乙、生活实用类︰包括米行、肉行、屠行、油行、果子行、椒□行、五熟行等，题记三十六则。
丙、纺织穿着类︰包括布行、小彩行、绢行、帛行、锦行、□头、靴行等七行，题记四十八则。
丁、其它类︰包括“诸行”、市行、社行等三行，题记十则。
从以上这些题记可以看出，作为军事重镇的北京，在唐代时是各种物资吐纳口，多民族聚集点，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这些行会既像是手工业生产者的行会，也像是商业性的行会组织。如果从手工业生产者角度分析，可看出幽州地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程度，它既有生产工具的铁器，也有生活用的食品和纺织品等。其中尤以纺织业生产分工最细，有布、帛、丝、绸等，像绢行又分成大绢、小绢、丝绢等细类，由是可以佐证，唐代的幽州确是一个有名的丝织品生产和贸易中心，与《唐六典》《唐书》等史书记载是一致的。食品行则又有米、肉、油、菜等之别，真可说应有尽有。透过这些石刻记载，好似当时林立的商店以及繁忙的多种交易情景，就展现在眼前一般。又从题记分析，米行所捐达二十一则、肉行、屠行捐六则、油行捐四则……，可以看出从事生活用类行业的人数是相当多的，他们的经济实力也比较强，必定对市场有一定影响。从中大致也能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从捐刻题记的时间分析，唐‧开元、天宝时期，主要是彩帛、绢绵等纺织品行和米、肉、屠行以及用具行等，其它各行则多在唐后期的贞元时期，前者多为实力雄厚的商人和大手工业者，后者多为普通商人和一般手工业者。从他们赞助刻经的时间先后，又多少可以看出当时佛教传播发展的大致趋势。
石经题记中还刻有不少历代中央和地方文武官吏的职称和官衔，有些可与史籍相印证，有些则可补史籍之缺。以唐、辽两代经碑题记中所列刻经人的职称和官衔看，就大可增补新旧《唐书》和《辽史》官志所载之缺，如唐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特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刘济；幽州卢龙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允伸；辽代正义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杨晰；给事中涿州军州事刘湘；工部侍郎知涿州军州事吴克荷等。
由于捐刻者要把自己的籍贯和所在地镌入题记，而且大皆比较详细，甚至包括州、郡、府、县、城镇、乡、村、街道等，这就为研究历代地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不完全统计，仅唐、辽、金三代就有北京、燕京、上京、东京、西京、中都等六个城市，幽州、涿州、莫州、德州、冀州等二十二州，范阳、河间、文安、广阳、陈留、彭城、天水等二十一个郡，蓟县、良乡、任丘、板城、闻喜、安次、广平等五十二个县，礼让、仁义、先贤、会川等三十三个乡及若干村、镇、店、街等，幽州良乡县有昌乐乡、西南乡、金山乡、观音乡，幽州的蓟县有会川乡、归仁乡、招贤乡，涿州的范阳县有礼让乡、仁义乡、先贡乡等，涿州的州城内有北旅坊、市内坊、清化坊，燕京内有军都坊、永平坊、归厚坊、卢龙坊、畜坊、骏坊、大田坊等，中都有衣锦坊、敬德坊、德麟坊等。我们通过对一些记载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当时一些都市的建制规模和城坊布局。也有一些记载则直接涉及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国古代文物主要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真正留下名字的却不多，而房山石经则不然，意外地留下了一批刻工的姓名。据从刻经题记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一七四人，又主要是辽金两代居多，他们既有世俗百姓，也有僧侣，少者刻一则，多者超过三十则以上。以刻五则以上者归纳计有︰五至十则吴世准、志得等三十四人，十至二十则邵僧宁等五人，二十一至三十则邵师儒、邵师教等七人，三十一则以上者一人。此外，还留下了一批石经书写者的姓名，约有九十八人，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其书写最多者僧行杰张龙图，一人竟达七十则。
从有关刻经历史石刻和云居寺建筑历史石刻来说
这方面的石刻资料，主要是提供了关于房山石经的镌造情况和云居寺的修建情况，实为我们弄清云居寺石经刻造的历史沿革所不可缺，故受到人们的珍视。它大约有八十余件，择要简介如下︰
说明镌刻石经之缘起者有〈静琬题记〉、〈镌华严经记〉（贞观八年，634）。
{2}说明各代重要施助者情况的有〈云居寺石经山顶石浮图铭并叙〉（开元九年，721）、〈山顶石浮图后记〉（开元十八年，730）。
{3}说明重要经卷镌刻和完成情况的有〈涿鹿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清宁四年，1058）、〈金云居寺镌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天眷二年，1140）。
{4}说明石经刊刻历史和石经堂、塔及云居寺建筑历史的有〈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开元□年）、〈涿鹿山石经堂记〉（元和四年，809）、〈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应历十四年，964）、〈重修云居寺碑记〉（统和二十三年，1005）、〈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天庆八年，1118）、〈入道沙门见嵩续造石经记〉（天会十四年，1136）、〈大都房山小西天云居禅寺藏经记〉（至元二年，1265）等。
［参考资料］ 《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志方《续秘藏石经塔记》；《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冥报记》卷上智苑条；高振农《中国佛教》；《大藏经研究汇编》下（《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7}）；冢本善隆《中国近世佛教史の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