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摩突罗国（梵Mathurā、Madhurā，巴Mathurā、Madhurā，藏Bcom-brlag）
中印度之古国。又作秣菟罗国、摩偷罗国、末土罗国、摩瑜罗国。位于阎牟那河（Jumna）畔，距今德里东南约一四０公里，为古代通商要地及耆那教的中心地。被视为毗湿奴神化身之一的克利须那即诞生于此地，因此也是印度教七大圣地之一。
释尊在世时，此国为印度十六大国之一。释尊常在此地教化民众，如《杂阿含经》卷二谓佛于此国跋陀罗河畔说无常涅槃法，卷二十四谓佛于此行布萨，悼惜舍利弗及目连之死。佛涅槃后，阿育王师优婆□多（Upagupta）诞生于此，曾大兴佛事。二至三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时，此地为说一切有部之势力范围，盛行佛教造像。四至五世纪之笈多王朝时，佛教造像形成较固定之形式，所雕佛像薄衣透体，衣纹细密匀称。并在此地形成所谓的摩突罗佛教艺术。
此国佛教兴隆甚久，《高僧法显传》记载，蒱那（阎牟那）河左右有二十僧伽蓝，有三千僧住之。《大唐西域记》卷四记载，此地风俗善顺，好修冥福，崇德尚学，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学。都城内有阿育王所建之三窣堵波及佛弟子菩萨窣堵波，城东五、六里又有邬婆□多所建之伽蓝及石室，其东南二十四五里有猕猴供佛处、过去四佛经行之遗迹，以及舍利子等一二五０人习定处之故址。就中，阿育王所建的三塔、邬婆□多伽蓝、舍利子及猕猴塔等遗迹至今仍存。近世更从古城迹中，发现许多佛像、贵霜王朝之刻文、笈多王朝之石柱与雕刻、迦腻色迦王像与耆那教塔等物。
◎附一︰季羡林〈秣菟罗国校注〉（摘录自《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四）
秣菟罗国，梵文Mathurā，俗语Madhurā，巴利文Madhurā。阿尔伯鲁尼《印度志》作Māhūra、Mahura。亚里安及普林尼作Me-thora，托勒密作Madoura。旧译摩偷罗、摩□罗、摩头罗、摩突罗、摩度罗；意译蜜善、美蜜、孔雀。在今朱木拿（Jumna）河西岸的马特拉（Muttra）故城遗址较为偏南；由于河流长期浸蚀的缘故，新城不得不建立在靠北地区。故城在憍赏弥（Kosambī）的西北二一七英里处，为古代印度与西方通商路上之重要地点。
秣菟罗是印度古代十六大国之一的苏罗森那（śūrasena）的首都，相传是罗摩的幼弟设睹卢祇那（śatrughna）所建立。《吠陀》文献中虽无关于秣菟罗的记载，但波檀阇利的《大疏》中却提到此城，《女瑜伽行者呾多罗》（Yoginītantra）中也提到此城。由于地当印度通往西方的商道的要冲，西方典籍中提到它的也不少。如普林尼《博物志》第六卷第十九章谈到朱木那河（Jomanes-Jumna）流经Methora（即秣菟罗）与Chrysobara城之间的华氏城而注入恒河。据拉森（Lassen，《印度考古学》Indische Alterthumskunde）考证，上文中的Chrysobara即黑天城（kṛṣṇapura，在今阿格拉地方）。据希腊作家记载，秣菟罗城在朱木那河畔、阿格拉以上三十五英里处。据《摩诃婆罗多》〈大会篇〉记载，此城位于因陀罗波罗萨他那城（Indraprasthāna）以南。
我国法显曾访问过此地。据他记载该地“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与玄奘本段所记“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相对比，足以表明其间佛教逐渐衰微的情况。
据《摩诃婆罗多》及《往世书》记载，最初统治秣菟罗国的是耶杜或耶陀婆（Yadu或Yādava）家族。在笈多王朝兴起之前，先后有七个那伽（Nāga）国王曾经统治此地。设睹卢祇那及其二子苏伐护和苏罗森那也曾君临此城。但毗摩莎特伐多（Bhīmasātvata）逼走其子，而夺位自立。此后设睹卢祇那在朱木那河西岸击溃莎特伐多耶陀婆人（Sātvatayā-dava），杀死摩陀伐罗伐那（Mādhavalava-na），建立秣菟罗城，该国从此命名为苏罗森那。
佛典中有关于秣菟罗的记载，如《岛史》（Dīpavaṃsa）称此地为莎定那（Sādhīna）王的子孙所统治，耆那经典也曾提到过秣菟罗城的名王槃薮天（Vāsudeva）。此后海护（Samudragupta）、弥兰王、贵霜王、大夏希腊人都曾统治过秣菟罗。在印度宗教史上此城有其特殊地位，是传说中的黑天（kṛṣṇa）诞生之地，婆罗门教遍入天派的中心，其前身薄伽梵派（Bhagavatism）就发祥于此。到贵霜王朝该派在此地的势力才衰微。佛教在此地也盛行过数世纪之久。佛陀的弟子摩诃迦多衍那（Mahākātyāyana）曾在此地说法并评论种姓制度。尊者邬婆□多（Upagupta，近护）在为阿育王聘往华氏城之前，也曾在此地说法，并主持那吒婆吒寺（Naṭavaṭavihāra），有人认为即本段中之“山伽蓝”。秣菟罗的近护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邬婆□多在此寺曾度过数千俗人为佛弟子。耆那教在此地的势力也相当强大。该教文献中秣菟罗号称为“成就境地”（Siddhakṣetra），因为该教的两位圣者都在此地取得圆满成就，教主大雄也曾在此地说法布道。众多的贵霜王朝末期的铭文表明该地不仅建立过耆那教僧团，而且教团也还在此地化分为小集团。秣菟罗城的耆那教浮雕表明印度艺术中西北派传统在此地根深蒂固。此地也出土过许多有年代和无年代的佛陀像及菩萨像。秣菟罗庙宇雕饰的富丽堂皇使伽色尼王朝的马茂德（Mahmud）惊叹不已，使他决心按照秣菟罗的艺术风格来装饰自己的首都。
◎附二︰高田修着‧高桥宣治、杨美莉合译《佛像的起源》第八、第十章（摘录）
摩突罗
摩突罗（Mathurā，汉译另有摩偷罗、末土罗、秣菟罗等，现在写成Muttra），是乌达尔‧普拉迭修省的古代城市，面临阎牟那（Yamunā，Jamnā）河的西岸，约在德里东南东一四０公里的地方，是中印度最靠西北印度的城市。因此在位置上，它是最近西北印度恒河流域的城市，且中国和西北印度古来交通的干线，和从西海岸经由乌遮尼的贸易路线，亦在这里相会。可见此市的重要性和繁荣。不仅如此，摩突罗以作为宗教都市而著名，自古以来就是克里须那神信仰的中心，至今巡礼者仍群集于此，还有它是佛教和耆那教的重要据点。此地，宗教兴起，美术繁荣，又是通商干线的要冲，所以是一个商业殷盛的都市。尤其贵霜王朝时代，是令人注意的宗教美术隆盛的颠峰期，发挥了富于力量感的独特风格之雕刻特色，它还为中印度创始了最早的佛像，在美术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摩突罗的历史时代，是以作为十六大国之一的苏罗娑（Sūrasena）国主要城市而肇始的。在古代佛教圣典里，记有摩突罗（Madhurā）之名。此市有五种恶劣条件，佛弟子摩诃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Mahā-kaccāna），有一短暂时间住在该市的Gundā-vana地方，这些事都在佛典中看得到。接着在佛灭后一百年召开的七百结集大会时，作为其主持人之一的摩突罗的陀娑罗（Daśabala，或叫Sambhūta）长老，还有阿育王时代，作为王的佛教指导者的长老优波笈多等，都是当地人。这样的一个古代旧迹，现在已无从考寻，然该市附近出土的古陶或帙拉珂达雕刻等，包括了孔雀王朝时代乃至更早以前的遗物，这些遗物说明了该市有作为古代造形活动的起源之地位。接着的熏伽王朝时代（前二至一世纪），除了该王朝统治当地的二、三个王的名字，可以从货币和碑铭窥知外，我们从遗品亦可以得知当时兴起的佛教雕刻制作之情形。摩突罗市的名称早就传到西方世界，或以克里须那信仰的中心地而著称，或者被称为“众神之城”，这些事迹，我们在此附记。
该市重要性之倍增，是由于继塞卡族之后，它成为印度内部贵霜族的据点，佛教及耆那教繁荣起来，宗教美术也于此时期大为兴盛。在塞卡族入侵的时代，从西元前一世纪的后期，摩突罗地方在其占领之下，摩诃库沙德拉帕（Mahākṣatrapa）和修达沙（śoḍāsa，śuḍasa）父子，相继统治当地。摩突罗的狮子柱头，是库沙德拉帕时代最古的遗品，有卡罗修体文字的奉献铭，记载着佛教寺塔营造建筑之事，还有当时各地的统治领主之名，因此非常重要。在修达沙时代，有布拉夫米铭的阿摩希尼奉献板。除了佛教的之外，耆那教和毗湿奴信仰也一并被发现。恐怕在进入第一贵霜王朝时代（从一世纪后半至二世纪前半），塞卡族系的太守仍然继续统治此地。
迦腻色迦以后的第二贵霜朝时代（二世纪后半至三世纪前半），摩突罗成为贵霜帝国在印度领土内政治、军事上最重要的据点。现在的市街地区的外围，从南至西，有作马蹄形的断断续续的砖造城壁痕迹，原来的基部厚约六公尺，系当时修筑的城壁。散在郊外的遗迹很多，市区及其附近出土的布拉夫米铭和雕刻，还有建筑物的断片等，数量也很多，大部份是属于从贵霜时代至后贵霜时代的东西。铭多半记着宗教的奉献，由此可知佛教、耆那教和其他信仰的盛行，其中也显示了寺塔的营建、圣像的造立，相次繁盛的状况。不但如此，用迦腻色迦纪元的纪年铭不少，还有很多雕刻作品上附有奉献铭的，这对当时历史的再现，和美术遗品的编年研究，贡献相当大。摩突罗之宗教及其文化的繁荣，一直至笈多时代（四至六世纪），而对当时创造的优秀美术之展开，扮演着指导性角色的，仍以该地的工房为主。但是贵霜时代晚期以后的史实不明，五世纪初的法显和七世纪前半的玄奘也只不过记载当时在阎牟那河两岸的二十几个伽蓝和大量佛塔、大小乘并行，如此一点点的讯息罢了。（中略）
摩突罗美术
从出土的遗品及碑铭来看摩突罗美术的时期，无论是熏伽时代或其前的笈多时代，都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一般所谓的摩突罗派的雕刻，或称之为摩突罗美术，是指这段期间在当地的工房制作的石造雕刻的总称，但特别重要的是最为隆盛的贵霜时代的作品。换句话说，这时代的作品，可以视为摩突罗美术的代表作。各个时代，仅有少数例外，通常都是用Sikrī产的带有黄斑的赤色砂岩雕刻，这是在材质上，摩突罗作品容易区别于其他作品的一个特征。因此，即使在远地发现这类作品，不但可以从风格上，亦可以从材质上，判断它是摩突罗的制作品。
摩突罗最古的遗品是铁拉珂答制品，如母神（mother-goddess）之类，可以鉴定为孔雀王朝时代，甚而是更早期的作品。在熏伽时代佛塔已经存在。若干栏楯浮雕，和巴路特的作品，都属于中印度古代初期的样式，图案相当简朴。继此最初期的作品之后，即是我们所谓的广义的贵霜时代，虽然此时代的历史不太清楚，但大体可分成如下的三个时期︰
（1）库沙德拉帕时代︰先是由塞卡族的太守（即库沙德拉帕）治理，后来被纳入在西北印度的第一贵霜王朝的势力圈内。
（2）第二贵霜朝时代︰以迦腻色迦开始，在第二王朝的治理下摩突罗繁荣的一世纪间。依我们的年代算法，是从后二世纪中叶至三世纪中叶。其间有依迦腻色迦纪元的纪年铭。
（3）后贵霜时代︰从第二王朝灭亡以后到笈多朝兴起，这不到一世纪的期间关于摩突罗的历史情况完全不清楚，其统治者一个也不知道，然可以看出来，迦腻色迦纪元的纪年法依然被继续使用。
上面所言的各时期，就摩突罗美术的展开而言，大体可以称为勃兴期、兴盛期与衰退期。以下只简单地把上述各时期的美术作一概观。
首先，库沙德拉帕时代，作为最初标帜的狮子柱头之后，接着是在修达沙的治世间，留存有以阿摩希尼奉献板为首的少数作品，然其后的库沙德拉帕时代后期（从一世纪中叶起约一世纪间，约相当于第一贵霜王朝时代），可以推知其年代的遗品，一个也没有被发现。但是在样式上，可以推溯到迦腻色迦以前的作品，存在不少。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中不乏富于创造性的优秀作品，这时期──恐怕可以认为是已经进入二世纪前期──在摩突罗的造像活动相当活泼，可以推定它呈现着一片蠢蠢欲动的勃兴之象。不这样推定的话，就不能理解在第二贵霜朝时代兴盛的造像活动了。摩突罗佛陀形像的出现，想来也该是这期间的事。
接着，从二世纪中叶迦腻色迦登位以后，以佛像和耆那像为首，遗品的数量突然增加了，至贵霜时代晚期仍继续增加。这时期，即从第二贵霜王朝时代包括贵霜时代晚期的作品，有迦腻色迦纪元的纪年铭的东西不少，根据这些，可以编定某一程度的遗品编年顺序。但是由于纪年铭的年数问题，我们未必都可以立刻接受这份编年顺序。就佛像来看，附有迦腻色迦二年和三年铭的立像，是已知的年代最古的作品，然那并不意味着它是最早的摩突罗佛像。
无论如何，摩突罗美术以第二贵霜朝时代前后最值得重视。在内容上大部份为佛教和耆那教的遗品，从作品本身来看，有关佛教的卓越作品很多。其他还有关于当地民间信仰的雕像等，还出现了印度教的神像。不论任何宗教，一般喜好在栏楯等处雕刻着裸形妖艳的女像，即药叉像，这也成为摩突罗显著的一个特色。还有把贵霜族诸王侯的肖像拿来祭祀，在印度也只限于摩突罗地方，这一个特殊的例外，是值得注意的。这时期的摩突罗在印度美术史上，乃至文化史上所扮演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够。作品的表现虽可谓生硬，但雕像却以充实的力量感作为其特色，还有浮雕也在简朴中具有无尽的韵味，造型上富于魅力的作品，占绝大多数。
在贵霜时代有上述那样美术兴盛的摩突罗，在笈多时代，依然继续其隆盛的制作活动，尤其是领导这时代的新式样的佛像制作，最值得注意。以笈多文化最高扬的时代为背景，在摩突罗，从五世纪以来，开始以一种身材高大庄严的佛像，取代以前那种以重量感作为其表现特色的佛像。这种新姿态的规范是四肢硕长，各个佛像的面貌不同，有装饰性的衣褶，具有花草饰样浮雕的大头光，这种式样的佛像和沙尔那特式，成了笈多佛像的典型。Yaśadinna奉献的立像，和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的立像等，是特别出色的代表作，还有，不仅这些佛像，还留下有毗湿奴像等杰作。但是到了六世纪，突然制作少了，大概其后已失掉创作能力的缘故吧？（中略）
以“菩萨”名义出现的佛像
［佛像出现的各种条件］
（1）首先谈摩突罗。摩突罗是古代初期以来一个造型活动的中心，其时代的特色是它是一个固执遵守不表现佛像的制约之环境。这可从古代的遗品得到证明。因此，如果没有什么内在的乃至外在的动因或契机去打破传统的话，是不能有这样的佛像表现的。久被期待的佛陀形像虽然开始登场，但在初期还是可以看到古来的象征表现法亦被并用，从这事来看，可以窥知这传统的打破不是容易的事。
（2）而且佛陀的像容被创作的话，首先第一个要考虑的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佛教思想有可能有新的展开。而这不外是因为不表现佛像的佛教环境有了显著的改变。但是我们只知道当时在摩突罗有几个小乘部派盘据，至于新的思想运动之迹象一点也没找到。不但如此，据我们所知，这些的部派佛教，他们一点也没有积极创作佛像和发展作为佛像出现之背景的思想。在当时当地占优势而也是最进步的大众部，依然是强调从来的不表现佛像之观念，所以像这种打破传统而去具体表现佛陀形像之举，在理论上大众部不可能是推动者。
（3）一方面，出现的摩突罗佛像的形式，若说其坐像和耆那像、立像和药叉神像，各有密切关联的话，那么佛像的产生是由于佛教徒模仿已经开始制作的耆那形象和自古以来就有的药叉神像，而创造出佛陀的像吗？这样的推论也有可能罢。但是表现出佛陀的形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佛陀的伟大是形与色所无法表现的，而且一般人更久已固执于从早期就确立的不表现之传统。如此看来，在摩突罗佛像的出现，到底不是自摩突罗本身内在的诸条件所造成的。
（4）那么，我们当然要考虑其他外来的影响，也就是犍陀罗佛像的影响。犍陀罗佛传图中，佛陀以主要角色出现的开始年代，如果我们的年代观没有错误的话，是约在后一世纪的末期左右，比摩突罗佛像的出现虽仅几年之隔，但总是较早。因此极有可能是由于在中印度最靠近西北地方的摩突罗由于当时殷盛的交通，加速了犍陀罗的影响。但是从初期的摩突罗佛像和初期的犍陀罗佛像之比较，果然可以看出一方接受他方的影响吗？如果硬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找到共通的因素，那也只有在表现佛陀的形像这一点是共通的罢了。犍陀罗和摩突罗两者在造型上的影响关系是要到更晚的事了。
（5）但是在犍陀罗佛像开始出现后，摩突罗也接着开始，而其丝毫没有受到犍陀罗造型的影响，独自创作形像，这一点应该要注意，而且是解开摩突罗佛像的出现的问题。在我们所举出的种种条件，从理论上去追究寻求摩突罗佛像表现的契机，除此之外，别无途径。佛像实在是众所渴望的，却也是从来所禁忌的。犍陀罗打破了这个禁忌，在当时给予佛教界一个大的冲击，这是可以想像的。而佛典里，有关此事几乎保持沉默的，就优填王造像说而言，把佛像的起源假托在释尊时代那是为了建立起权威，却也是当时佛教界对这造像之行动的一个反应。而实际的造像，在中印度地区以摩突罗最早，接着传至遥远的南印度。
这种摩突罗佛像的出现，是在犍陀罗造像开始后，且与犍陀罗佛像没有什么关系的情况下独自开始创作的，因此摩突罗是造型美术的一个中心，以其传统的手法创作，想来是应具备有得以创造的准备的。话虽如此，在固执不表现佛像的环境下，“试作佛像”如果是由当地的佛教徒所进行，佛教徒难道一点也没有异议的接受吗？而且基于摩突罗佛像制作的逐渐盛大来看，我们也不得不认为，佛教徒当然是采取接受的态度的。而我们从初期的摩突罗佛铭为“菩萨”之事实也可以看出其态度趋势。
［佛像的接纳］ 摩突罗佛陀像的出现，和犍陀罗同样，一开始都是以佛传图的主要角色出场，最初其像相尚未定型，其位置占在佛传图乃至佛供养图中心，然后逐渐其像相定型化而后终于成立了佛陀像的形式。其早期也没有铭文，而像本身被接受的程度如何不得而知，在当时的佛雕上，表现佛像的图和把佛陀以象征物来表现的图并存，可见当时佛像未必全面被接受，想来尚有若干的踌躇。从摩突罗到约晚半世纪多的阿摩罗瓦第，佛陀的佛传图与沿袭古来象征主义的佛传图，是两相并行的。至龙树山为止，仍为象征主义所影响。对于造像初期佛像的接受是在同一地方的教团（但不意味着单一部派）之间，这可以看作是长期对立的最显著例子。但是，在摩突罗虽也有踌躇，但还看不到对立的迹象，整个趋势是向着以佛像为中心的方向展开，在单独制作碑像时，各部派都能接受佛像了。这正说明在摩突罗的佛教界，不拘于部派之别，全部都采取接纳佛像的态度了。
关于这些，我们可以看看《十诵律》中一段值得重视的文章。“尔时给孤独居士，信心清净，往到佛门，头面作礼，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如佛身像不应作，愿佛听我作菩萨侍像者善。佛言︰听作。”
上文所说是不作佛身像即佛陀的形像，但作“菩萨侍像”是无妨的。这样的话就好像三尊佛像中，除了中尊的佛陀之外仅作其两旁的侍像的意思了。但是叫作“菩萨侍像”是依照在此经被汉译之当时（五世纪初期）的中国造像状况翻译者把它作如此称呼，而实际上这经的文意是单作菩萨像的意思。其菩萨既是在有部的经里所提到的，自然不会是大乘的菩萨了。而且这里所提到的菩萨像是与佛身像对立的像，理应指着成道以前的释迦像，且不限于其最后生的菩萨，即连其前生的菩萨也包括在内。此中，值得注意的是，不可以作佛身像而仅允许作菩萨像。那不会是释尊时代自不待言。而在此提到释尊的听许也无非说明了那是一个有必要假托释尊权威之时代。提到不作佛身像，并不能证明禁止造像，宁可看作那是在古代初期以来不表现佛像的传统延续的时期，现实中所常使用的叙述语句。而且就在同时，进入了菩萨像开始出现的时代。
这样看来上面所叙述的《十诵律》之文是否可以说正是反应当时摩突罗的实情呢。在佛像开始制作的初期，虽意图去作佛陀像，但是却以“菩萨”像来接受它，这种冲击心理只有摩突罗有。也就是说，在摩突罗基于对犍陀罗佛像的出现，自己也作出佛陀的像来，但在从古以来的传统环境之下不能马上把它接受为佛陀像，才作了这种权宜之策。那也正与前面引示所提到的不作佛身像相符合。而且对于在犍陀罗造像风气渐趋盛行的情势，摩突罗当地渴望的气势也高涨起来，因此摩突罗的佛教界会去寻求一个接受佛像的妥当途径，这是自然的事。于是就在“菩萨”的名下接受了佛陀像。菩萨自前代以来已经出现在本生图中了，这菩萨可以指成道以前的释尊。但如在古代初期那样，如果强调其最后生的话，就会产生矛盾，反之把这菩萨之语指为最后生的佛陀也是可以适用的。总之，至此固执不表现佛像的传统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佛教徒有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苦衷，他们对于新出现的佛像既然没有能力拒绝，为了找寻接受的理由，势必要寻得佛教的根据，这是自然的事。而在库沙德拉帕时代末期，至少有三个部派假菩萨之名接受了佛像。
摩突罗佛像就这样的出现且被接受了，一旦成立之后，造像迅速地盛行起来。又幸得第二贵霜朝统治下政治情势的安定，摩突罗遂成为中印度造像的中心，其声名不迳而走。整个贵霜时代摩突罗的佛像被运到遥远的鹿野苑（沙尔那特）、祇园（沙黑特、麻黑特）高桑比、山崎等地去奉献，摩突罗成为中印度造像的先驱，而其产生了极为印度化的像，在这同时，其他地区的教团尚未达到接受佛像的态势，而仅摩突罗教团建立起接受佛像的佛教根据。
［参考资料］ 《杂阿含经》卷二十三、卷二十五；《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九、卷十；旧译《华严经》卷二十九〈菩萨住处品〉；《慧苑音义》卷中；V. A.Smith《A History of Fine Art in India and Ceyl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