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日本佛教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有史以来的文明进展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据日本已故的学者高楠顺次郎在《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中叙述︰日本的文物政教制度，最初多由于留学僧（由日本派遣来中国留学的僧人）、往化僧（由中国往日本弘化的僧人）等之力，从中国以及朝鲜输入。如日本最初造像、造寺、绘画、炉盘、瓦、漆、织、绣、纸、墨、色料、坭灰等工艺，当初皆经佛教徒的输入而渐行发展；医药、历数、音乐，亦为佛教徒所传入；此外如移植有用的植物，或发现温泉，或开设学校医院、救济事业等，多有赖于佛教徒的首创之力。在日本字母和文学方面，片假名字母是基于梵语而组织，平假名是含有佛教意味的歌谣，日本诗歌谣曲戏剧等文艺，皆因佛教徒的传播而发展，乃至日本人民的哲学思想以及探求玄理的习性，大率也由于佛教的薰染。又镰仓时代（1192～1382）以来文学在禅林中甚为风行，足利时代（1383～1592）宋儒理学也传存于佛教徒间，乃至剑法、枪法等武艺以及武士道也都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还有所谓寺子教育，在德川时代（1600～1867）即为小学教育的渊源。
佛教几乎支配了日本所有的文化领域，因而佛教在日本从来就获得广大群众基础，同时它和中国佛教从来就有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
（一）从秦汉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往来即非常频繁。日本佛教自来即以汉文系统的佛教为主。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明确时期虽不可考，但据诸佛教史籍所载︰西元522年（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由中国南梁来日以制鞍为业的汉人司马达等在大和阪田原设立庵堂崇奉佛教，达等的女儿司马岛并首先出家为尼，称为善信尼，达等的儿子随着也出家为僧，称为德齐，这就是日本僧尼的开始。那时佛教已由中国传入朝鲜全境，西元552年（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朝鲜南部的百济国王遣使将佛像和汉译经论送给日本国王，成为佛教正式输入日本的开始。当时大臣苏马氏舍宅为寺，名向原寺，另又建寺造塔，而司马达等的孙子鞍部鸟即为当时佛教艺术第一名匠。从此各种和佛教有关的建造雕画等工艺文物，也陆续由大陆传入于日本，渐至产生日本佛教的新的机运。至于大力倡弘佛教，使佛教在日本得有巨大发展的，那便须归功于593～628年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曾师事高丽僧慧慈，并曾用汉文著《胜鬘》《维摩》《法华》三经注疏，尊崇儒学和佛教，广建寺塔，爱好中国文化，曾派遣国使来隋通好，西元608年，又开始派高向玄理等留学生四人和僧旻等学问僧四人入隋学习中国文化和佛教，这是日本历史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嚆矢。而以上八人又都是原居日本的汉人子孙或新移入的汉人，这是利用他们原有些汉文汉语的根砥并便于学习之故。他们在中国留学的时期都很长，一般多是由隋末到唐初，学习二、三十年之久然后回国，从此日本派遣僧俗学人来中国留学之事络绎不绝，因而中国佛教文物制度工艺更广泛传播于日本，而汉文在日本也普遍流行。
在圣德太子当时日本佛教虽已盛行，但宗派未分；太子殁后三年，即西元625年，高丽高僧慧灌（隋‧嘉祥大师吉藏的弟子）来日本在元兴寺弘讲三论，立三论宗，日本佛教的分宗便开始于此。嗣至西元653年，日本高僧道昭入唐，受学于玄奘三藏，归国后开创法相宗；735年，唐高僧道璇携带华严宗的典籍到日本传播华严教义，嗣后新罗高僧审祥（唐‧贤首大师法藏的弟子）也来日讲《华严经》，遂开华严宗；754年，唐高僧鉴真率领思托、法进、如宝等十大弟子来到日本，设立戒坛，兴建唐招提寺，讲戒传律，遂开律宗；此外法相宗内还附传有俱舍宗，三论宗内也附传有成实宗的教义，以上通称为奈良（古京）六宗，其中以三论、法相二宗为最盛。这时期中入唐留学并回国大弘佛法的高僧，在三论宗还有福亮（645～758）、定慧（630～714）、智藏（625～672）、道慈（670～744），在法相宗还有智通（658～672）、智达（658～？）、智凤（703～706）、智鸾（703～？）、智雄（703～？）、玄昉（691～746）等人，都是日本佛教界的龙象。在法相宗的传入系统中，一般通称道昭为第一传，智通、智达（并受学于唐‧玄奘和窥基）为第二传，智凤、智鸾、智雄（并受学于唐‧智周）为第三传，以上都在奈良元兴寺传弘，故又称为南寺传。又玄昉（受学于唐‧智周）为第四传，以玄昉在奈良兴福寺传弘，故又称为北寺传。
汉文大藏经那时也由中国传到了日本，在“唐开元藏”编定的后四年，即开元二十二年（西元734，日本‧天平六年），由唐留学归国的高僧玄昉，曾携回汉文经论五千余卷奉进于日廷；之后五年，即日本‧天平十一年（739）便敕依《开元目录》写一切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又唐高僧鉴真于西元758年（日本‧天平宝字二年）秋，也在日本率众书写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收藏于奈良唐招提寺。日本天平时代是佛教写经最盛的时期。
由于西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唐各州郡奉敕普建开元寺、龙兴寺的影响，日本因入唐留学回国的高僧道慈等，也于743年在全国各地建立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寺各置僧二十人或尼十人，其中有名的大和国分寺（即东大寺）的奈良大佛，即是这时期中所建造。
（二）西元782年，日本国都由奈良北迁于仿唐京长安而建设的平安新城，仍以派遣僧俗入唐留学，为促进全国文化和佛教的新兴运动。其时佛教界特出的新的人物，有比睿山开山大师最澄和高野山开山大师空海；这两位高僧都于804年（唐‧贞元二十年）入唐留学，最澄曾到浙江，并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顺晓等学习了天台教义和密教，翌年（805）归国，开创了天台宗。空海到达长安，从青龙寺惠果受学了密教，于806年（唐‧元和元年）回国后开创了真言宗，这又称为平安二宗。这两宗在平安时代（782～1191）非常发达，龙象辈出，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即是指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838年入唐，847年归国）、圆珍（853年入唐，858年归国）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以及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838年入唐，839年归国）、圆行（838年入唐，839年归国）、慧运（838年入唐，847年归国）、宗睿（862年入唐，865年归国）等属于真言宗的五家而言。以上八家都由中国求得大量的经轨佛像法器等佛教文物回国，并各编有一部《请来目录》，对于发展日本的佛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上两宗兴盛的结果，渐次又各分衍为若干派别，其中天台宗后来分为山门（圆仁法系）、寺门（圆珍法系）二派，真言宗后来分为广泽（实慧系）、小野（真雅系）两流，又广泽流更开出新义一派（觉鍐系），以及各流派中又下分若干流派。
这一时代古京各宗内出现的高僧，有三论宗的善议（726～812）、安澄（763～814），法相宗的善珠（723～797）、护命（750～834）、明诠（789～868）等，都是一时的优秀学者。
在中日佛教关系史上值得特别提出的，即西元858年（唐‧大中十二年）日本在中国留学的高僧惠□，曾朝拜五台山得到了一尊观音圣像，赍像航海经宁波准备回国，海船行到普陀山不能前进，他便奉像在山结庐供养，从此开创了普陀山的观音道场。
这时日本佛教界已搜罗并保存了大量的中国佛教文物，而中国则因会昌法难（845）和各种天灾人祸摧毁而经像不全；西元906年吴越王钱弘俶曾遣使向日本求抄写天台章疏，使台宗的典籍复归还中土，而有助于中国天台宗在宋朝的复兴。
（三）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92～1380），佛教更广泛深入于民间，禅宗和净土、日莲各宗勃然兴起。
禅学在日本以往虽曾有道昭、道浚、最澄、圆仁诸师的倡导，但正式的禅宗，却开始于首创临济宗的荣西（1141～1215），荣西于1168年（南宋‧乾道四年）和1187年（南宋‧淳熙十四年）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育王、天童诸山，嗣法于宋‧天童禅僧虚庵怀敞，归国后开启禅法，形成为日本临济宗。随后高僧道元（1200～1253）也于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入宋，历访天童、径山等处，得到天童高僧长翁如净的印可，归国后也大弘禅法，形成为日本曹洞宗。以上两宗门的禅僧入宋参学以及宋僧往日本弘化的，在这一时代中往来也非常频繁，其特出的人物，有日本临济宗的圆尔辨圆（1235年入宋，嗣法于径山的无准师范，1241年归国），无关普门（1251年入宋，得法于净慈的断桥妙伦，1262年归国）、南浦昭明（1259年入宋，得法于径山的虚堂智愚，1267年归国）、曹洞宗的寒山义尹（1252年、1264年两次入宋，参学于无外义远、虚堂智愚等，1267年归国）、彻通义介（1259年入宋，参径山、天童等山，1262年归国）。而中国禅僧往日行化的有兰溪道隆（1246年往日，为建长寺开山，1249年回宋）、兀庵普宁（1260年往日，建长寺第二世，1263年回宋）、大休正念（1269年往日，开净智寺）、无学祖元（1279年往日，为圆觉寺开山）等。由于中日禅宗高僧往来亲切繁频，因而禅学界后来分演为二十四流，即由日本来中国参学回国的禅僧的法派开演出十三流，由中国去日本行化的禅僧在日本的法派开演出十一流。更由于南宋以来日本禅僧到中国各山寺参访很盛，而中国江南的径山、灵隐、天童、净慈、育王等五山，和中天竺、道场、蒋山、万寿、雪窦、江心、雪峰、双林、虎邱、国清等十刹，也成为日本禅和子所经常挂锡而最熟的祖庭。乃至于在日本各禅刹中也有五山十刹的仿设。
净土法门在早期中也已传入日本，天台宗圆仁曾在五台山学五会念佛，回国后也提倡念佛法门，他的法裔源信（942～1017）曾著有《往生要集》，对净土法门影响甚为深广。至于以念佛法门开立宗派的，却开始于出身于天台的高僧良忍（1072～1132）所开创融通念佛宗。良忍以法华尤其是华严圆融无碍的教义，融通念佛，主张一人一切人相互融通，自力他力交相涉入，设融通念佛会，开大念佛寺，良忍即为此宗的初祖。随后又有出身于天台的高僧法然（1133～1212）确立纯粹念佛、他力往生的教义，创立净土宗，并获得广大开展，他的门下后又分镇西（即净土本宗）、西山两派乃至五个流。高僧法然门下又出现有亲鸾上人（1173～1262），他是净土真宗的开山初祖，著有《教行信证文类》，专修念佛，并带妻弘教，他这一宗在日本发展最盛，后并分为大谷和本愿寺两大派乃至高田专修等派。嗣后净土宗西山派下又出现了一位高僧一遍（1239～1289）游行念佛，创立时宗，倡导念佛他力临终时往生的教义。由于主张念佛各宗的弘传，佛教在日本更形大众化。
还有十三世纪间出身于天台宗的高僧日莲（1222～1282），奉持《法华经》，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为主要而新创了一个日莲宗，这一宗也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信仰，后来并又分出许多流派，成为日本特有的一个佛教宗派。
镰仓时代是日本佛教普及群众的禅、净、日莲等新宗派兴起时期。此外，奈良各宗中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者，如法相宗的贞庆（1155～1213）、良遍（1184～1252），律宗的俊芿（1166～1227），华严宗的凝然（1240～1321）、高辨（1173～1232）等人，均是当时特出的龙象。
西元1299年元成宗遣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1247～1306）和西涧子昙（1249～1306）等往日本通好，受到日本朝野的一致欢迎和崇敬，并奉一宁为国师，请住建长、圆觉、净智、南禅等大禅寺；从此以后，元高僧被请到日本弘化，以及日本禅僧入元参学的也往来不绝。1273年明太祖又特遣禅僧仲猷祖阐，教僧无逸克勤出使日本，而日本也遣僧如瑶、文圭等相继使明，1402年明建文帝又遣禅僧道彝天伦，教僧一庵一如使日，随后日本也遣僧坚中圭密、梵云、怵来明通聘；乃至足利幕府和明通商，也多以该国的禅僧为正使，日本名画家雪舟等扬即为1468年随从入明，1469年归国的一僧。
在足利幕府乃至德川时代（1383～1867），日本禅、净、真、日莲、真言各宗都有相当的发展，其中华严宗的凤潭（1657～1738），临济宗的白隐慧鹤（1685～1768），真言宗的亮汰（1622～1680）、运敞（1614～1693）、饮光（1718～1804），净土宗的普寂（1707～1781）等人，都是这一时中著名的大德。到十六世纪间基督教传到了日本，幕府当局曾招引以抑制新兴的日莲宗，至十七世纪初，德川幕府执行镇国政策，又排斥基督教，大行保护佛教，并以户籍权委诸佛寺，令全国人各选一宗派而都归属于佛教，并予寺僧以各种特殊优遇。
在这时期中，中国福建黄檗山隐元于1654年被请至日本，在宇治创建黄檗山万福寺，即为日本黄檗宗开山初祖。而继隐元法席的黄檗山的历代禅师，如木庵、慧林、独湛、高泉、千呆、悦山、悦峰、灵源、旭如、独文、果堂等人皆是由中国往日弘化的高僧，而黄檗宗的学修清规，比之日本原有的临济、曹洞两宗更富有近世中国禅学风味。
日本德川时代佛教虽受幕府的保护而普及于民众，各寺僧伽对于各宗义的讲习也颇兴盛，但一般都只具形式，生活上也多放逸不检，因而遭到当时儒学者和神道者的批判攻击，而排佛论遂大为抬头。
（四）1868年明治新以来，首先就以神道为国教而令神佛分离，当时盛行王政复古思想并渗合欧化维新思想，而一时掀起了排佛毁释的运动，寺塔遭受破坏和经像被毁的事件也不时发生，于是佛教界感觉到这是一次法难的来临，又日本国民大多数信仰仍在于佛教，各宗僧侣这时便渐觉醒而力谋振作挽回教势，这是日本佛教一大转换时期。当时由于西洋学术的影响，佛教僧侣也锐意图新，一方面运用新的方法来从事佛教学的整理研究，一方面派遣隽才如南条文雄、竺原研寿等各宗学僧赴海外留学，并赍归新的知识以复兴佛教，一方面采用基督教的传教方法，举办各种社会教育和救济事业，渐次使佛教在社会上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而各宗优秀的学者也不断出现，对于佛教教理研究的成绩也日益丰富，为世界宗教界所注目。各宗设立的佛教专科以上的学校也非常发达，对于佛教人才的培育，也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日本佛教宗派在明治、大正时代是十三宗五十余派。至第二次大战末期，合并为十三宗二十八派。现在各宗派又形扩张，据1955年《日本宗教年鉴》记载，日本全国现有的佛教宗派，为十四个宗系（十三宗加无所属宗）一六九个宗派。（谷响）
◎附一︰村上专精着‧杨曾文译《日本佛教史纲》总论
佛教传到日本以后，已经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虽然它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盛衰变化，从而对国家的利害也不尽一致，然而它对国家进步具有伟大的力量，本来是无可争议的。在古代，朝鲜、中国以及远如印度的文化传到了日本，当时许多高僧大德为了弘布佛法，托身万里波涛而特地来到日本；此外的高僧也很少不是外国移民的子孙。这些人亲自承担社会教化的责任，致力于移植外国的文明，直接地影响到建筑、绘画、雕刻、医术、历算等方面，并且间接地影响到政治，从推古朝的制度设施直到“大化革新”，无一不是佛教影响的结果。此外，如建筑道路、架设桥梁、开凿池塘、开辟山岭，也都由僧侣亲自担当；而且在这些物质效果之外，佛教教理对于人们内心的感化，也是极大的。日本人在过去仅提出如正直、清静等几条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超越祭祖的幽玄思想，然而在佛教传入以后，也养成颇为形而上的观念。
远古时代，日本人民与其他民族相比，是多少有点缺乏宗教思想的。但作为人类发展的道路，各国都是经历了相同阶段，走过相同过程的。因此虽说是日本人，当然也不是完全缺乏宗教思想。在宗教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时期，人们接触到天地间变化的现象，面对着现实的事物，便会产生敬畏的念头。或在早晨面对煌煌的旭日，晚上仰望皎皎的明月；或看到狂风折树，电闪雷鸣，呼云降雨，洪流滚滚，山峦昏暗；这都会给幼稚蒙昧之民以奇异之感，灵妙之念。因此，日月是神，山川也是神，以致其他一切不可思议的天变地异现象，无一不有神灵存在。想来“神”与“上”是同义词，人们用以称呼尊长或伟人；由于他们有令人敬畏的神灵般的威力，以致把他们称之为神。随着岁月的变迁，渐渐地把对自然的崇拜和伟人尊长的事迹混合起来，就成了传说。把自然界所发生的怪异现象，与所谓“祖先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神道”。神道并不是在佛教传来以前就具有完整的宗教组织，不过是在祖先教之上增加自然崇拜的风气形成的一种神话，经口头相承而传到后代。祖先教的形成中，最主要部分是死后游魂的观念。日本古代人民也确实相信，人死之后，其灵魂与肉体分离，在世上漂游，保卫自己的国土，保祐子孙的幸福。在当时虽然还没有整套的关于来世的思想，但已多少有些痕迹可见，不过对来世与现世的界限还不清楚，因而有幽明两界来回交往的传说。总之，日本人在佛教传入之前所具有的宗教思想，是自然崇拜与祖先教相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这个关于天神地祇，祖先游魂保卫国土子孙的信仰，可以说，也就是一般国民所谓的宗教。佛教是突然来到上述国民中间的。因为佛教教理是由许多方面组成，因此最初传入日本的佛教，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关于现世祈祷的一部分而已。也就是说，佛教的佛陀善神也和神道的神一样，都是现世和幽界的存在者，保护国土和人民的，其唯一差别，只不过一个是“国神”，一个是“蕃神”罢了。以后又经过了许多岁月，“蕃神”的观念完全消失了，最后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神佛一体”的道路。
从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到奈良朝终了，其间有二百三十余年。当时的佛教，从上面情况看来，按其性质完全可说是现世佛教。作为现世佛教的结果，便是与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当时的佛教可称之为政治佛教。其最兴盛时期是在圣武天皇时代，这个时期的两大事业就是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建立。自此以后，盛极而弊渐生。在奈良朝以前，可以推古天皇的朝代作为一个阶段，以后，佛教才有明确的宗派之名，这时最盛行的是三论和法相二宗。此后虽有华严和戒律二宗的传入，但因为这两宗在本期的势力为时较短，因此特地把这个时期称作三论和法相两宗的时代。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派决不是如同后代那样壁垒森严，不仅一寺不单布一宗，就是一人不兼二宗、三宗的也很少。因为这些宗派主要是表明在对佛经的学习和解释上所注重的专门方面的不同，而不是信仰宗派的区别。我们称之为“学派佛教”，这实际是平安朝以前值得注意的佛教的特证。
奈良的佛教，由于和政治牵连在一起，所以和争夺政权相纠缠，为此招致了一些挫折。也由于皇室显贵的崇敬，受到过分优厚的待遇和保护，结果使僧尼的行为日益堕落，制度日益颓废。此时更由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政治中心遽然北迁，这使奈良佛教更加不利。法相宗因系藤原氏的家寺，随着藤原氏在朝廷逐渐得势，反而呈现盛况，但其他诸宗如三论宗、华严宗等，则均陷于绝境。然而传教、弘法两位大师却在此时兴起，在平安京城独树一帜，另创新宗。从这时候起到源赖在镰仓成立幕府为止，约四百余年间，奈良佛教各宗也并非完全失势，后期又有他力念佛门的宗派兴起，但是，仍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为天台和真言两宗的时期。奈良朝末年，政教分离的结果，佛教又一次倾向于对现世的祈祷方面，此时在中国恰是密教势力逐渐扩张的时候，所以其潮流也波及日本。像传教大师那样，开始时用天台一乘教和圆顿大戒来与奈良佛教对抗，但其目的仍不外乎是镇护国家。弘法大师以密教最充分地具备关于现世祈祷的仪式，专门传播密教而风靡一时；因此，后来睿山也完全密教化，以至分成了台密和东密两派。所以平安朝的佛教，实际上是密教的事相极盛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藤原氏得势的时期，社会风俗颓废，人情流于柔弱淫猥，地方豪族则逐渐扩张势力。密教事相的盛行，正与这种贵族风习互成因果。甚至耍弄佛法的功德效验，形成“僧兵”跋扈，连朝廷也难以制服的局面。到后来藤原氏衰落、平氏灭亡、源氏兴起的时候，他们党同伐异，既穿法衣又披甲胄，以三世诸佛的幢相和袈裟裹着剃除须发的头顶，攻伐无宁日，惨叫声不绝，此已属魔道而非佛教了。然而佛教的一个分期，正划到这个时候。
平安朝末年，眼看到佛法堕化为魔道，高僧们从四方奋起，企图挽回这种颓势。法相宗的解脱上人、华严宗的明慧上人、律宗的大悲菩萨和兴正菩萨，以及俊岭等人，还有法然上人、亲鸾上人、荣西禅师、道元禅师、日莲上人等著名高僧，都以正法兴隆为己任。从平安朝末年到镰仓时代初期，他们努力于出世的宣传，从而震动了整个社会。自佛教传入日本以来，佛法未有如平安朝末年那样遭到玷污，而一时的盛观，实际也未见有像镰仓初期那样兴旺。不过这时奈良佛教已奄奄一息，以后的声势全让位于净土、禅、日莲三宗了。特别是临济禅宗，由于中国宋末时社会混乱，这一宗的高僧为避乱而逃到日本的很多，北条氏对此宗深为皈依，因而此宗广泛传播于上流社会，经南北朝而到室町幕府，它愈益兴盛，其间对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影响不小。足利氏末期“应仁之乱”后，文化典籍不受重视，使文学命脉得以延续到后代的，可说是“五山”禅僧的功劳。临济宗是本期佛教的中心。它所传布的地方主要在镰仓、京都及其附近，而曹洞宗却远达东北和关东，西到中国、四国以西，教化了各地武士。在这以前，因源氏与平氏之战久未停止，战士远离故乡，生命朝不保夕，看到空幻如露的人世，并且对自身无怨而杀敌，无故而夺去他人生命，犯下如此罪孽感到悲伤，因而使宣传往生西方净土的教义深入人心。净土宗的良忠以后，专在东部地区传教，先是净土真宗的亲鸾上人在常陆（茨城县）成立宗派，日莲上人后来在相模（神奈川县）布教。政治权力中心转到镰仓以后，佛教在关东地区大为盛行。经过南北朝到了室町幕府时期，将军在京都追求安乐，禅宗就成为其伴侣，短时期沉醉于五山十刹的虚名，但不久京都再次成为兵马蹂躏之地，寺院颓废，僧侣逃散。到了织田、丰臣二氏时代，战云蒙蒙迄未平息，佛教各宗虽均衰落，惟净土、日莲、真宗却在此时奠定了基础。从镰仓武家执政到德川氏在江户建立幕府，有四百余年时间，在政治上形成极复杂的历史，但南北二京的佛教古宗虽曾留下了一些伽蓝名寺，但到织田、丰臣时代巨刹大寺一朝化为灰烬，因此就佛教来讲，最后没有留下值得一顾的东西。总的说来，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净土宗、禅宗、日莲宗的时代。真宗本是作为净土宗的一派兴起的。时宗以及天台宗真盛派虽然也是这时候兴起的，但仍然不出净土宗的一派或其余支的范围。
从德川氏掌握政权以来到“王政复古”为止，约二百六十余年间，天下民心厌乱思治，不少僧侣以兴隆文教为己志，且有人还俗归儒、讲论治国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禅宗的崇传等直接参与政治，对幕府的帮助很大。由于寺院当时与公家（朝廷）、武家（幕府）处于鼎立的状态，德川氏对寺院与公家同样看待，也给以虚位，制定法度，包括寺院、僧侣逐级升进程序在内的各种制度，奖励学业；褒其名称，增加寺田和寺领地，俾使其沦于柔弱境地，以利于武家长期统治。而且在织田氏时期，天主教大举传入日本，宣传“天主如来”的功德，教会声势逐渐盛大，达到动辄可能违害国家的地步。所以到了德川家光以后，便制定了所谓以“西佛”制“南佛”之法，颁布“改宗”法令，让僧侣掌管户籍，国民必须挂籍檀那（施主）寺，严格寺院与檀那的隶属关系，借以防备耶稣教的蔓延。与此同时，神道也很兴盛，“唯一神道”采用许多佛教教义附会神典，后来吉川惟足到会津，创立“宗源神道”；转而形成山崎闇斋的“垂加神道”派，则把神典牵强地附会于朱子学。这虽然显得偏执可笑，但对于“神国思想”的兴起是有很大贡献的。神国思想兴起的结果，也影响到佛教，整个社会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无不崇神，有人指出借寺院与檀那这种关系强迫人家奉佛以兴隆佛教，在古代是未曾有过的。特别是会津的保科正之和水户的德川光国倡导的学风，更成为排佛之源，排佛气焰日见高扬；但由于僧侣已部分地参与到俗政之中，恣于衣食之享受，而对佛教之盛衰，本不介意。因此这期间虽有不少高僧辈出，如泽庵、白隐、月舟、卍山、慈云、运敞、普寂、凤潭、灵空，以及隐元、木庵、铁牛等，但对这种局面也无可奈何。天台宗、真言宗依靠公家，禅宗依赖武家，净土宗流行于武家和平民，真宗和日莲宗得到下层信仰，各在固定的地盘进行割据，长期停留在沉滞的境地。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各宗持续的时代，总之，德川幕府时期，神、儒、佛、耶稣各教互相交错，佛教具有压制耶稣教的作用，儒教独自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处于培养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四方辈出，各自分立学派门户。幕府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由德川初期就已经累积下来，所谓“神国思想”早已在人心内部弥漫，终于兴起了国学习仓派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学说接连出现，最后以浩荡的气势提出尊王之大义，是理所当然的。
神国思想的兴起，打倒了幕府而使政权得以复归朝廷。加上采取开国进取的新方针。佛教终于受其余势的压制，一方面遭到“排佛毁释”之难，另一方面又受到破坏旧势力的新潮流打击，以至于一时失却生气。而且本来德川时期三百余年的佛教，在朝廷、幕府支持下，得以恢复势力并逐渐深入社会，现在一旦遭到这种政治激变，原来的寺院与檀那的关系就完全分离，寺院的维持和僧侣的生活，几乎陷于绝路。而且像天台、真言等宗，由于接受了“神佛分离”的命令，把佛陀、菩萨的尊像从神社内殿搬出，或加捣毁，或予出卖，甚至让身披袈裟的僧侣转入神社去当祠人。由此迄今，明治时代已三十几年，情况虽不无小变，但僧侣腐败之声独高，大法地落之悲日深。
现依上述的顺序，将日本佛教史的变迁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可以说佛教的变迁率竟是经常与政治的变迁互相变迁互相伴随而发展到现代的。
第一期 三论宗和法相宗时代（从佛教传入到奈良朝末年，有二百三十年，552～784）。
第二期 天台宗和真言宗时代（从平安时代初期到结束，约四百年左右，784～1192）。
第三期 净土宗、禅宗、日莲宗时代（从镰仓幕府初期到丰臣氏末期四百余年，1192 ～1603）。
第四期 诸宗持续时代（从德川时代初期到结束，二百六十年左右，1603～1867）。
第五期 明治维新以后的佛教（1868～1898）。
◎附二︰〈近代日本的佛教与佛学〉（编译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日本带来全面改革的契机，佛教界也因而大受影响。新制度大量被引入，寺院的运作方式也积极变更。为因应急遽变化的价值观及社会状况，教化的方法及理念等也不能再因循不变，因此教团方面在意识及组织上不得不作改革。政府方面也多次修订法令，如昭和十四年（1939）公布施行日本宗教团体法，意图监督、统制宗教。二十年（1945）该法因限制宗教自由而被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明令废止，而代以宗教法人法。此新法不仅尊重宗教团体的自由和自主性，也关怀其责任与公共性。实施后，宗教法人数保持十八万余，佛教各宗派约二七０教团。
由于既有教团的教化活动已不敷需求，在强烈唤起民众生命力方面，新兴宗教的活动颇获支持。其中如创价学会施行积极性的教化活动，从昭和二十年代（1950左右）起，其信徒人数大量增加。其余的新兴教团大致也在昭和二十至三十年代左右，以各自的教化方法积极弘扬以在家生活为中心的信仰。一时百家争鸣，蔚成大观。
既有教团在新兴宗教的强势发展下，不得不以全新的风貌、体制相抗衡，佛教界全体因而在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皆有所表现。回顾近代日本佛教界的贡献，可分为设立各级学校推广教化，从事学术研究，纂辑经典，编撰辞典，致力大众传播事业，发行报纸，出版杂志，从事佛教文学创作，或游心于佛教美术、音乐等方面，玆分述如下︰
（1）各宗派所设各级学校为数不少，由小学至研究所皆有，除传授知识外，其用意也在于推广宗教情操，培育青少年感恩之心，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并帮助彼等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其中，由佛教各教派所设的大学共有三十一所，其中有十五所设有专作佛教研究的科系与研究所。
（2）各类佛教辞典的刊行也极兴盛，其内容甚为广泛，或解说一般术语、专有名词，或整理人物、解说佛学典籍，或编巴利语、梵语等各种语言辞典。知名者如《望月佛教大辞典》《佛教大辞汇》《佛书解说大辞典》《梵和大辞典》及《密教大辞典》等。
（3）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报纸及各类杂志的印行。其内容有二大倾向，一是以教化、传道为中心；另一则是以报导和提供消息为主者。前者以杂志居多，后者则多为报纸。
（4）佛教的相关团体为数颇多，其创立的目的包罗极广，有布教、传道、研究、教育、教团之间及各团体间的连系、交流，及对特定教团的支援等。
日本近代的佛学界受欧美学风的影响，运用科学性的方法研究佛学，其特征为史学性的、哲学性的、言语学或文献学性的，因而能减少汉译经典的影响及免于宗派教义之偏执。虽然世界佛学研究并非由日本所创始，但其发展之迅速，专门学者之齐整，研究成果之丰硕，在目前已高居领导地位，因而广受国际学界之重视。玆简述其发展概况如下。
自明治年代开始，日本佛学界人才辈出，首开学风的是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村上专精。此三人各擅胜场形成学风，乃使日本的佛学研究迈向新纪元。同时代日本的大学也正式讲授东洋哲学、宗教学、梵语的课程，而且各宗派也纷纷创设大学。
大正时期续有生力军加入，如木村泰贤对印度哲学宗教，及大小乘佛教思想之贡献卓著，松本文三郎的佛教史学亦甚为学界所推。他并且锐意筹画京都大学文学部，因而形成著名的京都学派。而佐佐木月樵则上承清泽满之，下出山口益等弟子，使大谷大学的成就备受瞩目。同时此一时期渐渐重新整理汉文典籍和日本祖师大德之撰述，而陆续出版《大日本佛教全书》《日本大藏经》《佛教大系》《大正新修大藏经》等部帙可观的文献资料。尤其《大正藏》的刊行使汉译文献有可依据的定本，改变西洋学者向来以梵、巴文献为中心的观念，而提高汉译佛教文献的地位。
昭和时期可二分为前期（1926～1944）及后期（1945年以后）。前期有三大学者，即宇井伯寿、铃木大拙、和辻哲郎。宇井师承高楠氏，最早确立印度思想的历史年代，尤其对唯识的文献研究贡献极大，其弟子有中村元等人。铃木大拙将东洋的精神文化传播到西洋，引发美国人对禅宗的研究探索热潮。和辻哲郎著《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将缘起解为非时间性的论理关系，在学界曾引起激烈的论战，但其后则广受赞同。此外，知名的学者尚有常盘大定、赤沼智善、望月信亨、长井真琴、多田等观等人。
由于学术界的蓬勃发展，乃有组织学会以保持连系、共同合作的必要。因此由渡边海旭等人发起组成“日本佛教学协会”，举办学术会议，发行会志以收录论文。又，此昭和前期也致力于整理佛教文献，出版《国译大藏经》，依《大正藏》的分类，把汉译大藏经改译为日文。此外，也由宇井伯寿、长井真琴、荻原云来等通达巴利文的学者四十七人，联合将巴利文三藏全译为日文，完成艰钜的日译《南传大藏经》。
昭和后期领导佛学界的是金仓圆照、山口益和宫本正尊。金仓圆照专研印度哲学及佛教思想史，并编有《西藏撰述目录》等书。山口益是当代佛教原始文献学的最高权威，继荻原云来之后主持梵本的整理与翻译。宫本正尊专研大乘佛教的中道思想，并领导“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其余著名的学者亦为数甚多，有专研日本佛教史的花山信胜，研究唯识的结城令闻，整理出原始佛教体系的当代巴利语权威的水野弘元，研究原始、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西义雄，研究《婆沙论》和华严思想的阪本幸男，研究禅宗史的关口真大，西域佛教权威的羽溪了谛，从哲学立场阐明禅的久松真一，中国佛教专家冢本善隆、常盘大定、道端良秀、柳田圣山、牧田谛亮，专研《俱舍》《婆沙》的舟桥一哉，及西藏学方面的佐藤长、稻叶正就等人。
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国内的佛学相关科系及学者极多，亟待组织、汇聚力量，以与“日本学术会议”保持联络，并与各国学者相互切磋，因此于1951年成立“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发行《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提供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在此时期，佛学研究日趋精细，因此形成综合研究的风气，其具体成果有《佛教的根本真理》《西域文化研究》等书。
此一时期，爱护佛教文化的各界人士也组织成“铃木学术财团”，旨在研究、解明东洋思想与世界宗教。此团体除资助学者研究外，并出版北京版《西藏大藏经》、各种佛教原典、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又刊行研究年报，极具学术价值。
又，昭和时期日本佛学界的知名人物有中村元、平川彰、长尾雅人、山田龙城、前田惠学、梶山雄一、玉城康四郎、服部正明、早岛镜正、高崎直道、山口瑞凤、镰田茂雄等人。其中，中村师承宇井伯寿及和辻哲郎，乃当代最负盛名的佛学家，其涉猎之广度与深度皆称翘楚，撰有《东洋人的思惟方法》等重要著作。而长尾雅人是印度大乘及西藏学专家，曾主持编译《大乘佛典》；山田龙城则就经典成立史观察思想之发展，著《大乘佛教成立论序说》等书；前田惠学则依巴利原典及印度思想史解说巴利三藏的成立史，著《原始佛教圣典的成立史研究》。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领域方面，则以镰田茂雄之成绩最为卓著。
日本佛学界研究风气如此热烈，因此各种相关学会、研究会、研究所林立，数量之多，为世界之冠。
自明治时代以来，佛学家因研究成果贡献卓著而频受肯定，有获授文化勋章者，有蒙推选担任日本学士院会员者，亦有获颁学士院赏、恩赐赏者，诚可谓成绩辉煌。
◎附三︰高观如《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中日佛教关系〉
西元593～628年日本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倡弘佛教，使佛教在日本得到巨大的开展。其时圣德太子曾师事高丽僧慧慈，崇尚汉文化，并曾用汉文撰《胜鬘》《维摩》《法华》三经注疏，广建寺塔。又曾于隋‧大业三年（607）派遣国使小野妹子等来和中国通好，翌年（608）又开始派高向玄理等留学生四人和僧旻、清安、惠隐、广齐等学问僧四人入隋，学习中国学术和佛教（《日本书记》卷二十二），这是日本历史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嚆矢。以上八人又都是原来在日本的汉人子孙或新移入的汉人。随后又有学僧灵云、惠云等来隋求学佛法。以上诸人在中国留学的时期都很长，一般多是由隋末到唐初，学习二三十年之后才回国，从此日本派遣僧俗学人来中国留学，络绎不绝，因而中国佛教文物制度工艺等更广泛传播于日本，而汉文在日本也普遍流行。
当时日本佛教虽已兴起，而宗派未分，随着来隋唐留学的僧人次第返日，以及中国僧人赴日弘化，遂渐次形成了各个宗派。首先是隋‧嘉祥寺吉藏的弟子高丽僧慧灌，于西元625年去到日本，在飞鸟元兴寺弘讲三论，开始建立三论宗。随后是慧灌的大弟子福亮，他原是中国江南人，在日从慧灌出家，后又入唐，谒嘉祥吉藏，重研三论。返日住元兴寺宏化，盛演空宗。福亮在俗的儿子也出家，名智藏，后来入唐游学，归住法隆寺，弘传三论。智藏门下英才甚众，其中道慈以大足元年（701）入唐，从吉藏的再传弟子元康研习三论。他在唐十八年，广学多闻，其间曾预选入宫，讲《仁王般若经》，于开元六年（718）返国，阐扬三论，兼传真言律学。并模仿长安西明寺，在日本奈良建造大安寺，为日本古代最宏壮的寺宇。道慈的弟子善议也渡海入唐，遍寻名德，深求义蕴，归国住大安寺，盛传一宗的教旨。日本史家通称︰“三论一宗从唐土传入有三代传︰（一）慧灌僧正传，（二）智藏僧正传，（三）道慈律师传。”（《三国佛教传通缘起》）三论宗入唐的学者中即以以上三师为正传。
其次在法相宗方面，有日本沙门道昭，于永徽四年（653）与沙门道严等人随国使入唐，诣慈恩寺，受教于玄奘门下，蒙奘师亲切提掖，并授以观门，兼及《俱舍》，后携新译经论归还本国，住元兴寺，盛弘慈恩的学说，是为日本法相宗初传。又显庆三年（658），日本沙门智通、智达也渡海入唐，谒玄奘、窥基师弟，即从受学，又随入玉华宫寺，业成返国，弘传所学，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嗣至长安三年（703），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相偕入唐，受学于濮阳智周门下，后返日本大弘宗义，为第三传。以上均在飞鸟的元兴本寺传习，又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至开元四年（716），智凤的再传弟子玄昉也渡海入唐，仍就濮阳智周学习慈恩宗义，在唐蒙赐紫衣，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赍同所得佛像及经论章疏五千余卷返国，在奈良兴福寺大弘所学，为第四传，又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在华严宗方面，有唐东都大福先寺道璇，因日本学僧荣睿、普照至唐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赍同《华严》章疏渡日，弘阐此宗，兼传戒律，教人不倦，化导甚广，为日本华严宗第一传。同时有唐‧贤首法藏的弟子新罗国审祥，住日本大安寺，于 740年应请在金钟道场开讲《华严经》。为日本华严宗初祖。从那时以来，《华严经》的讲习渐次弘盛。
在律宗方面，七世纪后期有日本沙门道光入唐学律而归，但戒学未弘。嗣至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沙门荣睿、普照等相偕入唐，求学戒律，奉敕在东都大福先寺依定宾律师受学。这时唐地诸寺的三藏大德特重戒律，荣睿等以本国传戒无人，欲为本国寻求律匠，时荣睿、普照更闻扬州大明寺鉴真为当代律学名德，弘导甚盛；遂于天宝元年（742）至扬州恳请鉴真东渡弘化，当蒙允许，即于天宝二年（743）和他的徒众赍同经论法物等启舟东行，前后五回，并为风浪等逆缘所阻，历经十年的艰苦行程，终于第六回（即天宝十二年，753），受到日本国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翌年，在奈良东大寺兴筑戒坛，日皇、皇后、公卿等四百余人皆从受菩萨戒；又日僧灵裕、贤戒、志忠等八十余人皆舍旧戒重受新戒。为日本登坛授戒的开始。西元759年又于奈良兴建唐招提寺，并设戒坛，前后受度的达四万人以上。由于鉴真的盛化，遂开日本戒律一宗，而鉴真即为日本律宗初祖。
此外，《成实论》也于隋代由高丽‧慧灌传入日本，在日讲习，渐至形成了宗派。《俱舍论》也由道昭、智通、智达入唐‧玄奘门下受学，并传至日本盛行讲述，也形成一宗。但以上两宗并未开创寺院，独立弘传，只是成实宗附在三论宗内，俱舍宗附于法相宗内传通讲习而已。
以上是日本奈良时代由隋唐传入的六个宗派。
由于唐地佛教的盛行东传，日本‧养老四年（720）十二月，曾敕令佛教转经唱礼须依汉沙门道荣和日本入唐返国的学问僧胜晓等的音调转唱，并停止余音，免污法门（《续日本纪》卷三）。又当时日僧多学汉语，唐‧道睿、鉴真等渡日，都以汉语从事讲授。道睿并曾令他自己的能懂汉语的弟子忍基、善俊、忠惠、真法等人，从鉴真的门人思托学法砺等《疏记》于大安寺唐院，随后这些日本学人也都能在各寺转相讲授（《唐大和上东征传》）。又因唐‧开元十六年（728）颁行“大衍历”的影响。日本也于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废去原用的仪凤历，而采用唐‧一行所作的“大衍历”，实行日本历法的改革（《续日本纪》卷二十四）。此外如佛教仪礼、经像、文物、建筑式样、工艺等也大量由唐输入日本。
汉文大藏经也于奈良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当“唐开元藏”编定的后五年，即开元二十三年（735），由唐留学归国的玄昉曾携回汉文经论五千余卷，奉进于日廷（《元亨释书》卷十六）；之后四年，即日本‧天平十一年（739）敕依《开元目录》写一切经五千零四十八卷（《东大寺要录》卷一）。又鉴真于西元758 年（日本‧天平宝字二年）秋，也在日本率众开写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收藏于奈良唐招提寺。因而日本天平时代是佛教写经的最盛时期。
又由唐‧神龙三年（707）及开元二十六年（738）中国各州郡奉敕普建龙兴寺、开元寺（见《佛祖统纪》卷四十）的影响，日本也由道慈等的建议，于天平十三年（ 741）在全国各地安立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寺各置僧二十人或尼十人（《续日本纪》卷十四）。其中有名的大和国分寺（即东大寺）的卢舍那佛像，也是仿唐‧神龙初年（705）兴造的白司马阪大铜佛像而铸造的。
西元794年日本国都由奈良北迁于仿唐京长安而建设的平安新城，为促进全国宗教文化的新兴运动，仍派遣僧俗入唐留学，于是复有天台、真言两宗的开创。其时佛教界突出的人物，有比睿山天台宗开宗大师最澄和高野山真言宗开宗大师空海。这两位大师都于唐‧贞元二十年（804）泛海入唐求法。最澄和他的弟子义真乘日本遣唐使第二舶于当年九月到达明州，并转赴台州，从天台山修禅寺道邃、佛陇寺行满学习了天台教义，并从道邃受菩萨戒，又从禅林寺翛然受学牛头禅法。翌年（805）三月更转赴越州龙兴寺，从泰岳灵岩寺顺晓学习密教，并受秘密灌顶。于同年五月携同在唐所得的经论疏记二百三十余部，乘遣唐舶归国，大弘教化，在比睿山开创天台一宗，兼传密教和大乘戒法，所著有《唐决集》《守护国界章》等书二百八十余部，殁后谥称“传教大师”。与最澄同时入唐的空海系乘遣唐使第一舶，于当年（804）九月到达福州，旋入唐京。翌年奉敕居西明寺，历访长安诸刹名德，蒙青龙寺惠果阿阇黎授以金、胎两部真言秘藏，尽诸蕴奥，并授以阿阇黎位灌顶。惠果又令画工、经主、铸工李真等图绘所有秘密曼荼罗及书写《金刚顶》等最上乘密经、新造各庄严具并佛舍利等相赠。空海于元和元年（806）八月赍同在唐所得经轨章疏二百十六部及诸图具等乘遣唐舶返国，盛弘密教，朝野尊崇，并于高野山创建根本道场，开启真言一宗的规模。所著有《秘密曼荼罗教付法传》《辩显密二教论》等书一百五十余部，殁后谥称为“弘法大师”。
从那以后，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平安时代（782～1191）非常发达；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即是指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圆珍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以及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等属于真言宗的五家而言。
其中圆仁出于最澄门下，于开成三年（838）与圆行等共乘遣唐舶抵扬州海陵，在当地开元寺从沙门宗睿学梵书，又从全雅受灌顶及两部曼荼罗、诸尊仪轨、佛舍利等。嗣转经青州，登五台山，从沙门志远受学天台教义。更到长安，奉敕居资圣寺，又从大兴善寺元政阿阇黎学金刚界大法，会昌元年（841）从青龙寺义真受学胎藏界法并灌顶，又从元法寺法全受传仪轨，从醴泉寺宗颖习止观，在长安六年，然后赍同在各地求得的经论章疏五百八十五部及诸图像道具等，于大中元年（847）由登州乘新罗舶返国，仍登睿山，盛弘台、密二教。所著有《金刚顶经疏》等十余部。又他在唐时曾将他求法巡礼的见闻经历，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现存），不仅为中日佛教关系的珍贵史料，而且也是叙述当时唐代佛教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嗣后有沙门圆珍，是最澄弟子义真的门下，于大中七年（853）随唐人钦良晖的商舶入唐，经福、温、台、越各州，历访诸寺，受学于存式、物外、良谞等门下。后至长安，从青龙寺法全受瑜伽密教，又在龙兴寺和大兴善寺受金、胎等曼荼罗及新译经法。仍南登天台山访国清寺，以后携同所得经卷四百四十一部及诸宝物道具于大中十二年（858）仍由台州乘唐人李延孝的商舶返国弘化。
常晓与圆行于开成三年（838）同乘遣唐舶抵达扬州，常晓入栖灵寺，从文璨（一作文璨）阿阇黎受金刚灌顶和太元密法，翌年（839）又谒华林寺大德问学三论宗义，后携所得经籍文物于同年八月仍乘遣唐舶归国，传弘密教。和常晓同行入唐的圆行，则入长安受教于青龙寺义真，因慧解明达，奉敕为内供奉大德，仍于翌年和常晓同舶返国。慧运也于开成三年（838），一说是会昌二年（842），乘唐人李树人的商舶来抵温州，即入长安，礼青龙寺义真入灌顶坛，受诸密印，后于大中元年（847）乘唐人张支信的商舶归国弘化，并兴建安祥寺，形成真言宗安祥寺流的一派。宗睿则于咸通三年（862）乘唐人张支信的商舶入唐，初至汴州，谒玄庆阿阇黎受金刚部法；更至长安，从青龙寺法全学胎藏法，重受灌顶；又随造玄、智慧轮诸德学诸秘赜。并朝天台、五台诸山，随处访写经籍。于咸通七年（866）携同所得经书一百三十四部及诸文物等，由明州登唐人李延孝舶返国，传衍密教。以上入唐八家都由中国求得大量的经书文物回国，并各编有一部《请来目录》，这对于日本佛教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
以上日本天台、真言二宗是这一时期最占优势的两个宗派，即日本历史上所谓“平安二宗”。
在这一时期，中日佛教关系史上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普陀山的观音道场系因日本高僧惠萼而开创。惠萼曾于会昌元年（841）、四年（844）迭次来中国求学，并曾谒请杭州灵池寺齐安国师（马祖道一的法嗣）派遣上首义空禅师去到日本弘传禅法。惠萼又于大中十二年（858）赍同他在朝拜五台山时得到的观音圣像一尊，由明州航海准备回国，船行到普陀山不能前进，他便下船奉像在山结庐供养，渐渐兴建补陀山寺（后改名普济寺），遂开创了普陀山的观音道场。
这时日本佛教界已搜罗并保存了大量的中国佛教典籍，而中国则因会昌的法难（845 ）和五代的战乱摧毁而经像不全；时中国吴越商舶航行日本往来频繁，西元960年吴越王钱弘俶曾遣使备金向日本和高丽求写天台教籍，使台宗的章疏复还归中土，而有利于中国天台宗在宋朝的复兴。
五代、北宋间，日本沙门来中国参学及朝礼名山佛迹的还不少；而较著名的则有然，寂昭、绍良、成寻等。其中奝然和他的徒众成算、嘉因等六人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乘宋人陈仁爽等的商舶来抵台州，翌年（984）入京见太宗帝，进献方物，蒙存抚甚厚，并赐紫衣及“法济大师”号，馆于太平兴国寺；又巡礼五台及洛阳龙门等胜迹，并 蒙敕赠新印的折本藏五千余卷。与他同来的沙门成算，曾在洛阳太平兴国寺从中、印高僧学习悉昙梵书；奝然的弟子嘉因并受了五部秘灌顶。雍熙元年（984）他们一行仍由台州乘宋人郑仁德的商舶返国。奝然曾将在宋游学参访的经过写成《入宋日记》四卷（今佚）。至端拱元年（988），奝然又遣弟子嘉因和宋僧祚干等来宋进表称谢，并献佛经及诸方物，兼访求宋朝新译的经典。嗣至咸平六年（1003）日本天台宗源信以有关天台教义的疑问二十七条遣弟子寂昭等来明州，投问于宋‧四明传教沙门知礼，知礼随就所问一一答释。翌年（景德元年，1004），寂昭等入朝，进佛像及金字《法华经》等，宋真宗因他书写精妙，诏号“圆通大师”，赐紫方袍，又敕为苏州僧录司，住吴门寺，后即在宋迁化。随后又有日本沙门绍良，于天圣六年（1028）奉师命以有关天台宗旨的疑问十条致问于知礼的嗣席广智，并赍金字《法华经》为贽见之礼，蒙广智详为解答并留受学，三年学成归国，弘演台教（《四明教行录》卷四）。嗣至熙宁五年（1072），日本台宗大云寺沙门成寻和徒众赖缘、快宗等七人乘商舶入宋朝礼天台、五台及南北佛教名迹，历访诸方尊宿，并进献方物，宋神宗因他们远来而有戒业，并赐紫衣，又赐成寻以“善慧大师”号。成寻留住中国九年，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八卷及《善财童子知识集》等书，以元丰四年（1081）在宋京开宝寺圆寂，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并为建塔题称“日本善慧国师之塔”。此后日本沙门入宋参学并进献方物的仍络绎不绝。
中国南宋时期适当日本镰仓幕府时代，佛教在日本趋向于大众化，由中国传入的禅宗和依唐‧善导的念佛法门而形成的净土等宗以及由天台法华教义而开演的日莲各宗，于是勃然兴起。
禅学在日本，以往虽有道昭、道璇、最澄、圆仁和唐僧义安等由唐传入，但禅宗正式的弘传，却开始于入宋参学归国而首创临济宗的荣西（1141～1215）。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时虚庵怀敞住天台万年寺，荣西再度往谒，受传临济心印；后怀敞移住天童，荣西也随侍研学；于绍熙二年（1191），又蒙付与衣具印信，归国后大兴禅学，学徒云集，朝野尊尚，在建仁寺开山，并著有《兴禅护国论》等七部九卷，成为日本临济的新宗派。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1200～1253）也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访天童、径山、天台等山，参谒无际了派、浙翁如琰诸禅宿，终于得到天童长翁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受传秘蕴及衣、具、顶相，于宝庆三年（1227）归国，也盛弘禅学，在永平寺开山，撰有《正法眼藏》《永平清规》《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等九部一百十八卷，成为日本的曹洞一宗。
由于船舶交通的便利，日本的禅僧入宋参学以及宋僧往日本弘传禅学的，在这一时期中非常频繁，其突出的人物，有日本临济宗的圆尔辨圆（荣西的法孙，1255年入宋，受天台教于柏庭善月，历参痴绝道冲、笑翁妙堪、石田法熏诸禅宿，后登径山，嗣法于无准师范，1241年归国，开创东福寺，宣唱教禅一致之学，门庭很盛）、无关普门（圆尔辨圆的弟子，1251年入宋，在宋参学十二年，得法于无准师范的弟子净慈寺断桥妙伦，1262年归国，开创南禅寺）、无象静照（1252年入宋，登径山，嗣法于石溪心月，又遍访育王、天童、天台、净慈诸山刹，历参虚堂智愚等禅宿，于1262年归国，后开创佛心寺，并著有《兴禅记》一卷）、南浦绍明（在日宋僧兰溪道隆的弟子，1259年入宋，至净慈参虚堂智愚，后又随智愚往径山，并嗣其法，于1267年回国，重谒道隆，为嘉元寺开山）、曹洞宗的寒山义尹（道元的弟子，1253年、1264年两次入宋，参学于天童、净慈的义远、智愚等，1267年归国，开创大慈寺）、彻通义介（道元的弟子，1259年入宋，参径山、天童等山，历访禅德，于1262年归国，为永平寺第三祖）等人。
这一期间中国禅僧去日本行化的，有宋‧阳山无明慧性的法嗣兰溪道隆，因日本入宋禅僧坤智镜等的劝请，于淳祐六年（1246）携同弟子义翁绍仁、龙江等乘舶渡日游化，依宋地清规宣扬禅风，受到当时幕府和衲众的归依，创建长禅寺，有《语录》三卷，于祥兴元年（1278）在日圆寂，谥号“大觉禅师”。日籍徒众嗣法的有南浦绍明等二十四人，其中渡海再入宋参学的有十一人之多。随后又有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南禅福圣寺兀庵普宁，因道隆由日来书劝请，于景定元年（1260）乘舶赴日，继道隆住建长寺，接引学人；得法的有东海惠安、南洲宏海等人，在日弘化五年，仍于咸淳元年（1265）留偈返宋。至咸淳五年（1269），径山石溪心月的法嗣大休正念也乘商舶赴日弘化，被请主持禅兴寺，又历住诸大名刹，有《语录》六卷，后即在日圆寂，谥号“佛源禅师”。随后又有天童石帆惟衍的法嗣西涧子昙，于咸淳七年（1271）渡日，不肯主持一刹，在京都、镰仓间游化七年，仍于祥兴元年（1278）返宋。同年七月，宋高僧道隆在日圆寂，日幕府即遣禅僧德诠、宗英二人入宋，迎请无准师范门下的高德无学祖元莅日，主持建长寺。祖元即和他的禅友境堂觉圆、弟子梵光一镜等渡日行化，在建长寺大扬禅风，受日朝野和僧俗的一致欢迎，并为圆觉寺开山初祖。后于1286年圆寂，谥号“佛光国师”。
南宋以后中日禅僧往来密切，因而禅学在日本当时甚为繁荣。日本禅僧到中国各山寺参访的人数众多，而中国江南的径山、灵隐、天童、净慈、育王等五山，和中天竺、道场、蒋山、万寿、雪窦、江心、雪峰、双林、虎邱、国清等十刹，也成为日本禅和子所经常挂锡的祖庭。乃至日本各禅刹中，也有所谓五山十刹的仿设。其各禅寺的构造、禅堂的设备乃至日常生活，也多模拟宋地禅刹式样，甚至开示语录中杂有宋语，而中国禅门诗偈在日本禅林中也非常流行，这自然是受中国丛林的影响。
在律宗方面，南宋的律学也引起了日本律宗的复兴。庆元五年（1199）春，日本律学沙门俊芿“以大小律范，未尽其要，须入中华抉择所疑”，即偕弟子安秀、长贺二人乘舶入宋，历访天台、雪窦、径山等两浙名蓝，咨询禅教，翌年（1200）春，入四征福寺，随侍如庵了宏律师学习毗尼六年，开遮持犯，涣然通解。又和宋地教、禅、律学名僧广泛交游，最后仍就温州广德律师学“七灭诤”。于嘉定四年（1211）携同所得的经律章疏二千余卷和佛舍利等由明州乘舶返国，重兴律学，日皇和幕府都奉他为戒师，为泉涌寺开山初祖。随后，又有律学沙门昙照净业，于嘉定七年（1214）及绍定四年（1231）两次入宋，从中峰铁翁守一重受具戒，深探篇聚，又至诸山广学教律，并携同所求得的宋版一切经及佛像梵筴等回国，开创戒光寺，和泉涌寺并称为二大律刹，教化很广。又泉涌寺俊芿的门弟子湛海、智镜、道玄等也先后入宋访问戒德、寻求律籍回国。对于日本律宗的发展作了有力的贡献。
日本沙门在两宋时代曾多次求得宋版大藏经如蜀藏、福州藏等回国，并时在奈良、京都、镰仓各大寺中举行一切经供养会，典仪很盛。对于中日佛教文化的传通具有重要意义。
原由唐宋传入的净土念佛法门，在当时日本也逐渐流播。至十二世纪初，出身于天台的高僧良忍（1072～1132）以《华严》《法华》圆融无碍的教义融通念佛，开创了圆通念佛宗。随后又有出身于天台的高僧法然（1133～1212）确立纯粹念佛、他力往生的教义，创立净土宗。法然门下又有亲鸾（1173～1262），著有《教行信证文类》，专修念佛，并带妻弘教，开创净土真宗。他这一宗在日本发展最盛，后并分为大谷和本愿寺等派。嗣后净土宗下又出现了一位高僧一遍（1239～1289）游行念佛，创立时宗。另一方面，又有出身于天台宗的高僧日莲（1222～1282），奉持汉译的《法华经》，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题目为主，而新创了一个日莲宗，后并分出若干流派。由于以上弘扬净土念佛各宗和日莲宗的兴起，使佛教在日本更形大众化，这是日本镰仓时代（1193～1380）佛教的一大特色。当然这也是基于中国佛教的传衍而形成的宗派。
十三世纪间，日本因元兵往侵而曾经和中国国交中断，至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和弟子石梁仁恭及曾到日游化过的平山万寿寺禅僧西涧子昙等往日本通好，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和崇敬。他们并请一宁住建长、圆觉、净智、南禅等大禅寺，后来一宁于1317年在日圆寂，被谥为国师。子昙也被请住圆觉、建长，1306年在日圆寂，谥号“大通禅师”。一宁在镰仓、京都盛扬禅风，前后近二十年，门下造就的英才甚众，其中如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嵩山居中、东林友丘等，都曾入元朝礼祖庭，重事参究。从此以后，元高僧被请到日弘化的，先后有东明惠日（原在明州白云寺开法，因日本书聘，于1309年渡日，历住建长、万寿、东胜、寿福等寺，行化三十年，朝野崇敬，于1340年在日圆寂）、清拙正澄（原住松江真净寺，日本入元禅僧多数从他参学，于1326年应请东渡，历主建长、净智、圆觉、建仁、南禅等寺，实行中国禅林清规制度，并为开善寺开山初祖，1339年在日圆寂，谥号“大鉴禅师”。有《语录》九卷、《大鉴清规》等若干卷）、明极楚俊（历任双林、径山、灵隐、天童第一座，1329年日廷聘请东渡，历主诸大名刹，化导甚广，于1336年在日圆寂，谥号“佛日焰慧禅师”）、竺仙楚仙（与楚俊同时东渡，历主建长、南禅、建仁诸寺，1347年在日圆寂，有《语录》若干卷），此外又有东里弘会（1308年赴日弘化，受请住禅兴、建长等寺，各方禅衲参请不绝，1318年在日圆寂）、灵山道隐（1319年赴日行化，主建长寺，寺规严整，七众崇敬，1325年在日圆寂，谥号“佛慧禅师”）、东陵永玙（1351年东渡弘化，历主天龙、南禅、圆觉、建长诸寺，1365年在日圆寂，谥号“慧海慈济禅师”）等也相继赴日弘化，接引彼邦学人。据师蛮的《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五说︰“东渡宗师十有余人，皆是法中狮也。”可以想见我国古德在日本传弘的盛况。
另一方面，日本禅师来元参学的也络绎不绝，其中特出的有龙山德见（元僧一宁的弟子，1305年入元参东岩会，后又历参诸方，复应请住隆兴兜率寺，在元四十五年，1349年归国，受足利幕府归依，历住南禅、天龙等寺）、远溪祖雄（1306年入元，登天目山，师事中峰七年，并嗣其法，1316年归国，开高清寺）、雪村友梅（1307年入元，历访名宿，曾被请住长安翠微寺，元文宗赐号“宝境真空禅师”，1329年回国，历主诸大禅刹，有《岷峨诗集》）、嵩山居中（1309年及1318年两次入元参学，曾为蒋山昙方忠会下的第一座，最后于1323年归国，历主名刹）、复庵宗巳（1310年入元，师事天目中峰明本九年，明本寂后于1322年归国，开创诸寺，门下的禅众常二千人）、无隐元晦（和宗巳一同入元，嗣法于中峰明本，1326年归国，历主圣福、圆觉、建长等名刹）、古先印元（1318年入元，历事无见睹、中峰明本、古林茂等，1326年邀同清拙正澄赴日弘化，本人也历主诸大名刹）、寂室元光（1320年入元，历参中峰、元叟、吉林、清拙、灵石、绝华、无目、断崖诸德，1326年归国，后开永源寺）、物外可什（1320年入元，遍游江浙禅林，1329年邀同元僧明极楚俊到日弘化，本人也被请历住崇福、建长等寺）、东洲至道（圆尔辨圆的法嗣，入元在大都创大觉寺，迄未回国）、月林道皎（1322年入元，师事古林清茂八年，并嗣其法，元文宗赐号“佛惠智鉴大师”，1330年归国，开长福寺）、中岩圆月（1325年入元，历访雪窦、天宁、凤台谒灵石芝、古林茂等，1332年归国，创吉祥寺，并历住诸名刹，有语录、诗集等）、不闻契闻（1326年入元，游历天台、灵隐、净慈等山，参见诸老，1333年归国后，主持圆觉寺）、古源邵元（1327年入元，谒华顶、天目、龙山、五台诸山，又久居嵩山少林，在大都时曾预选入宫转大藏经，1347年归国，住大圣、等持、东福等寺）、无文元选（1339年入元，参福州古梅友、天宁楚石琦、大觉了庵欲、天目千岩长，于1350年归国，开方广寺）、愚中周及（1341年入元，师年曹源月江印、金山即休了等，于1351年归国，开创佛通寺）、大拙祖能（1343年入元，到福州参无言宣、东阳辉，后嗣天目千岩长，1358年归国，风化九州，又移关东，开楞严寺，四方从学的达三万人）、无我省吾（1348年和1363年两次入元，历参诸德，后在中国圆寂）等。当时中国禅学风范受到日本禅僧的非常崇慕，元僧清拙正澄在日圆寂后，他的徒众二十五人曾同时入元参学；又大拙祖能于1343年入元游学时，他的同参一行数十人也相偕入元参习。其时日僧登天目山参叩中峰明本的人数很多，其中著名的即有远溪祖雄、可翁宗然、嵩山居中、大朴玄素、复庵宗巳、孤峰觉明、别源圆旨、明叟齐哲、平田慈均、无碍妙谦、古先印元、业海本净、祖继大智等人，可见两国禅学的亲缘关系。
一直到元末尚留在中国的日禅僧还不少，其中日沙门椿庭海寿，曾任净慈第二座，又曾住应天府（南京）天界寺，明太祖选名僧校藏经时，他也被选参加，并蒙召见，询问国情。洪武五年（1372）更住鄞县福昌寺。又日沙门权中巽，曾于明初（1368）任杭州中天竺寺藏主。又日沙门无我省吾在牛头山，曾受明太祖召见，赐以紫衣，后来即在明地圆寂。至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又特遣禅僧仲猷祖阐（宁波天宁禅寺住持）、教僧无逸克勤（金陵瓦官教寺住持）等出使日本，并遣在明的日僧椿庭海寿、权中巽二人为通事随往；随后日本也遣僧文圭、如瑶相继使明。建文四年（1402）明惠帝又遣禅僧道彝天伦、教僧一庵一如等使日，嗣后日本也遣僧坚中圭密及祥庵梵云、明空等来明通聘。乃至日足利幕府和怏通商，也多以该国的禅僧为使节，而展开了中日海上的交通贸易。因而明代日僧来华的也还不少，其中值得叙述的则有绝海中津（1368年入明，参中天竺、道场、灵隐、天童的季潭泐、清远渭、良用贞、了道一诸德，曾蒙明太祖接见并赋诗，于1376年回国，开创宝冠寺，后又被请住等持、相国等寺）、龙室道渊（明‧宁波人，后赴日本嗣法于圣福寺宏书记，1432年为遣明使入明，宣宗授以僧录司右觉义之职，1434年返日，住天龙寺）、雪舟等扬（1468年从遣明使入明，他的画法受到明宪宗欣赏，命为天童第一座，1469年返国）、了庵桂悟（原为东福寺僧，1511年八十三岁为遣明使，受明武宗崇敬，令住育王山广利寺，赐金襕袈裟，1513年归国，后住南禅寺）、策彦周良（天龙寺僧，曾于1539及1547年先后为遣明使入明。明世宗以诗和他唱和，他撰有《入唐（明）记初度集》《再度集》共五卷，归国仍住天龙寺，为朝野所尊敬）等数人而已。
至十七世纪，由于中日商舶往来频繁，明僧真圆、觉海、超然先后被请往长崎，开创东明山兴福寺和紫山福济寺、圣寿山崇福寺，即所谓三唐寺。当时中国沙门多往游住。至明‧永历八年（1654），福州黄檗山高僧隐元隆琦，因长崎崇福寺僧超然的再四邀请，于同年七月和他的门弟子泛舶到日弘化，又受江户德川幕府的皈依，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举扬黄檗的宗风，并设坛传授禅门大戒，当时日本曹洞、临济两宗的禅僧，纷纷投入他的会下，日朝廷并尊他为“大光普照国师”，1673年在日圆寂，年八十二；有语录、法语各若干卷，《松堂集》《太和集》各二卷等，被奉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随从隐元渡日的弟子，如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湛性莹、独吼性狮、南源性派等都是一时的禅门英杰。嗣又有隐元的法嗣木庵性□、即非如一，分别于永历九年（1655）、十年（1656）赴日，辅翼隐元的法化，时人称为二甘露门。嗣后继承日本黄檗山法席的列代禅师，如木庵、慧林、独湛、高泉、千呆、悦山、悦峰、灵源、旭如、独文、杲堂等人，皆是由中国前往弘化的高僧。而黄檗山的学修清规，如参禅兼念佛，平常用汉语，诵经用汉音，乃至饮食生活也都是中国式样；比之日本原来的临济、曹洞两宗，更富有中国禅学风味。直至第十四世以后，才有日人继任法席；日本黄檗宗所属各寺，至今仍保持有中国近代禅林的风范。
十九世纪以来，中日佛教间仍颇有接触，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晚清杨文会在南京刊印经典、复兴佛教，得到日本南条文雄氏的协助，代为搜求到许多我国已经佚失的古德著述，特别是法相唯识方面的章疏逸籍，有益于中国经典的重刻和佛学的研究。
［参考资料］ 《现代日本的佛教教育与文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54}）；《日韩佛教研究》《现代世界的佛教学》（《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2}、{85}）；《梅尾祥云全集》别卷〈喇嘛教と日本佛教〉；大野达之助《日本佛教思想史》；《讲座‧佛教》第五册〈日本の佛教〉；菅沼晃（等）编《佛教文化事典》〈佛教の历史的展开（日本）〉；《佛教思想史》第二册、第五册；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