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昙旷
唐代僧。生卒年不详。建康人。早年出家后，习唯识、俱舍诸学。又入长安西明寺，探究《金刚般若经》《大乘起信论》等书大义。其后，历游河西、敦煌等地，著《金刚般若经旨赞》二卷、《大乘起信论广释》《大乘起信论略述》二卷、《大乘百法明门论义记》一卷、《大乘入道次第开决》一卷、《大乘二十二问》一卷等。上述著作在我国古代皆未入藏，失传已久，至近代始于敦煌石窟再被发现，后被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册。
◎附︰上山大峻着‧余万居译〈敦煌佛教的盛衰〉（摘录自《世界佛学名著译丛》{55}）
也许是在敦煌沦陷之前，又或许是在沦陷之后，有个名为昙旷的高僧来到敦煌定居。根据抄本的记载，昙旷剃发于长安西明寺，精通《大乘起信论》和《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而且是唯识学的泰斗。
昙旷遇到天宝末年中国政界的混乱，对佛教界的腐败也感觉很大的失望，正想回到故乡河西时，又遇到来自东方的西藏军，在战火的追逼之下，边躲边跑，最后只好寄身于唯一尚未沦陷的敦煌。由昙旷所写的自序传及其著作及抄本所附的日期，我们可以推知昙旷辗转来到敦煌的经过。由昙旷避难这个显著的例子，我们也可推测得知当时为了躲避战火来到敦煌的佛教僧侣不在少数。
难得的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势之中，昙旷走到什么地方，便在当地留下了一部部的著作。他在灵州写了（1）《金刚般若经旨赞》二卷，在凉州写了（2）《大乘起信论广释》五卷，于甘州写了（3）《大乘起信论略述》。据估计，昙旷最迟在西元764年就已来到了敦煌，在此，他写了（4）《大乘入道次第开决》、（5）《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6）《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最后一本附有自序传，且有唐代宗大历九年的记录。774年恰是敦煌的邻居瓜州遭到西藏攻陷的前二年，敦煌此时也一定处在相当危急的情况之下。
昙旷为什么能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著述讲学呢？是否敦煌的僧尼们渴望着他从中原带来的知识呢？虽然敦煌的寺院林立、佛窟绚烂，但是高僧都集中在长安。居住于边境敦煌的僧尼们，难得有直接学习长安最新佛学的机会。昙旷受到战乱的连累寄居于敦煌，正是当地僧尼们求之不得的事。
事实上昙旷所带来的长安佛教知识，理所当然成为敦煌后来的义理佛教的中心，僧尼们趋之若骛，他们纷纷学习，一直流传到十世纪之后。
774年左右，昙旷正在写《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的时候，西藏军终于团团围住了敦煌，从此有一段时间昙旷的行踪不明，可是就在这一段期间，昙旷又完成了一部著作，这便是富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大乘二十二问本》，这是二十二条有关佛教教理的问答题，其中的序文有下列的一段（意译）︰
“……卧病在床已经很久，但是病况却不能好转，气力衰弱，再也无法从事长途旅行了。在这边外之地，正伏枕休憩时，突然接获陛下的垂询，甚感意外，原来不想奉召的，但唯恐陛下不加谅解，只好勉强拖着病体，恭恭敬敬地奉答有关佛法的深奥道理。也许会有一些答错之处，但我自认已尽全力，将我的想法全盘说出，但请陛下谅察……。”
既然昙旷晚年卧病时，当时的皇帝还曾要他回答询问，可知当时西藏军已占领了河西地方。敦煌和中国本土的交通业已断绝，能在敦煌之地称皇帝的，除了占领此地的西藏王──赤松德赞王（742～797）之外，绝无他人。那么，为何这位西藏王会向卧病在敦煌的中国和尚询问佛理呢？说来，这是有其原因的。
这时，西藏正在赤松得赞王的领导之下向外扩展势力，另一方面，他也以振兴佛教为第一要务，希望仰赖印度或中国等佛教先进国家的佛教来指导国内的佛教。他曾远自中国和印度招聘高僧，也建造了很多大型寺院。因此，西藏在这个时候占领了敦煌这个中国佛教宝库，自然喜出望外，而且在占领敦煌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将有名的高僧都请到西藏本土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昙旷年迈老衰，加上有病在身，根本无法动弹，结果真正去西藏拉萨的，只有禅宗高僧摩诃衍等三人。但是这位摩诃衍所属的是当时刚刚在中国兴起的顿悟禅宗，这一门派主张顿悟，不执著于布施等善行的修为，只要什么参见本来面目，就能成佛，这种简捷直截了当的佛教立刻吸引了西藏人，得到了许多信徒。但是这种新宗派和印度来的比丘所传的传统佛教无法相容，于是新旧之间展开了一场中印佛教的争论，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佛教才是释尊的嫡传。
后来，赤松得赞王从印度请来一位叫做莲华戒的高僧，在桑耶寺内，国王亲自列席，两派展开论争，才有了结果。在纷争期间，还夹杂着政治问题，弄得全西藏人心激荡，这件事本为佛教之事，但到后来甚至牺牲了不少人！这是八世纪末的事情。赤松得赞王为了这个问题的善后而大伤脑筋，国王做梦也没有想到，同为佛教，教理上的差距竟有如此之大！他为了寻求真相及谋求解决之道，曾花了很大的心血。
据推测，《大乘二十二问本》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中，西藏王要求住在敦煌的第一高僧昙旷对此一论争作个判断。
［参考资料］ 《大乘起信论略述》序；《鸣沙余韵解说》；《大乘起信论之研究》；《敦煌佛教の研究》；关口真大编《佛教の实践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