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末法(梵saddharma-Vipralopa)


  谓佛教之正法纯味渐失所转入之衰微时期。相对于正法、像法而言。《法华经》卷五〈安乐行品〉云(大正9‧37c)︰“如来灭后,于末法中欲说是经,应住安乐行。”《大乘同性经》卷下云(大正16‧651c)︰“住持一切正法、一切像法、一切末法。”
  关于此词之意义,《法华义疏》卷五云(大正34‧518a)︰“转复微末,谓末法时。”《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本)云(大正45‧344b)︰“有教无余,名为末法。”此谓众生根机渐次低下,虽有如来教法而无行证者,此时期即称为末法。
  关于末法之时限,有若干异说。若正法、像法各一千年,则佛灭满二千年以后为末法时期;若正法、像法各五百年,则佛灭一千年以后为末法时期;若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则末法为佛灭一千五百年以后。又关于末法时期之时间长短,我国诸家皆取一万年说。如《南岳思禅师立誓愿文》谓正法住世五百岁,像法住世一千岁,末法住世一万年。吉藏《法华玄论》卷十亦谓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又如善导《往生礼赞》云万年三宝灭,此依《善见律毗婆沙》卷十八所云“万岁后,经书文字灭尽”之语义而来。
  末法之说,我国自北齐时代即已盛行。《南岳思禅师立誓愿文》中,慧思自记生于末法第八十二年,并书写金字《般若经》等,誓传至弥勒之世。隋‧信行唱导三阶宗,以正法为第一阶、像法为第二阶、末法为第三阶。谓于末法时当修普法。唐‧道绰、善导等人亦谓当时已入末法,而主张“时教相应”之必要,并劝时人当以忏悔念佛为事。日本方面,源信、源空等诸师亦皆鼓吹末法思想,尤以日莲最力。谓当以最澄等法华迹门教为像法时期之法,而力倡末法时期须藉法华本门心要──“妙法莲华经”五字,方得解脱。
  ◎附一︰藤堂恭俊着‧余万居译〈华北异民族统治下的佛教〉(摘录自《中国佛教史》)
  文宣帝(550~559)的天保七年(556),那连提黎耶舍来到北齐之邺都,深得皇帝的厚遇,获得了佛教界地位最高的昭玄大统法上等多数人的援助,从事佛典的翻译。566年(北齐后主‧天统二年),也就是卫元嵩上书武帝废佛的前一年,那连提黎耶舍就在北齐译出了《大方等大集经》〈月藏分〉。其中〈分布阎浮提品〉(卷五十五第十七品)有此说法(大正13‧363a)︰“于我灭后五百年中,诸比丘等犹于我法解脱坚固。次五百年,我之正法禅定三昧得住坚固。次五百年,读诵多闻得住坚固。次五百年,于我法中多造塔寺得住坚固。次五百年,于我法中斗诤言颂(讼?)白法隐没损减坚固。”
  此外,在〈法灭尽品〉(卷五十六第二十品)内有以下记述(大正13‧379c)︰“今我涅槃后,正法五百年,住在于世间,众生烦恼尽,精进诸菩萨,得满于六度,行者速能入,无漏安稳城。像法住于世,限满一千年,剃头着袈裟,持戒及毁禁,天人所供养,常令无所乏。”
  这就是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之说。在南北朝中,前有北魏武帝之废佛(446),今又有北周武帝之废佛(北周为574年,北齐为577年),佛家面临了逐渐毁灭的佛教表相,他们对《大集月藏经》之说,有如何的感受呢?也许有人认为这正是法灭尽,虽无“末法”之表现,但我们可以说他们都切身感到了末法的降临。认为信行(540~594)的三阶教,道绰(562~645)的阿弥陀净土教,以及灵裕所开凿的宝山石窟,静琬(?~639)在房山的石经刻造事业等,都是因为切身体会到末法感而做的,实在也不为过。尤其是三阶教和净土教,这两教都是隋唐时代的实践佛教,是中国庶民心灵的粮食,已深入广大的社会,尤其是继承了道绰净土教的善导,更被尊称为“弥陀化身”,善导为《观无量寿经》所撰之《观经疏》四卷,更是随着善导的宗教人格,影响至钜。日僧法然即继承此说,在“偏依善导”之上,又开了净土一宗。
  ◎附二︰盐入良道着‧余万居译〈中国佛教的形成〉(摘录自《中国佛教史》)
  (一)末法观与末法经典
  [末法观的开始] 佛教之正法已灭的观念,肇始于释尊入灭之后。因为释尊入灭后,世上所传教法各有不同,故有强调正法之必要。当时有相似之法,使正法为之隐没,教团痛感危机已至,故强调要对抗像法。在《中阿含》或《四分律》等有关记述中,即有因女人出家所以住世千年的正法,也减为五百年的说法,《杂阿含》中也说,如来正法灭时,乃生相似像法。有关正法、像法的意识及其年限,乃众说纷纭,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
  然而,正、像、末三时思想,真正演变为一种时代观或危机意识,且有组织体系,则属中国佛教界。三时的观念可见于末法观的创始者慧思(515~577)、创特异三阶教之信行(540~594或614),以及净影寺慧远(523~592)、嘉祥大师吉藏(549~623)、天台智顗门下的章安尊者灌顶(561~632)、南山律的祖师道宣律师(596~667)、法相宗的祖师慈恩大师窥基(632~682)等人的言论中,从隋至唐初连续不断。有强烈末法意识主张者慧思、信行、道宣、窥基等,都是末法兴起时的几位代表性大师。
  中国佛教界之所以有末法说的兴起,是因为当时人接触到说明正法、像法及其年限与浇末说之经论,加上佛灭年代又见到某程度之统一,故五浊末世的知识乃被当时人所接受。而诸经论中,又以《大集经》〈月藏分〉的译出(566),给人心的刺激最大。此外,当时中国佛教界又亲眼目睹到浇末、末法的北周破佛问题。
  [废佛与末法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对佛教迫害,都与信奉儒、道、佛教的政治家之互相拮抗很有关。故表面上虽有执行国家政策的大前提,事实上却为了达成其争夺的欲望。所谓“三武一宗”的佛教迫害,第一个是指北魏太武帝的废佛诏,表面上的原因在于︰讨伐叛军时在寺院中搜出军械武器,真正的原因则为,宰相崔浩与担任帝师的道士寇谦之联合起来,企图以道教治国,使道教得以成为宗教主流(425~448)。后来寇谦之曾反对过分激烈的迫害佛教,但却未发生太大的效果,这未始不是教权从属于王权的一项证明。迫害佛教的结果,使得许多寺院与佛像、经典,遭到前所未有的损毁,所废弃的佛寺与焚毁的佛经诚难数计,僧尼的被杀害更骇人听闻。到了425年武帝驾崩之后,即位的高宗乃下诏复兴佛教,隐伏七年之久的佛教方得重见天日,在狂热教徒的努力下,佛教迅速的重复旧观。然而,在官吏的任用上,中央与地方的沙门系统过于活跃,僧祇户与佛图户(寺奴婢)等靠国家赞助其经济力的数量太大,形成国家内政与经济上的两大隐忧,王权和教权的关系也随之发生磨擦。废佛之举的反作用力,造成国家对佛教的积极保护政策,因此六世纪初魏末佛教隆盛的情形已到“僧尼大众二百万、佛寺三万有余,有识者为之叹息”的地步,而寺院所拥有的庞大经济力,也终于导致北周武帝的大规模废佛。
  北周武帝厉行军国政策,目的在统一中国北方的分崩局面,而当时具有压倒性经济势力的宗教建筑,也成了武帝政策的牺牲品了。574年,所有的佛寺、道观、僧侣、道士全部遭到严重的破坏。
  较为用心的佛教徒,眼见废佛运动的再三发生,乃对自北魏以来一直处于全盛状态的佛教,及其潜藏着堕落、腐败与追随王权等现象,有了深切的反省与愤概。而后历史探索废佛的原因,与检讨激烈的废佛事件,他们不得不接受经典上所说的浇末与五浊恶世的思想,为现实的遭遇做一合理的解释。(中略)
  [末法经典] 由于浇末与五浊恶世的意识可在经典之中寻出其根据,故在现实的社会政治与佛教教团中,投下了一种极具实感的阴影。而一般人很少提到印度佛教有关此一问题的研究。所以笔者在此介绍经说之一端。
  正法、像法、末法的三时说,要直到传入中国变成中国的佛教时才定型化。追溯其源流可上推到《杂阿含》,其中出现像法起而正法灭的观念,此外,《法灭尽经》中的恶王出现,正法灭尽的说法,也是有关法灭思想的记载。上述的经典虽然都提到了有关正法、像法与法灭之说,但却未提到末法说。据说印度佛教集正法、像法与法灭尽说之大成者,乃《大集经》,经中的〈月藏分〉详述有关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世相,与劫尽末法世之情形,此〈月藏分〉所云之五种五百年说乃解脱坚固、禅定坚固、读诵多闻坚固、多造塔坚固、斗诤言讼白法隐没损减坚固。而这两种说法都曾为中国与日本之末法观所经常引用。根据经典观察法灭说,我们可发现,世尊虽然说“过去诸如来,依寿减变,于彼七日后,正法隐没,今我涅槃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住世满一千年……”,但是世尊仍然为了使正法久住,而说了大陀罗尼咒,正如《涅槃经》所云之末法中有十二万大菩萨,持法不灭。故虽曾言法灭之说,但仍有克服法灭的正法意识存在,而非绝对的末法意识。当然,经的记载也可能意图使教团的堕落面与形骸化,得到反省而脱离法灭说。
  [参考资料] 《大宝积经》卷一;《大方等大集经》卷四十;《月灯三昧经》卷七;《观佛三昧海经》卷三;《诸法本无经》卷下;《中观论疏》卷一(末);《安乐集》卷上;《俱舍论宝疏》卷二十九;《法苑珠林》卷九十八;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