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朱士行（203～282）
曹魏时代颍川（河南禹县）人。少年出家，恰当嘉平中（249～253）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为比丘，和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译本最流行的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它。但因为《道行》的传译者理解未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捍格。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典竟译得不彻底，就发誓奋不顾身要向西方去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260）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果然得著《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种种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地送出。直到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朱士行本人终身留在西域，以八十岁病死。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创始的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这种为法热忱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相媲美。他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出仍不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之后即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四十里去迎接，可谓空前盛况。一时学者像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藉著《放光》来弘扬般若学说。
就因为朱士行求法故事的动人，后人更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从当时所见几种南北朝时代经录里转引了二十五条，可看出它的特征是对于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都臆造了译出年代，又有些译家像竺法兰、康巨等也独有它的记载。其后唐代法琳《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录》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度沙门来华传说。由这些资料看，朱录是有意地表明佛法东传之早，并对几个有问题的早期译家像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说得那样斑斑可考，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徒为了和道家校论教兴年代的先后，就伪作了这部经录来做有力的典据。现在对于它的简别还是很关重要的。（吕澄）
◎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六章（摘录）
魏晋老庄风行之际，《般若》《方等》适来中国，大申空无旨趣，恰投时人所好，因得扩张其势力。《般若经》之传译，朱士行最为努力。朱士行求经事，以《祐录》卷七所载之《放光经记》为最早。其文曰︰
“惟昔大魏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学道为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饶，送经胡本至洛阳。住三年，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众贤者共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写都讫。经义深奥，又前后写者参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门竺法寂来至仓垣水北寺，求经本写。时检取现品五部，并胡本，与竺叔兰更共考校书写。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讫。于前后所写校最为差定。其前所写可更取校。晋胡音训畅义难通，诸开士大学文生书写供养讽诵读者，愿留三思，恕其不逮也。”
朱士行以魏‧甘露五年（260）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是曰《放光般若经》。于阗者，盖西域盛行大乘之国家。东晋‧法显曰︰此国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佛国记》）。西晋时于阗沙门祇多罗，由于阗携来《般若》梵本，后由法护译出，为《光赞般若》（《祐录》〈七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而朱士行求《般若》正本，亦须至于阗。其弟子弗如檀，当为于阗人。而译时执本之无叉罗，亦于阗沙门。又按牟子《理惑论》，亦言及于阗之国，似是汉末已视斯地为佛教重镇。而牟子学问尚憺泊无为，亦合乎中夏所谓《般若》之风格。则牟子之所以特言及于阗者，或汉末已指此为《方等》深经蕴藏之发源地也。
《祐录》十三〈朱士行传〉，亦颇有可注意者。其言曰︰
“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初天竺朔佛以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按译人口传抄撮云云，谓支谶译朔佛口传之时，于不了解处，辄加省略也。《祐录》此段甚明白。但《僧传》〈士行传〉云︰竺佛朔译出《道行经》，文句简略。后人据此以为朔亦译有此经，与支谶本不同，是慧皎行文简略致误也。）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士行尝于洛阳讲《小品》，（即《道行经》）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阗去洛阳一万一千七百里。（《后汉书》〈西域传〉）甘露五年至太康三年，中间二十三年。士行行万余里，在外二十余年，终送其所求之经达本国。其后竟死于于阗，散形异域（孙绰《正像论》云︰士行散形于于阗。士行死时奇迹，见《僧传》。）真可谓弘法不惜生命者矣。而其谓“入道资慧，尝讲般若”，则士行之所谓佛法者，乃重在学问，非复东汉斋祀之教矣。四百余年后，玄奘忘身西行，求《十七地论》。二人之造诣事功，实不相侔。而其志愿风骨，确足相埒也。
［参考资料］ 《出三藏记集》卷二、卷八、卷十三；《高僧传》卷四；《历代三宝纪》卷二、卷四；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