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梁武帝（464～549）
南北朝时，南梁之第一代皇帝。姓萧，名衍，字叔达。庙号高祖，谥武帝。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武进）。原为南齐王族，曾为齐竟陵王萧子良门客，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人并游，号称八友。齐和帝即位（501）后，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同年又进位相国，封爵梁公，又进梁王。翌年代齐，建立梁朝。太清三年卒，世寿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早年信奉道教，与陶弘景关系密切。即帝位（502）后，遇国家征讨大事，常遣使咨询于陶。天监三年（504）下诏舍事道法，宣布佛教为国教，此后，尝四次舍身佛寺，并常设无遮大会、平等大会、盂兰盆会。又立十无尽藏。相传曾诏见菩提达磨询问禅要，又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此外，并广建寺塔。仅首都建康（今南京）一处即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呈现南朝佛教的极盛时代。
帝不仅笃信佛法，亦为神不灭论的鼓吹者。平素谨守戒律，日仅一食，食止一蔬，世称皇帝大菩萨。所撰有关佛教之著述甚多，主要作品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大品注解》《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等书。
◎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十三章（摘录）
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武帝原在竟陵王门下，自早与僧人有接触。其佛教之信仰与其在鸡笼山西邸，有重大之关系。盖武帝一系恐原系道教世家。其〈舍道归佛文〉有曰︰“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隋书》〈经籍志〉道经部有云︰“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独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海边之际，信之逾甚。”武帝弱年之所以奉道，当由家世之薰染。而中年之改奉佛，当由其在竟陵门下与名僧及信佛之文人交游，而渐有改变也。
武帝，一热烈之佛教信徒也。即皇帝位三年乃舍道归佛，其愿文有曰︰“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其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征扶南僧人僧伽婆罗于寿光殿等处译经。初翻经日，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礼接甚厚，引为家僧。又有扶南僧曼陀罗，亦被敕共翻经。又曾遣僧诣外国寻禅经。而天竺沙门真谛，亦闻萧主之名，远来扬都。帝造金银铜像甚多。如造丈八铜像置光宅寺，敕僧祐督造剡溪大石像。建爱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解脱、开善诸寺。而尤以同泰寺为最伟大。常设大会，数次舍身，立十无尽藏。于禅定至为重视，搜寻学者，集于扬都。于僧人戒律，甚为注意，尝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敕抄撰戒律。因重僧律，命法超为都邑僧正。以律繁广，撰《出要律仪》十四卷，通下梁境，并依详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于名解，敕法超讲律，帝亲受戒规。又因僧尼未调习，帝欲自为白衣僧正，经智藏之斥阻而止。自汉以来，僧徒因许食三净肉，未普断杀，帝乃依《涅槃》〈四相品〉等经文，制断酒肉。言不得着革屣，并与周舍论断肉。言“白衣食肉不免地狱”，故在位宗庙荐馐用蔬果。慎刑狱，常行大赦。天监中便血味备断，日唯一食，食止菜蔬。作〈净业赋〉，其旨与萧子良之《净住子》相同。自谓并远房室，不服医药四十余年。其〈断酒肉文〉有曰︰“但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盖其弘法，似阿输迦，而且或以之自比也。
武帝治国，并敦儒术。其下诏置五经博士有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成行立。魏晋浮荡，儒教衰竭，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其提倡佛法，亦往往参合儒教，其议论佛理，亦常引及儒书。承江南习俗，特重亲丧。《历代三宝纪》卷十一云︰“常以庭荫早倾，常怀哀感。每叹曰︰‘虽有四海之尊，无以得申罔极。’故留心释典。”武帝尝作〈孝思赋〉，其序有曰︰“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而其〈净业赋序〉有曰︰“乃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凊，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故武帝信佛之动机，实杂以儒家之礼教也。
武帝虽为宗教实行家。但究本文人，染当世学术之风气。于佛教特重义学。在位搜求佛典，整理经籍。其学问宗旨，在《般若》《涅槃》。曾作《义记》数百卷，躬自讲说。实染清谈之风。又自讲《老》《庄》《周易》，故其佛学之性质，仍不脱玄学。《颜氏家训》〈勉学篇〉论玄风曰︰“洎乎梁氏，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按，梁时佛教常微有华而不实之嫌。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而僧人亦有名士风味，乏笃实之精神。唐‧道宣论梁代佛教，颇多微词。如曰“每日敷化，但竖玄章。不睹论文，终于皓首。如斯处位，未曰绍隆。”又谓梁世僧人但“慧解是长，仪范多杂。”又云“于时佛化虽隆，多游慧辩，词锋所指，波涌相凌。至于征引，盖无所筹。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其时佛徒习尚之浮华，盖可知矣。
当时风俗柔靡浮虚，不求实际。不但三玄复盛，佛子亦乏刚健朴质之精神。国势外像安定内实微弱。梁武帝因此而亡国杀身。史言帝困于侯景，斋戒不废。卒时卧净居殿，口苦索蜜不得，遂殂。夫净居为戒行之名，蜜食为佛徒医物之一。武帝诚可谓身殉其教也。但世人每以侯景之乱，专归咎于佛法。实则国力之衰，首由于风尚之文弱浮华。而当时政事学术以及佛教无不有浮弱之表现。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非能观事变之全体也。《颜氏家训》〈涉务篇〉叙其时士大夫之风气曰︰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宽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车，下车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刻之。及侯景之乱，肤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
庾子山〈哀江南赋〉叙梁时之情况曰︰“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颜之推、庾子山均有心人，述其耳闻目击，自不谬也。
然南朝佛教势力之推广，至梁武帝可谓至极。盖以外象言之，其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而同泰寺之壮丽，爱敬寺之庄严，剡溪石像之伟大，前此未有。以僧众言之，则名僧众多，缙豪归附。讲筵如市，听者如林。宫内华林园为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中大通元年，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余人。京外西极岷蜀，东至会稽，南至广州，同弘佛法。至若佛经浩瀚，已至整理之时。故武帝三次敕编目录。卷帙既多，为初学便利计，常有纂集。僧尼传记，亦颇多撰述。至若思想，则尤义计繁兴，学人成群。三论、成实，对立代起。涅槃、华严，影响深入。僧人之威力更出帝王之上。武帝为之给使洗濯烦秽。稍有不洽，则可上正殿踞法座抗议。是以本期佛教势力之扩张，至此已造极峰也。梁‧昭明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中别立三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二谛及法身义，并有新意。简文帝崇信亦甚，其所著作，旨多弘法。元帝更深崇信，法华、成实，常自敷扬。盛开学府，广召义僧，还遵旧辙。惟武帝诸子，亦均文士，其信仰之性质，略同乃父。而国家不宁，亦无何新发展也。
［参考资料］ 《梁书》卷一～卷三〈武帝本纪〉；《南史》卷六、卷七〈武帝本纪〉；《高僧传》卷八〈宝亮传〉、卷十〈保志传〉；任继愈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方立天《中国佛教研究》；横超慧日《中国佛教の研究》；道端良秀《中国佛教思想史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