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真谛（梵Paramārtha；499～569）
真谛（梵名波罗木陀），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原名拘那罗陀（华言亲依）。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他以弘道为怀，泛海南游，止于扶南国。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派直后（官名）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访求名德和大乘诸论、《杂华》等经。彼国乃请真谛来华，谛欣然同意，带着经论梵本二四０夹，于中大同元年（546）八月到达南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当时他已年垂五十了。随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548）八月才到建业，武帝深加敬礼，使住宝云殿。方将从事翻译，即发生侯景之乱，不果所愿，乃往东行。太清四年他到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县令陆元哲迎住私宅，为召集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布置译场，请他翻译。是年十月起，始译《十七地论》《中论》等，不久因世乱中止。大宝三年（552），他应侯景之请回到建业，住于台城，不久侯景兵败东遁，梁元帝即位，改元承圣，建业地方秩序逐渐恢复，他迁住正观寺，和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其后，从承圣三年到敬帝绍泰三年（554～557），他历住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宝田寺、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美业寺、始兴（今广东省曲江县）建兴寺，还到过南康（今江西省赣县西南）。
陈武帝永定二年（558），他再到豫章，住栖隐寺，又转往晋安（今福建省晋江县）住佛力寺。在这一时期内，他转徙各地，生活极不安定，但仍随方翻译讲习，未尝中止。虽年已六十，仍与前梁法侣僧宗、法准、法忍等重新核定所翻诸经论。逾二载，于文帝天嘉二年（561），从晋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今广东省惠阳一带），住建造寺译讲《解节经》等。三年九月，译事告一段落，遂泛海西行，拟还本国，不料风向转变，十二月间又飘回广州。刺史欧阳頠请他为菩萨戒师，迎住制旨寺。天嘉四年（563），他应慧恺、欧阳頠等之请，译讲《大乘唯识论》（即《唯识二十论》）和《摄大乘论》等。五年又译讲《俱舍论》。天康元年（566）二月，他应慧恺、僧忍之请，于显明寺重治《俱舍论》译文，再一次阐讲论义。光大元年（567），重治《俱舍论》完毕，又为僧宗、法准等再讲《摄大乘论》一遍。二年，在南海郡应法泰之请，译讲《律二十二明了论》。是时慧恺在智慧寺代真谛为僧宗、道尼、智□等同门二十余人及其他学士七十余人讲《俱舍论》。六月间，真谛有厌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将欲自尽，慧恺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等跟着都来劝阻，他还居王园寺。八月，慧恺讲《俱舍》未及半部而病卒，真谛为之大恸，惟恐《摄论》和《俱舍》从此无人弘传，特地邀集道尼、智□等十二人，勉励他们誓弘二论，勿令断绝。他并接着讲《俱舍论》，讲到第五〈惑品〉，亦因病中止。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十一日入寂。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编为部轴。真谛平时生活严肃，在广州时常别居水洲，衣食之奉，节俭知足。弟子等受他的熏陶，也都勤奋禀学，晨夕不懈，形成一种刻苦笃实的学风。及真谛殁后，弟子们分归各地，弘传其学，因而形成摄论师学派。
真谛在华期间，虽因世乱，不遑宁处，但他随方译出经典部卷之多，仍为同时诸译师所不及。他所译经论及讲述疏记，据《历代三宝纪》所载共四十八部、二三二卷（内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开元录》刊定其译籍为三十八部、一一八卷。
从真谛所译经论的内容来看，他所弘扬的主要是瑜伽学系无著、世亲之学。像《决定藏论》，即是《瑜伽师地论》〈抉择分〉的一部份，《三无性论》相当于《显扬圣教论》的〈无性品〉，《解节经》勘同《解深密经》的〈序〉和〈胜义谛相〉二品，《转识论》相当于《唯识三十论》，《唯识论》（唐译作《唯识二十论》）、《中边分别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的瑜伽学系主要经论，他都已译出。中土瑜伽学系的规模，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他学说所宗，特别重视《摄大乘》和《阿毗达磨俱舍》二论。他译讲这二部论时，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觉得在中土道缺情离，不副所怀，一再决心西归都未得遂之后，才应道俗恳请而翻出的；他又仔细地治定译文，反覆讲解，并特嘱弟子道尼等立誓弘传，可见他的恳摰之忱和郑重其事的态度。这两部论在印度佛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名著，组织严密，义理丰富，可以说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种学说的总结。他重视两书，显示他对于整个佛学体系的理解和弘法重点之所在。
真谛生于西印优禅尼国，和西印著名的佛教义学中心地伐腊毗相近，伐腊毗是当时正量部的根据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学的当与正量部有关。在他的译籍中，最后所译的《律二十二明了论》，就是以二十二个提纲颂文来解释正量部律相要义的论书。如以《明了论》和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381）来华的竺昙无兰所译的《离欲优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及刘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由南海阇婆（今南洋爪哇）来华的求那跋摩所译的《优婆塞二十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见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团不同的新的实践条规在各处扩充教势的一斑。又在真谛所译的《部执异论》上，也见到正量部见解的混入，如《论》中述可住子部（即犊子部，正量部从此派生）根本教义处，就有不见于其他汉、藏译本的“三种假”、“一切众生有二种失”等十余条执义。从这些地方，都看出真谛曾受过正量部教养的色彩。此外，他还译出《婆薮槃豆传》一卷、《翻外国语》（一名《杂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十论》二卷，对于当时佛学界，都是很有意义的介绍。至于旧传真谛曾译《大乘起信论》二卷，此盖出于后人的伪托。在真谛殁后仅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即说“勘《真谛录》无此论”，而列之于疑惑部。此书不但文献无征，而且所表现的思想体系，亦与真谛学说厘然有别，故不能作为真谛译籍看待。
真谛的翻译，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虽然有些艰涩，或杂入他自己的解释，但从其师承来说，大体是正确的。后来玄奘门下对其译文批判未免有过分之处。又真谛传译主要经论大都经过讲解。弟子们记述师义，通称疏、释，亦称注记或本记。综计属于撰述者达二十余部，可见他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而且是极渊博的义学大师。这些疏记上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释经论的传统学说及有关文献，是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可惜都散失不传，仅可于后人著述称引文中略见一斑而已。此外，真谛还撰有《佛性义》三卷、《禅定义》一卷、《众经通序》二卷，大都同样由弟子们辑述而成。
参加真谛译场的人，最初有沙门宝琼、愿禅师等，继有沙门慧宝担任传语，居士萧桀担任笔受。六十岁以后，真谛已渐善解华言，不须传译，当时担任笔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恺和法泰。至于他晚年的译事，则和慧恺合作最为密切。相传真谛所带梵本达二四０夹，其中《华严》《涅槃》《金光明》三经存于建业，其余梵本都在广州制旨、王园二寺。译出经论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部卷已甚可观。他遭时多难，又缺乏得力的助手，以致未获大量译本。
真谛门下，以僧宗、法准、慧恺、慧旷、法泰、道尼、智□及居士曹毗等为最著名。特别是慧恺助师译《摄大乘》《俱舍》二论，建议重治《俱舍》译文，并记录口义，最著功绩。真谛尝有相见恨晚之叹。现存他所撰〈摄大乘论释序〉、〈俱舍释论序〉、〈唯识论后记〉及《律二十二明了论》的〈后记〉四篇，为仅存的成于真谛生前的可靠史料。
真谛所传之学，在梁、陈二代并不显著，殁后由于诸弟子返还各地传播，从广州延至闽、越，渐及九江、建业等处。到了隋初，靖嵩传法泰之学北上彭城，道尼从九江应召入长安，其学遂传于北土。当时北方著名地论学者昙迁，获读新译《摄论》，备极推崇，及应召入长安，创讲《摄论》，请从受业者竟达千数。名僧慧休（玄奘曾从受学），以及北地《摄论》学者道英、道哲、静琳、玄琬等，都出其门下。当时长安名德慧远，亦敬礼听受，其弟子净辩、净业、辨相等都相从研习《摄论》。而靖嵩的弟子智凝，讲《摄论》于蜀地，传播的区域益见扩大，瑜伽系无著、世亲的《摄论》之学，至是遂遍及各地。它和流行北地的地论师学系并传，各尊所闻，莫衷一是。终于导致唐初玄奘之西游求法，解决疑难，而其结果乃有完备的新译瑜伽学说，其影响可谓深远了。（游侠）
◎附︰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七讲（摘录）
真谛所传的瑜伽行派学说，与其前菩提流支译传的不同，也与以后玄奘译传的大有出入。真谛不少译本，玄奘都重新译过，很多不同。玄奘门下认为，这些都是真谛译错了的，几乎一无是处。但因真谛的译本早经流行，发生了影响，所以当时还是有人相信真谛之说。于是引起了新旧译的争论。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现存有唐代灵润所举的十四点异义（见日人良遍《观心觉梦钞》）。近人梅光羲还增加了八义（见《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这些异义，其中确有出于旧译错误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两家学说的渊源不同。换言之，就是两家所得无著、世亲的传承不同。
印度瑜伽行派学说前后期的变化很大，初期从弥勒、无著到世亲就有变化，甚至一部《瑜伽师地论》前后说法就不一致，其他论书各个部分的说法更多出入。就是同一人的著作，例如，无著写的《庄严论》与《显扬论》，就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至于世亲，学问面相当广，一生的学历变化也相当大。最初他学的是小乘有部，其后转学经部，再后又改学大乘，在大乘中他开始学的是法相，以后又集中于唯识。这些经历变化自然要反映到他的著作中去。因此，传译到中国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真谛之学，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关于唯识一般只讲八识，至阿赖耶识为止，真谛则在第八识外还建立了第九识，即阿摩罗识（无垢识或净识）。此第九识是结合“如如”和“如如智（正智）”而言，“如如”指识性如如，“如如智”指能缘如如之智。第二，关于三性，这是瑜伽行派的总纲，相当于中观派的二谛，真谛讲三性把“依他起”的重点放在染污的性质上，强调依他同遍计一样，最后也应该断灭。
真谛生当于陈那、安慧的时期，学说上不能不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例如，他就译过陈那着的《观所缘缘论》。他虽没有介绍过安慧的著作，但是在中国一般认为他受安慧的影响很大。实际上，真谛和陈那、安慧之前最忠实地遵守世亲旧说的难陀，更为接近。难陀旧说一直在印度与他家并行，所以玄奘在印度时，还特地向胜军论师学习过它，并在那烂陀寺开过讲座。因此，真谛所传译的纯是旧说，当然会与玄奘所传的不同了。玄奘之学是在陈那、安慧之后，经过护法、戒贤、亲孕几代人发展了的。这种传承上各异的情况，反映在翻译上形成了新译与旧译的不同，可以说是很自然的。
真谛在所译各书中，特别重视《摄大乘论》。因为此论集中反映了瑜伽系大乘和他系以及小乘不同的观点，是属于一系学说的根本典据。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就说，“自谛来中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真谛对此论的翻译也特别用心，而且自作《义疏》。同时对参与译事的僧宗、慧恺等人毫无保留地谆谆教诲。现在《义疏》虽已不存，但他的《世亲释》译文中还搀杂有他自己的许多说法，可以寻绎。并且他把这部《论释》和《俱舍论》看成是世亲的两大代表作，同样的“词富理玄”。《俱舍》，可谓世亲前期思想的一个总结，《摄论释》，则是他后期思想的一个开端。真谛本人对这两部书的翻译也甚满意，尝说此两译“词理圆备，吾无恨矣”，因而发愿要大力宣扬。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得意门生慧恺不幸夭折，真谛非常痛心，特别到法准房中，和他的得力门徒道尼、智□、慧旷等十二人共传香火，要两论的传承誓无断绝。因此，在他死后，门人虽分散各处，却都能承其遗志继续传播《摄论》。
［参考资料］ 《历代三宝纪》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国佛教史论集》四、《佛典翻译史论》（《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3}、{38}）；高崎直道（等）着‧李世杰译《如来藏思想》（《世界佛学名著译丛》{68}）；宇井伯寿《真谛三藏传の研究》《印度哲学研究》第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