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红史(藏Deb-gter dmar-po)


  藏文佛教史籍。藏传佛教蔡巴噶举派学者贡噶多吉(藏Kun-dgaḥ-rdo-rje,意译庆喜金刚)着。成书于元‧至正六年(1346)。为研究西藏历史的重要史料。向以抄本传世,故异本颇多。
  全书计分四部分︰
  (1)印度古代王统及释尊事迹,包括佛教中关于宇宙与人类发生、发展的传说。
  (2)中原各王朝历史,上自周朝,下迄宋末。一般只记朝代更迭,然而对唐代,除记载帝系之外,更加上玄奘取经,以及文成、金城两公主与吐蕃赞普联姻的事迹,且申明资料取自汉文史籍。此外,对南宋恭帝赵□,即合尊大师皈依藏传佛教萨迦派后,又被元帝赐死的事迹记述甚详,足以补汉文史籍之不足。
  (3)记载元末以前的蒙古王统、帝系。
  (4)吐蕃王朝至萨迦派掌权的藏族历史、教派史。对吐蕃王统,以及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等的源流及世系有扼要的记载。对噶举派中塔布噶举系的噶玛巴、帕木竹巴、止贡巴等支系的历史,也分别有所介绍。
  明‧嘉靖十七年(1538)格鲁派僧人班钦‧索南札巴所撰《新红史》,系据此书改编而成。又,西藏另一史书──后出的《青史》──其古代史部分,也曾经参照引用《红史》的内容。《红史》一书的公开出现,是在1961年由干托(Gangtok)的西藏学研究所用藏文铅字刊行问世。1964年,日本的西藏学专家,京都大学佐藤长与大谷大学的稻叶正就,曾依据该铅字本,对照以相机拍摄的《红史》原版本译之为日文本。此外,1971年义大利藏学家图齐(G. Tucci)有《新红史》英译本问世。在汉译本方面,中国大陆在1981年曾刊行陈庆英‧周润年的合译本。
  ◎附︰林传芳〈红史〉(摘录自《内明》杂志第六期)
  《红史》的西藏名为︰《Deb-gter dmar-po》,蒙古语为︰《Hu-lan deb-ther》。藏语的dmar-po和蒙语的hu-lan同为“红色”的意思,藏语的deb-gter和蒙语的deb-ther又同有“书册”之意。合起来,即为“红色的书册”的意思,取其义,简称作《红史》。
  《红史》中有两个地方表明它的撰作年代,一在第二章的前段,另一在第四章的最后段。两处均说此书成于“丙戌年”,而这个丙戌年,被比定为西元1346年。布顿的《教法史》成于西元1322年,那么《红史》仅后于《教法史》二十四年,两书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作品,它的价值自然也是相当高的。例如后出的《青史》(Deb-ther sṅon-po)的古代史部份,就曾提到《红史》,说︰“自松赞岗薄至达尔玛的事迹,在喇嘛‧林谦塔巴译为藏文的《支那纪事录》(Rgya-yig-tshaṅ)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此(按指《青史》的古代史部份)系依据弥达薄‧昆噶德尔觉(Kun-dgaḥ rdo-rje)再改写的作品,加以叙述。”
  这里说的昆噶德尔觉(Kun-dgaḥ是庆喜,rdo-rje是金刚的意思,故意译为庆喜金刚),就是《红史》的作者,所以上面一段文的意思是说,《青史》的古代史部份曾参照引用了《红史》的内容,可知此书的重要性了。
  作者昆噶德尔觉(庆喜金刚)是十四世纪间西藏佛教的一系──刹巴系(Tshal-pa)的领袖人物。刹巴系出于迦举派(Bkaḥ-rgyud-pa),故亦可以称为刹巴迦举系(Tshal-pa-bkaḥ-rgyud)。说到迦举派,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布顿(Bu-ston),因为他也是出身于迦举派的缀朴系(Khro-phu)。这样看来,昆噶德尔觉和布顿,不但在世时代相近,而且属于同一派(只是不同系而已)。但是,《红史》里面只有一处提到布顿,即在第六章述迦当派(Bkaḥ-gdams-pa)系统的后段附带说到缀朴寺的传承时,有“霞炉派布顿喀伽(Sha-lu-pa Bu-ston Kha-che)”的字句。除这以外,没有谈及布顿的事,也没有说他曾看过或参考过布顿的《教法史》。而我们对于昆噶德尔觉的生平,除了上面的片鳞半爪之外,也无法了解其详细事迹。
  《红史》的成立年代较早,且为《青史》等书所引用,价值很高,是可以认定的。西方的西藏学家,很早以来就注意寻找此书,可是自近代西藏学发达以来,一直未曾发现到此书的真本。西方学者之中,对于此书寄予最大关心的,要算义大利的西藏学家杜奇(G. Tucci)教授了。他在日本发表的〈西藏的历史文献〉一篇演讲词里,述及他寻找此书的苦心和失败的经验谈时,曾说︰“我从其他书中,发现了此书(红史),并从其断片里,得悉了此书的重要性。昆噶德尔觉大量搜集古代传说,而对于历史年代的问题则利用汉文及蒙古文的资料。尤其善用汉藏纪事录(Rgya-bod yig-ts haṅ)的一点,更值得重视。”因此,他到西藏作史料探查旅行时,也就特别注意此书。一日在拉萨附近某寺获得名叫《红史》的一书时,曾兴奋得全身发抖。可是,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发觉这部《红史》乃1538年由别蚌寺的高僧所写的,与昆噶德尔觉所作者不同。同时也因此才明白,原来《红史》有新旧两种本子。
  真正旧本《红史》(昆噶德尔觉所作)的公开出现,乃是近十几年前的事。那是因为锡金(Sikkim)的一个古籍收藏家登沙巴(T.B. Densapa)氏,不知从何处获得原书后,于1961年由干托(Gangtok)的西藏学研究所(藏语︰Rnam-rgyal bod-kyi śes-rig-namsshib-khaṅ,英语︰Namgyal Institute oftibetology)用藏文铅字刊行问世,立即引起西藏学专家的注目。该书标题为“Deb-therdmar-po”,并附上英文书名曰《The RedAnnals》。(中略)
  《红史》卷首的序言是这样写着的︰
  愿吉祥!归命言语自在者。为求在学者前,依学者教,得生欢喜,依大智慧,得大果位的缘故。编纂种种历史和历史记录的此书系由为求欢喜而命名为欢喜者所造。依据往昔及现时的种种历史与种种体裁的记录,红史的最初部份,将在此开始叙述。
  从此以下便入正文。原书的正文没有分章,日译本则依照书中内容,分为八章。兹据日译本简述各章大要于后︰
  第一章,印度的王统──从人类有始以来的第一位国王(众所贵王)的系谱说起,溯及南赡部洲的人类的起源,并述及释迦族的出现,释尊的应化事迹,乃至佛法在印度的流通情形,佛典结集经过等佛教史事。
  第二章,支那的王统──引“支那人的记录”(Rgya-nag-poḥi yig-tshaṅ)叙佛法在汉土流行的经过,诸如汉明时梵僧来华,玄奘往天竺求法等史实和故事。从时代言,上自周朝,下迄宋末。
  第三章,弥涅、蒙古的王统──弥涅(Mi-ñag)是藏人对党项族的称呼,以后对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国也用这个称呼。所以这章是叙述党项、蒙古二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经过。前段说党项族的起源及西夏开国传说。尤其开国传说与汉文文献的记载不同,故对于了解党项民族史的方面,有所帮助。后段则说元朝的开国故事和成吉思汗的英雄事迹,下至戊申(洪武元年,1368)八月二十九日黄昏,元顺帝从大都逃走时为止。
  第四章,西藏的王统──从太古时代说起,以至观音化身的猿猴和救度母化身的岩石精灵女结合而生西藏人种的故事等等,神话色彩极为浓厚。西藏人深信他们的元祖是观音菩萨,西藏是观音所选的乐土,他们以此为荣,也因此而生优越感。这种神话故事,以及信仰,可说是固有的民族神话和印度传入的佛教混合而生的。后出的《王统抵》一书中也有类此的详细记述。本章的最后一段有文说︰“于阳火‧犬之年(me-pho-khyi=丙戌)写此王统记(指红史的西藏王统的一章)。”
  如上文说的,丙戌即1346年,西藏王统的叙述,也就到此年为止。
  第五章,萨迦派的系统──萨迦派(Sa-skya-pa)是西藏佛教的一派,创始人为卓弥(Ḥbrog-mi)译师,特别以道果教授为最著。以萨迦寺为本山,故有此名(按萨迦为白土之意)。在西藏佛教各宗派中,属于半改革派。本章即叙述此派的传承经过。
  第六章,迦当派的系统──迦当派(Bkaḥ-gdams-pa)是从印度入藏重兴佛法的阿底峡(Atiśa)尊者所开创的西藏佛教的一派,属于改革派。本章即叙述此派的传承经过。
  第七章,迦举派的系统──迦举派(Bkaḥ-rgyud-pa)是玛巴(Mar-pa)译师所创的一派,与萨迦派同样,属于半改革派。此派又分出许多支系,作者昆噶德尔觉即属其中一系的刹巴系的人。本章即叙述此系的传承经过。
  第八章,伯摩都派、拉派的系统及杂记──这一章把流行于西藏的佛教其他各宗派的传承情形作综合的叙述,伯摩都派(Phag-mo-gru-pa)和拉派(Lha-pa)是其中两派的名称。杂记则是相当于编后记和结语。
  以上是全书八章的大要。前四章是王统史,后四章是宗派史,从此也不难看出《红史》之合政治史和宗教史为一的西藏史书特有的性格了。
  然而,《红史》是参照了那些文献资料写成的呢?这是值得考究的问题。关于这点,《红史》的日文本译者之一的稻叶教授在〈红史研究序说〉一文中,曾指出以下七种为《红史》的原始材料︰
  (1)戒律事中的《破僧事》(Dge-Ḥdun-gyidbyen-gyi-gshi)。述印度王统的部份,多据此。
  (2)《支那纪事录》(Rgya-yig-tshaṅ)。述西藏古代史时,曾依据此书。对于这点,《青史》也曾说过。但这《支那纪事录》,我们只约莫知其系抄译了《新唐书》〈吐蕃传〉及《通鉴》〈唐纪〉中有关汉藏关系的部份,在临洮印行问世的藏文典籍。至于它的真面目,则无从知道,因为还没有发现到此书的缘故。又此书与所谓《汉藏纪事录》(Rgya-bod yig-tshaṅ)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留待后考的问题。
  (3)姜巴拉帝师贡(Jambhala Tu-śri Mgon)的证言。本书第二章最后有一句说︰关于蒙古帝国大元的史事,系采取占巴拉拖西贡(Ḥdsam-bha-la sogs-śrḥi Mgon)所说的加以记录。据西洋的西藏学家鲁力希(G. N.Roerich)说,占巴拉拖西贡,就是指1344年奉顺帝命到过西藏的姜巴拉帝师贡。从时间上说,《红史》的撰就仅后于他的来藏两年,故相当可信。
  (4)协腊耶协禅师(Rtsen-rtsi śes-rab-ye-śes)的证言。在第五章述弥涅(党项)建国神话之后,说以上系据协腊耶协禅师所言。然而这人物的事迹不详。
  (5)《大实录》(Ye-ka thob-can)。在第三章述蒙古王统时说,这些系依据《大史》(Ye-ka thob-can),记述其重要的部份。这所谓《大实录》谅系指《元朝秘史》《十三朝实录》等类的史籍。
  (6)《王统如意树史》(Rgyal-rabs Dpag-bsam ljon-śiṅ)。在第四章述西藏王统的地方,说是曾向Dpag-thog-pa-Rin-rdor其人探问《王统如意树史》的内容,而加以引用。由此可知,作者并没有直接看到《王统如意树史》一书,而是从Rin-rdor处闻悉的。
  (7)原始材料不明的部份。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内容,到底根据什么资料,作者未加说明,故无从知道。或者是根据作者直接的见闻,也未可知。
  除了上列的七点以外,《红史》曾充分地采用了汉文资料,这是《红史》与布顿的《教法史》最大不同的地方。如述支那王统的第二章的开头第一句就说︰“据支那人的记录(Rgya-nag-poḥi yig-tshaṅ)说,周朝第四代的昭王即位后二十六年的阳木‧虎之岁(śiṅ-stag=甲寅)的四月八日,世尊诞生于印度。其光明与种种祥瑞,远在支那,亦能得见。占星家举行占卜,始知道是佛陀的降世。”
  以下,如汉明感梦,白马西来,唐三藏西竺求法等等佛教故事,想绝不是光据抄译的《支那纪事录》一书即能知道其详细的。而且关于中国佛教史的资料,多与《佛祖历代通载》等书所记载者相同。所以,“支那人的记录”一语不是专有名词(书名),而是泛指汉文史书而言。不但一般史书,就是汉文的佛教史籍,《红史》也有引用的迹象。
  《红史》可以说是卷丰富,包罗广阔的一部藏文的历史文献。可是,此书仍有许多使人怀疑的地方。我们试举出书中明知其为附加的部份和脱落的部份来说一说。
  述迦当派系统的第六章里,说到第二十一代的罗奔罗秃先格(Slod-dpon Blo-gros-seṅ-ge)的地方时忽然中断。接着又忽然从1320年的事迹写起,一直写到1387年的史事。这段后面之文,显然是后人附加的,因原书作于1346年,不可能预言及未来的事。而且从忽然中断,忽然续起的文笔,也看出后人蛇足痕迹。
  还有一个极明显的附加的痕迹出在第三章弥涅、蒙古王统的尾段。在这里,对明朝洪武帝的兴起,以及元朝皇帝之从大都大宫殿逃走的经过,写得非常详细而且生动。但是,该段史事的最迟年次为1368年(洪武元年),后于《红史》的成书二十二年。此外,在第四章西藏王统之中,也有类此可疑之处。
  以上是说后人所附加的地方。至于应该记述而把它脱漏的,也可以说是此书应受指摘的缺点。如第七章迦举派的系统里,说到玛巴弟子中被称为东方大柱的楚路通邦得(Mtshul-ston dbaṅ-de)的事迹时,文章有脱落。因对于南西北方的大柱均作详细的描写,唯独对东方大柱略而不叙,殊为可疑。
  最后尚有一点应予指出。即第八章的尾段,有如下的文句︰“这部红史(Hu-lan deb-ther),聪慧的后生若能读到它,定能博识故事,成为有学识的人。”
  这是全文结束时的笔调。可是,下面却连续着将近两页的长文,而且一开始就从尧、舜、禹、汤等中国古代帝王的故事说起,与本章的上文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其系出于后人的附加,当可推知。
  我们在上文曾经说过,《红史》有新旧两种本子,作者与内容均不同,而书名则一样。旧本(即西藏学研究所刊印的)成于1346年,新本(即杜奇氏所发现的)作于 1538年。其间相差一九二年。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还可以推想如下的几个要点出来︰
  从《红史》卷首的序言中的Deb-gter dmar-po-rnams(rnams表示复数)一词,就可以知道写这序言时,已经有了复数的《红史》。而在结束文气的地方,《红史》不但没有复数表示,而且用了蒙古语古形的Hu-lan deb-ther。这点,一方面意味着序言系后人所加,其所加年代不会早于1538年──即新本《红史》出现以前,同时,又可以反转证明“这部红史……成为有学识的人”这段结语,确为日本《红史》所有的,而其后的赘文,则又是后人所加的,在各章各处所附加的部份,虽不能确知其增补的年代,但应不出于旧本成立以至新本问世的一九二年之间。
  虽然《红史》有种种的缺点,但无损于它的史料价值。此书所被指摘的部份,均属枝末细节,重要的地方,还是极其完整且坚实的。《红史》的公开出现于世,对于古代西藏史,尤其是对佛教史的了解上,带来了一道光明,使许多向来无从解知的史事,都能渐渐地获得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去寻找另一文献,那是《红史》最根本的资料之一的《支那纪事录》了。此书若能发现出来的话,不但汉藏关系史上的许多难题可以获得解决,就是《红史》所蕴藏着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