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耆那教（梵Jaina）
印度传统宗教之一。在汉译佛典中称为尼干外道、无系外道、裸形外道、无惭外道或宿作因论等。系于西元前五、六世纪左右，与佛教大约同时兴起的宗教。然该教自称为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并否定吠陀经典的合法性、众神观念、祭祀仪式，与婆罗门僧侣阶级制度的权威。相传原有二十四位祖师，最早的创始人名勒舍婆（Rabhadeva），然史实可征者惟有二十三祖巴湿伐那陀（Pārśvanātha）及二十四祖筏驮摩那（Vardhamāna）。其中，筏驮摩那又名尼乾陀若提子（Nirgrantha-jñātaputra）、大雄（Mahāvīra）、胜者（Jina），乃与佛陀同时代之人。氏曾将前二十三位祖师的教理加以改革并集其大成。
本教基本教义为业报轮回、灵魂解脱、非暴力及苦行主义等。主张宇宙构成的要素为灵魂（jiva）与非灵魂（ajiva），后者有运动条件（dharma）、静止条件（adharma）、虚空、物质四类，与灵魂合为五种实在体。物质由原子所构成，具有下降性，而灵魂具有上升性，二者皆是一切知，但物质藉着业力而附著于业的周围，形成业身，此即苦的轮回原因；若欲脱离轮回，须严守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邪淫、不持有等苦行生活（五戒中，尤重不杀生，故信徒多为从事商业者）。由是，即能制御（samv ara）善、恶业，并尽除旧业，发现灵魂本性而到达止灭，获得解脱，此即所谓的涅槃。此外，本教所提倡的相对主义（syādvāda，或称不确定主义），亦颇受注目；该学说的基本观点在于认为一切事物有多面性。
根据耆那教文献《圣行经》记载，大雄逝世时已有教徒五十二万余人。至西元前三世纪，耆那教与佛教均受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支持与保护。西元前后，由于新兴城市与贸易中心的出现，耆那教徒也随之迁移分散。又由于教徒对教祖的遗训解释不同（主要分歧在于礼仪教规），而逐渐分裂为白衣派（Svetāmbara）、空衣派（Digambara，或称天衣派、裸体派）。白衣派穿着象征廉洁的白衣，主张男女平等，宗教仪式限定在耆那教寺庙举行；空衣派主张以虚空为衣，平素裸体修行，教规甚为严格。佛典称之为“裸形外道”。
四至十三世纪间，该教广泛流行于南亚次大陆。十三世纪以后，由于伊斯兰教传入印度，耆那教势力渐衰。十七世纪以后，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耆那教又揭起改革的旗帜，改革者主张以人道主义、博爱等观点解释耆那教的古老教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耆那教信徒约有三百万人，多为商人、手工业、金融业、自由业者等，先后建立数十个组织，并修建庙宇、道院、文化研究机构及学校，出版宣传教义的书刊等。又，耆那教徒每年每月都有例行的斋期及繁多的节日活动，如大雄诞生节、赎罪节等。汉译《中阿含》卷五十五〈持斋经〉记有其尼犍斋的作法。
◎附一︰Charles N. E. Eliot着‧李荣熙译《印度思想与宗教》第二篇第七章（摘录）
耆那教的许多教义都类似佛教。尤其是他们不但不重视祭士，而且也不重视天神（这在我们看来，在任何可以称为宗教的体系之中是一件奇事）。而且从某一观点来说，耆那教是佛教运动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它可以称为是在佛教中达到顶点的普遍运动的一种早期特殊形式。耆那教创始人大雄是早于佛陀的同时代人，他不是佛陀的弟子或模仿者。即使耆那教的独立面貌出现较晚，我们仍然可以说，它代表一个较早的思想阶段。它的确不否认责任和自由意志，但是它主张极端苦行主义，并且主张饿死，这也有同样的狂妄行为的性质。
耆那教是无神论的宗教，而这种无神论一般说来既不是辩解性的，也不是论战性的，而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宗教态度。所谓天神论，当然不是说否认天神的存在；耆那教徒比婆罗门和佛教徒设立假想世界并使这些世界中住有天神或魔鬼居民的丰富幻想，如果可能的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和佛教的情形一样，这些鬼神也是和人一样受轮回和死亡的支配，并不是宇宙的主宰，更不是宇宙的创造者。古代印度有两种世界学说。一种被组织成吠檀多学说，它的极端形式教导说，灵魂与宇宙精神同为一体，外在世界是一种幻觉。另外一种被组织成为数论派学说，它是二元论，教导说原始物质和个体灵魂都是自生不灭的。这两种思想路线，都是以抑制情欲和获得真正知识的方法来求得灵魂的解放，从而寻求解脱。
耆那教属于第二类学说。它教导说世界是永恒的、自生的，由六种组织实质所构成的，即灵魂、法、非法、空间、时间、物质分子。现代耆那教徒解释“法”与“非法”，说是类似空间的微妙物质，这些物质使物体能够运动和休止，但是雅各比的推测也许是对的，他认为在原始思考中这两个字眼具有自然意义，指的是引起功德和罪过的微妙液体。总之，这一叙述把实质和活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事物，置于奇特的并列地位之上。得救与解脱的过程和物质过程没有区别，而且我们看到其它的教派怎样得到这一结论──耆那教徒显然没有得出这一结论──即人的行为是因需要而产生的，没有所谓自由意志的东西。耆那教认为个人的灵魂是自由的个别存在，其本质是纯粹理智。但是灵魂有倾向于行动和情欲的趋势，并且受到虚伪信念的迷惑。由于这一原因，在我们所知的存在之中，灵魂和肉体是连结在一起的，不仅天神和人类有灵魂，而且各种动物、植物和无生物也都有灵魂。灵魂的住所由它所获之功德或罪过来决定，功德和罪过在漫长的称为乌特沙尔毗尼和阿伐沙尔毗尼即上升和下降的时期之中，分别具有大小不同的影响。在这些时期之中，人身的大小和寿命的长短，根据一定的法则有所增减。功德使人生为天神或善人，罪过则使灵魂至卑下生处，甚至成为没有生命的物质。在此下降的道路之上，理智逐渐模糊，一直到最后失去运动和意识，然而这并不认为是等于断灭。
另外一种耆那教的教义解释，是基于七种原则之上的，所谓灵魂、非灵魂、注入、束缚、排斥、放逸、解脱。业报用印度哲学的普通语言来说，就是行为及其对灵魂所产生的影响，在这里它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微妙的物质，这种物质进入灵魂，并且由于这一注入［即阿尸婆罗（漏），这是佛教中熟知的名词］而使灵魂污秽和堕落。正如食物变成肉体一样，业报则形成一个包裹着灵魂的灵巧的身体，并防止它在死亡时完全脱离物质。上升的道路和灵魂的解脱，是用阻止业报进入的方法来实现的，即不造作引起注入的行为，并且排斥注入。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自我克制，这不仅可以防止新业报的进入，而且可以毁灭已经集聚的业报。
像大多数印度教派一样，耆那教认为轮回世界是智者渴望解除的束缚，或者是渴望结束的旅程。它的直接景象虽然是没有快乐的，但是它的最终观念却不是悲观主义的。甚至在肉体之中，灵魂也能达到圆满知识的快乐境界。最高天界之上是脱离了轮回的清净灵魂的极乐世界（最高天界之中最伟大的天神，享受快乐的时期至为长久，不过最后仍然要受轮回的支配）。这些灵魂没有可见的形体，但是自始至终是由生命组成的，而且享受无可比拟的快乐。这一段叙述所依据的论著，带着耆那教神学的唯物论特点，又说完善灵魂的体积是它的前世的高度的三分之二。
如何到达这一极乐世界呢？其方法为正信、正知和正行，此乃谓之“三宝”，这是佛教所熟悉的名词。所谓正信，即是完全信赖大雄及其教义。正知即是上文所述的正确神学。知有五级，最高一级谓之“吉伐罗姆”，即无所不知。这使人觉得抱负不凡，但是耆那教徒所喜好的特殊推理方法，是朴实无华的“尸耶德伐陀”，即或然论的学说。这一学说主张︰（1）你可以从某一观点肯定某一事物的存在。（2）你也可以从另一观点否定它的存在。（3）你又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肯定它的存在和肯定它的不存在。（4）如果你想同时以相同的观点，既肯定存在又肯定不存在，那么你就必须说，这一事物是不可说的。这个学说的本质，只要我们能够使它摆脱学究气的术语，看起来是合理的，因为它的意思是说，就经验事物而论，不可能有系统地说明全部完整的真理，就超越经验的事物而论，语言是无能为力的。它的意思也是说，存在和生起、延续、消灭有关系。这个学说称为“阿尼犍多‧伐陀”，意谓存在不是像《奥义书》所说的唯一的和绝对的；物质是永恒的，但是会改变它的形态以及物质的由一些偶然因素所构成的其他事物。所以在许多要点上，耆那教徒采用常识和表面观点。但是轮回和业报学说也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主张而加以承认，而且具有肉体的灵魂的幸福和挣扎，虽然是用唯物论的名词加以描述，但是快乐从未寄托在物质幸福上，而是寄托在从物质宇宙获得解脱之上。
我们不能确知，现在的耆那教经典是否以原来的形式记载这些教义，但是对于轮回的完全接受，认为植物、尘土和水都有灵魂的精灵崇拜信仰，以及唯物论的术语（《奥义书》中大不相同的沉思也决不是没有这种术语），都和我们所知的西元前550年顷的印度思想是吻合一致的。耆那教和佛教一样，忽视仪式的效用和祭士的权力，但是耆那教甚至比佛教具有更少原来是抗议性或敌对性运动的痕迹。耆那教的理智气氛，似乎和《奥义书》的理智气氛有所不同，但是非常接近数论派哲学的理智气氛，数论派哲学也是承认有无限量的个人灵魂，根本和物质相同，而且只有用脱离物质的方法才能获得快乐。关于这一重要学派的起源，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它和耆那教的差别，主要是在于它有关于心理和进化理论更详尽的阐述，也在于排除某些唯物论观念。可能是产生某一见解的同一地区和形势，产生了两种学说。一种学说是简单而实际的，所以它在一个宗教教团中获得了主要表现，另一学说则更有理智和学究气，而且比较晚些，至少我们所阅读的形式是如此。
正行以每个耆那教苦行者所遵守的五项誓愿为基础，即（1）不杀生，（2）不妄语，（3）不取人所未给之物，（4）保持贞操，（5）放弃一切外在事物的享乐。这五项誓愿用五句短语作详尽而严格的解释，每一短语适用于每一誓愿，而且和行为、语言、思想，又和自作、教人作、见作随喜，结合起来解释。所以不杀生的誓愿不仅禁止杀害最微小的昆虫，而且也禁止可以引起争吵的一切语言和思想，以及禁止自作、教人作或容许人作，任何可以伤害生物那怕是无意的行为，例如步行时不留心。这些规则自然只有苦行者才能遵守，除了这些规则以外，苦行主义也是特别要人遵行的。这种苦行主义是内在，或者是外在的。前者采取忏悔、谦恭、打坐和抑制情欲这些形式；后者则包括有各种形式的自我克制，达到顶点就是绝食而死。这种宗教性质的自杀，是为那些已经实行十二年苦行、涅槃时机业已成熟的人而规定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来缩短苦行时期，那就是错误的。无数铭文记载有这种死亡，而且底甘婆罗教徒的首领教师据说现在仍然采用这种办法与世长辞。
伟大的导师定期出现，时时恢复真实信仰，这是耆那教一个重要的但不是特有的教义。在十四位摩奴、毗瑟纽的各种化身，以及乔答摩以前一系列佛陀的情况之中，我们也看见有相同的观念。耆那教的圣人们有时被称为佛陀、吉伐陵（圆满者）、悉达（成就者）、如来、阿罗汉（这都是佛教称号），但是他们的特有名称是“耆那”，意为胜者，不过这一名称也是佛教徒所采用的。这显然是印度普通一般的见解，认为有伟大的导师定期出现，人们可以合理地期待西元前六世纪时出现这样一位导师。耆那教徒喜欢采用或者重视“耆那”或“帝尔怛迦罗”的称号，而佛教徒则喜欢使用“佛陀”或“如来”的称号。
◎附二︰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二编第五章第二节（摘录）
耆那教的两大派各有一套经典。两派共同承认作为基本经典的是十二“支”。白衣派的经典的语言也不是梵语，而是半摩竭陀语，好比佛教文献中的巴利语。裸体的天衣派的经典还没有经过现代人的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一般说的耆那教文献往往只是指的白衣派的经典。
耆那教白衣派的现存经典的编订年代约在西元后的几世纪，距离创教时代已经一千年左右，很难判断其中哪些是原始的成分。这些文献的体裁也是诗和散文都有。耆那教特别着重戒杀和苦行，在经典中到处宣传教祖（大雄和他的老师）和其他圣人的苦行。一般说来，这些经典很少文学性，诗文都比较枯燥无味，事迹有很多过分的夸张。和佛教文献相似，这里面有许多寓言、故事，喜欢用比喻。它的采纳各家材料，比佛教明显，竟吸收了《摩诃婆罗多》的人物进来加以耆那教化。
在十二支里，第六、七、八、十一支是一些宣传教义的故事。这里面反映出社会情况和耆那教的社会基础。第六支的前一部分有二十一章，各有一篇故事。第七章的故事值得注意。据说有一个商人为了考验四个儿媳妇，给她们每人五粒稻子保存。第一个儿媳以为这是平常东西，随要随有，便抛弃了。第二个把它吃掉了。第三个收藏起来。第四个种了下去，收获了再种，五年后得了许多粮食。商人惩罚了前两个，派第三个保管财产，让第四个管理和支配财产。最后是把稻子比做五大戒律以宣传宗教。第七支里说了十个人的出家故事。其中大多数是富商。例如第七章中说一个富裕的陶匠如何被大雄说服，改变了信仰。第十一支宣传因果报应，说一个医生曾经有一次在药中用了肉，因而杀死许多生灵，转世得了恶疾，以后还要再生为狗，但多次投胎以后，到末了还会生为商人。十二支以内或以外的经典中经常提到商人，甚至把身体比作资本，把能不能利用身体修行，升天或堕地狱，比做商人的赚钱、保本、亏本。
除十二支外还有五部分文献，每部分也跟支一样是一些著作的编集，其中有的是戒律，有的是用问答体阐明教理，有的是大雄和其他圣人的夸张的传记，也有天文和地理知识。
耆那教文献中说故事时往往省略描写而只注明一个词“描写”。这显然是个略语，大概是指示口说经文的人在这儿可以重复最初一段中同一地方的描写词句。巴利语文献中也常把重复词句用一个略语标明而省去。这种重复在口传时是必要的，在书写下来时就不必要了。可是，在说“有一座城市”后面注上“描写”，是不是给说唱人以自由发挥的机会呢？从文献中得不到解答。
耆那教文献中有许多诗句，风格跟佛教的诗句近似。就这类传教格言来说，有时比喻得还很生动，能结合生活或自然界的现象。有的现在看来很好笑，当时却是能打动急欲摆脱现实苦难的人的心的。在所谓“根本经”的一部分（四个集子）中有一些格言体和叙事体的诗。
耆那教跟王族统治者也有关系。佛教传说中的一个有杀父恶行的暴君在耆那教传说中成了好人。显然宗教所谓善恶是随对待本宗教的态度为转移的。有一处写一个耆那教和尚如何说服不信耆那教的国王。那国王认为人没有灵魂，他做过试验，把一个小偷杀死，劈得粉碎，也没有发现灵魂（命）。和尚答覆说，这好像劈碎木头想去发现火一样。佛教文献中也有一个佛教和尚说服一个国王的故事，不过所证明的恰恰相反，是人没有灵魂（我），只有“名色”（名称和形象），由于业报才有轮回。不同宗教以不同理论争取统治者的庇护和提倡，但是统治者的利用或排斥却不是为了哲学，而是为了愚弄人民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附三︰《圣行经》第五品（依观转译自铃木重信之日译本《耆那教圣典》）
尊者苦行者大雄出家后，仅一年又一个月着衣，其后皆裸形，以两手掌受食。十二年以来，尊者苦行者大雄等闲其身。彼以平等心堪忍由神、人、动物所引起的快意不快意之事。
尔来尊者苦行者大雄并无家庭。其人在步行时、言语时、行乞时、受食时、携资具饮器时，用意周密。其排泄粪尿唾液及身体不净时，用意周密。思想、语言、行为周密，留意思想、留意语言、留意行为、留意感官不净行。不怒、不慢、不伪、不贪。安静寂然泰然，解脱，离诱惑，无我，无财产。彼断除人间种种束缚，不为尘世所染。如水之不沾着铜器、膏药、真珠母，邪罪不触其身，其行路如生命之无阻、如虚空不须支柱、如风之无障碍；其心情如秋水之明净、如莲华之无染，护其感官如乌龟之维护其四肢。彼如犀角之单独、如鸟之自在。彼如象之刚毅、如牛之强壮、如狮子之难击、如曼荼罗山之俨然、如月之柔和、如日之赫灼、如黄金之纯净。如大地背负容忍一切、如燃火之光耀。
尊者至何处皆无障碍。障碍有四，即物质、空间、时间、恶浊。关于物质，有命、非命。关于空间，有村落都市、森林原野、床与家庭。关于时间，有三昧耶时、阿瓦利卡时、一呼吸时、斯多卡时、刹那时、罗婆时、须臾时、一日、二周日、一月、一季节、半年、一年或长岁月。关于恶浊，有怒、慢、伪、贪、恐怖、欢乐、爱憎、诽谤、密告、污辱、欺诈等，或邪信。凡此种种，尊者皆纤尘不染。
除了雨季，尊者在夏冬八个月内，在村落仅住一夜，在都市仅居五夜。尊者对任何东西皆不关心，粪臭等同白檀香，□草犹如宝玉，污泥如黄金，快意不快意同等视之，不执此世彼世、不求生死、达轮回流转之彼岸。如是，彼致力于压抑业的染污。
至第十三年，夏第二月，第四的半月，毗舍月的白分，其第十日，初更终时，善戒日，胜利时，梨修巴利卡河畔修利姆比卡市郊，沙罗树下，尊者合踵蹲坐，阳光照射，断除两天半的饮食之后，进入甚深冥想，遂达独存者（全智）之最高智慧与直观。此乃无限、最胜、无碍、遍通、完全、满足之境界。
尊者苦行者大雄，成为胜者阿罗汉时，彼成为全智，知一切事物。彼了知神、鬼、人类之一切状态。彼等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彼等是人、畜生或神？又，对彼等之观念、作业、希望、隐显行为无一不晓。对尊者而言，没有任何秘密，世界上所有生物任何情况、任何时刻，彼等何所思、何所言、何所为，尊者悉知悉见。
尊者苦行者大雄在阿斯提卡村度过其最初的雨季。三季在瞻波及胁之瞻波。十二季在毗舍离国及瓦尼夏村。十四季在王舍城及那烂陀郊外。六季在弥提拉国。二季在巴多利卡国。阿拉比卡城、巴尼达普尼城、舍卫城及波波城护象王史官之官署各渡过一季，后者是最后的雨季。
于此雨季之第四月，第七半月，迦提迦月之黑分，第十五日，最后之夜，波波城护象王史官之官署，尊者苦行者大雄逝世矣。舍弃此世，断除生老死之束缚，成为悉达、佛陀、解脱者。结束一切苦患，解脱舍脱一切苦痛。
◎附四︰〈耆那教美术〉（编译组）
耆那教美术，依据耆那教教义，为该教之宗教礼仪、教化活动而制作的美术。仅流传于印度地区。耆那教系与佛教大致同时兴起的宗教，但其美术遗品较佛教或印度教少，且有颇多类似古代佛教美术、中世印度教美术的地方。在回教徒统治之下，耆那教仍被允许建寺、造像。该教对印度回教建筑亦有所影响。
在石窟方面，奥立沙（Orissa）州有耆那教最古的石窟，完成于西元前一世纪到西元后二世纪间。马德普拉迭须（Madhya Pradesh）州内（五世纪前期）、孟买东南的巴达弥（Badamī，七世纪）、艾罗拉（Ellora，八～十世纪）等处，亦有与印度教寺院并存的石窟。
寺院方面，有明确知道建造年代（634）的美古提（Meguti）寺，相当重要。马德普拉迭须州的科鸠拉贺（Khajurāho）等，有十至十二世纪的几座寺院，寺院内有许多出色的雕像。又，西印度的古佳拉特（Gujarāt、Guzerāt）、拉加斯坦（Rājasthān）两州，以及南印度的卡尔纳塔卡（Karnātaka）州内，亦有颇多寺院遗构，尤其前者位在阿布（ābū）山的二座寺院，其内部有著名的华丽雕刻装饰。此外，从摩突罗坎卡利提拉（Kaṅkālīṭīlā）之发掘及浮雕遗品中，可知古代耆那教徒亦盛行造立窣堵波。
造像方面，佛陀雕像在摩突罗出现的同时（二世纪初期），亦曾出现耆那教二十四位祖师像，其直立或结跏趺坐之造像酷似佛陀像。但耆那教祖师像中，有全裸者（五世纪中期以后，白衣派系下半身着衣），而且各祖师像以固有的标帜、胸间特有的符号等作区别。二十四位祖师整体造像之作品颇多，而单独像多为初祖勒舍婆（ṛṣabhadeva，或ādinātha，标帜为牡牛）、二十二祖聂密那陀（Neminātha，标帜是法螺贝）、二十三祖巴湿伐那陀（Pārśvanātha，标帜是蛇）、二十四祖大雄（Mahāvīra，标帜是狮子）。
八世纪以后，各祖师像多配上夜叉（药叉）等像。所配列者大多是起源于印度教的神。另有耆那教特有的浮雕石板，称为奉献板（āyāgapaṭṭa）。
此外，从摩突罗出土许多贵霜时代（一世纪末至三世纪中叶）的优秀石雕，在毗提夏郊外亦出土三体杰出的祖师坐像，其刻文系有关376年左右笈多朝史料的重要资料。又，南印度存有很多巨像，如修拉瓦那贝哥拉（śravaṇa Beḷgaḷa）有高十七点五公尺的寇马提修瓦拉（Gommateśvara）立像，此像作于十世纪末期。
壁画方面，在泰米尔州及艾罗拉（九世纪左右）内皆有。十一世纪以后，西印度盛作杂有插画的经典写本，系印度细密画的先驱。另外，西印度亦曾出现许多铜像。
［参考资料］ 黄心川《印度哲学史》；宇井伯寿《印度哲学史》；中村元《ヒンドゥ一教史》；佐佐木教悟编《戒律思想の研究》；M. Winternitz着‧中野义照译《ヅャイナ教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