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西域
甘肃省玉门及阳关以西诸国的总称。其范围因时代而不同，狭义是指中国本土与帕米尔高原（Pamir，即葱岭）间的东土耳其斯坦（Eastern Turkestan）地方。此地包含新疆省南半部，东邻甘肃及青海二省。西以帕米尔高原、天山西侧支脉等与西土耳其斯坦为界，南隔昆仑、喀喇昆仑（Karakorum）山脉和西藏、印度为界，北亘天山山脉与准噶尔（Sungaria，天山北路）为界，中央为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马干（Taklamakan）沙漠。从汉至唐代，有楼兰（又称鄯善）、于阗、高昌、焉耆、龟玆（又称库车）、疏勒等国在此兴起。
广义而言，则亦涵盖西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及印度。其中，西土耳其斯坦东邻新疆省，西沿里海（Caspian Sea），南接波斯及阿富汗，北达西伯利亚，大部份为沙漠地区。在汉代有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等国在此。其后受突厥所统治。至唐代，高宗灭西突厥，置安西都护府，管辖西域诸国。至元代，西域则成为大元帝国的版图。
我国与西域的交通，始于西元前二世纪。即西汉武帝遣张鶱结月氏，逐匈奴之时。尔后，印度、希腊、罗马（即大秦）亦经由此地，与我国从事贸易、文化的交流。故此地文化具有融合东西文明的特质。另外，佛教于西元前260年左右传入此地时，不仅受到普遍信仰，更由此远播我国、日本。故此地古为中印间的传道、求法僧侣必经之要道。然十世纪末以后，因受回教的影响，佛教信仰及文化渐遭破坏，至今日则仅有遗迹留存。二十世纪以来，在中亚（即包括东、西土耳其斯坦）的探险活动颇为盛行，因而促使有关此地文物的研究更为进步。
◎附一︰羽田亨著《西域文化史》后篇第四章（摘录）
佛教
阿育王时代佛教广泛传播于印度内外，这是佛典中所说的有名事件。此外，确实的史料中关于佛教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北流行的最初痕迹，为西元前一世纪中期成书的《Alexanderpolyhistor》纪事中谈到有居住在当时大夏的沙门（ṣamane）。这个词就是龟玆语西域文书中所见的ṣamane，吐火罗语和粟特语中的saman。这一点证明这时已有佛教沙门住在大夏。关于佛教何时传入粟特地区的问题，虽不能确知，但应在摩尼教传入当地的270年以前。这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也可确定。在这个时代以前来中国传播佛教的人中，有康居的僧人康巨（或臣）、康孟祥、康僧铠等。他们都是二世纪末到三世纪中叶期间，活动于汉魏佛教界的人物。从在此以前已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于二世纪中叶（后汉桓帝时）来中国从事译经工作，以及其后该国僧侣相继东来这些情况看，其东邻粟特也应同样早已传入佛教。他们三人在其本国修行佛道，乘当时佛教东传的风潮来到中国。当时中国史书中的所谓康居，包括粟特地区，被称作康居人之中也有粟特人。所以这些康居名僧与其说是过游牧生活的纯粹康居人，还不如认为是隶属于他们的粟特人更为合适。
总之，西元前一世纪中期已有关于大夏流行佛教的记载。在粟特地区虽然到了西元二世纪末才首次见到那里流行佛教的记载，但实际上应如安息一样要更早些。那里从南北朝到隋代明显信奉佛教，到七世纪初才衰落。
至于佛教何时起流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无确证。但从三世纪中期有龟玆人白延来魏从事佛典的汉译工作，北魏‧朱士行到于阗求大乘佛典，以及汉译最古佛典中有龟玆语音译或义译的词来看，应在这些汉译佛典之前，即西元二世纪以前那里就已经流行佛教了。在西方文明的东传中，在传入中国之前先传入西域，除极特殊的场合外，一般应认为是自然的事（不仅是限于佛教的传播）。除龟玆、于阗以外，疏勒、焉耆以及该地区内许多地方都流行佛教来看，再加上其它证据，应认为那里的人早在西元一世纪就已普遍信奉佛教了。
这样，从古代就流行在天山南路西域地方的佛教一直持续到后来伊斯兰教传入。大致说来，沿北道诸地行小乘教，沿南道诸地行大乘教。那里出了许多佛教界著名的人物，其中有东方佛教界最有名的人物龟玆人鸠摩罗什三藏。
◎附二︰羽溪了谛着‧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第一章第四节（摘录）
西元前第三世纪中叶，由中印度而传入于印度西北境之佛教，遂蔓延及于阿富汗斯坦、西土耳其斯坦及波斯之北部；同时传布于迦湿弥罗及健驮罗之佛教，则普及于北印度全部。此两支系统，互相牵连，开始东渐。而开此佛法东渐之端者，据云则为末田底迦（Majjhantika）及可利难陀（Kalinanda？）罗汉是也。兹录《法显传》〈陀罗国〉条如次︰“众僧问法显︰佛法东过，其始可知耶？显云︰访问彼土人，皆云古老相传，自立弥勒菩萨像，后更有天竺沙门，赍经律过此河（新头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计于周氏平王时。由兹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
此所谓弥勒像者，据法显所传，昔陀历（Darada）有罗汉以神通力，将一巧匠上兜率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此像于隆安元年（397年）曾入西域，中国僧宝云，亦尝见之。梁‧宝唱撰《名僧传》于〈宝云传〉云︰“于陀历国见金薄弥勒成佛像，整高八尺，云于像下，毕诚启忏，五十日夜，见神光照烛，皎然如曙，观者盈路，彼诸宿德沙门，并云灵辉数见。”如是，则此弥勒像造作之年代，盖在佛灭后三百年之顷，则此像究为罗汉之何人所作，《法显传》中却未言及。然玄奘谓此像之建立者，为末田底迦罗汉，云“自有此像，法流东派。”（《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条）又据《名僧传》〈法盛传〉云，法盛诣天竺，巡拜圣迹之时，亦尝于忧长国（Udyana）东北，得见以牛头旃檀所作身长八寻之弥勒像，相传谓此像乃佛灭后四八０年有可利难陀罗汉者，因济众生，于是升兜率天，写佛之真相，常放光明。若此等传说确含有几分真实则佛灭后三百年至四八０年间，迦湿弥罗及健驮罗之佛教，当为末田底迦及可利难陀宣化之力也；更由是而传播于印度北境，为佛教流入东方之先河。可利难陀为何人，虽不可考，而末田底迦，实为阿输迦王时代赴印度西北境而传道之高僧，彼于陀历建设弥勒像之事，是否为彼，亦不得而知之。然据梁‧宝唱所传述，建此像者，虽明记其为可利难陀，但末田底迦，实为印度西北境最初之开教者，此为吾人熟知之事，至玄奘西行，谓此像为佛教东流之始，则此弥勒像与末田底迦是否有密切之关系，是亦不得而知也。总之，无论如何，法显所谓陀历、玄奘之所谓达丽罗（Dara-da），其位置在印度河最北之上流区域，即现今达列尔（Darel）之地。此地自迦湿弥罗及健驮罗之北部越大雪山，为出中央亚细亚之通路，故古代北印度之布教僧，亦于此渡印度河出国境而赴外国宣扬佛教。西元前70年左右，迦湿弥罗国之高僧毗卢折那（Vairochana，遍照）始来于阗国从事布教，彼亦通过此路，取径于前述之南道而达于阗者。如是，则北印度之僧侣入新疆诸地而传教之事，固甚早也。由北印度进入新疆所经过之要冲路线，自早已为佛教弘昌之地矣。玄奘西行时，其所经过之国如钵铎创那国（Badakshan）、屈浪拏国（Kuran）、达摩悉铁帝国（Wakhan之南部）、商弥国（Mostoj）、朅盘陀国（Sarikol）诸国，皆行佛教，其国王亦咸崇信三宝；更有进者，达摩悉铁帝国之都昏驮多（Kundūt）城中所建之伽蓝，乃废弃其距当数百年前其先王所信仰之邪教，自皈依佛教后始建立者；据云佛法兴隆之后，又有距朅盘陀国都城东南三百里之地，有一罗汉，端坐于一大石室中，灭心入定，已经七百余岁（《西域记》卷十二），则吾人对于瓦冈（Wakhan）峡谷地东西之通路，西元前第一世纪前后以来，佛教传入之事，已可明了矣。其后，此一带路线，佛教繁荣不替，吾人尚可以于各旅行者之记录中考见，如塔士克干（Tashkurghan）及经流瓦冈峡谷地，沿判查布（Penjab）河之地，如Kila、Zanguebar、Kakah及Sumri，往往犹可考见佛教之废址焉。而最初由北印度传入新疆之佛教，则大多为小乘教，彼毗卢折那在于阗所宣布者，即小乘教是也，故初传入于东土耳其斯坦之佛教，据现在之推测，皆迦湿弥罗系统之小乘教也。
然第三世纪之中顷，于阗及龟兹皆既盛行大乘教，是则当为西元后中印度、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大乘教系之佛典已频频输入之明证也。由以上诸国而赴新疆之沙门居士中，天竺、安息者，则经由前述之巴达克山（Bada-kshan），沿判查布河过瓦冈，越葱岭，经叶尔羌附近之地而至于阗，是为取南道之路；康居大月氏者，则由巴尔克（Balkh）东北行，沿苏尔克布（Surkāb）河北进，过卡剌退金（Karateghin），涉阿赖高原，更逾葱岭东下而至喀什噶尔，是为取北道之路。东汉明帝永平年中，即西元第一世纪中叶，如大月氏来中国之传道僧，皆经东土耳其斯坦地方而来者也。彼等沿途，对于宣传佛化之事，当然极为努力，自可得而推定也。且当时，迢遥万里而来中国传教者，其为比较的与此等地方接近之国，自以大月氏之布教僧来者为多，而吾人考中国译经史，则西元第二世纪之中叶以后，天竺、安息、康居之僧侣，亦相继来此地传教矣。
大月氏、康居、安息等之佛教，流传入于新疆之事，可于晚近东西各国探险队及土人于此一带地方所发掘之文书佛典而证明者也。新发见之写本中，尚有为此所未知之语言文字甚多，经泰西学者进行分析研究之结果，今日已多辨明其性质而得理解其意义矣。即所未知之语言──粟特（Sogdiana）语及睹货罗（Tukhāra）语，据伯希和（Paul Pelliot）氏之考订，谓为东方伊兰（Irān）语。兹先略论粟特，粟特为康居国之一部，史称为后康国者，即今撒马耳干中部一带之地，故粟特语者，实即缚刍（Oxu%s）河流域及巴克特里亚（Bactria）之古代语也。原来康居族，长于商贾，行贩于各地，往来于中亚及东亚通路之间，其所用语，夙为此等地方之一种国际语，即通用语也。现斯坦因（Stein）已于罗布泊至敦煌之古道，发见西元第一世纪顷以粟特语所书关于商业上之文书。复有斯坦因及德国探检队所发见以此种语所书之佛典残片，伯希和氏据此复参照中国与西藏之译本，曾发表关于佛教之短篇论文，现已出版矣。次略论睹货罗语，此即中国所谓大月氏族之用语，以此语所写之佛典，大多已于塔里木盆地之北库车及吐鲁蕃发见，据最近之报告，以睹货罗语所书之波罗提木叉断简（依西耳文奈韦所考证，盖与鸠摩罗什所译萨婆多部之《十诵比丘戒本》相当），乃库车人沙希阿利（Sahib Ali）者，于库车附近发掘所得。最后略论东方伊兰语，盖即波斯古代用语，即中国所谓安息国之语言。以此语所书之卷轴，近已多在塔里木盆地南由和阗迄东敦煌间发见，伯希和氏所获此种文书甚多。睹货罗之佛典，其主要者，多发见于塔里木盆地之北，东方伊兰语之文书，则大多于塔里木盆地之南发掘而得者。照上文所论，可见大月氏国人与安息国人所经行之路线，完全各异。则以大月氏、安息、康居文字所写之佛典，于新疆所发掘者，吾人可以据此诸国之佛教而知古代佛教传播于此等地方之情形也。然粟特语固属于伊兰语者，传入佛教于东方之民族中，除大月氏而外，多以伊兰语系之民族，此等民族于佛教东渐史上，殊不能忽视者也。而伯希和论佛教东来之际，伊兰语系之民族，不独为其媒介，且力夸示其功绩。且谓与突厥（Turk）族之活动，盖漠不相关，此论余个人甚为同意。
由是观之，西域诸国所传入中国之佛教，除由海路渡来者外，殆皆曾一度经由新疆之地而输入者也。但以今推察，新疆与中国佛教之关系，则以西元第三世纪之中顷，此地之佛教，实已达于最隆盛之域。法显入天竺之时，即西元第四世纪之初期，此地之佛教，犹呈极隆盛之状，彼当时所见，于鄯善国条记云︰“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可知当时此地佛教之基石为如何牢固。法显尚记有北道之乌夷国（Karashar），小乘教最为隆盛，南道之于阗国（Khotan）及子合国（Kargalik），则大乘教极占优势，而于竭叉国（Kāshgar），则记小乘教，亦甚昌隆。自是以后，北道则龟兹国为佛教之中心地，南道则于阗国为佛教之中心地，南北两道之佛教，遂日趋于盛大之境。由此两国而传中国者，则为最重要大乘教是也。
［参考资料］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魏书》卷一０一一０三；《隋书》卷八十三〈西域列传〉；《唐书》卷二二一〈西域列传〉；《宋史》卷四九〈外国列传〉（六）；《丝路佛教》（《世界佛学名著译丛》{55}）；《西域文化研究》第五册〈中央アヅア佛教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