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讲经
即公开宣讲、演说佛典之义理、内涵之谓。此处之“经”并不限定于“经律论”三藏中之经典，而是泛指三藏佛典及古今佛门大德之著述。有时，亦称有关佛法之专题演讲为讲经。举行讲经的场所，称为讲席、讲筵、讲肆、讲座等，讲说者称为讲师、讲主、讲士、讲匠。
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已行讲经之事。如依《善见律毗婆沙》卷二所载，阿育王时代的传道师，曾赴各地说法讲经，所讲经典有《蛇譬喻经》（āsivisopama-suttanta）、《天使经》（Devadūta-sutta）等十三经。在大乘经中，如《大品般若经》卷二十七〈嘱累品〉所云，若书写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正忆念、为人广说、恭敬尊重赞叹，则此人不离见佛，不离闻法，常亲近佛。《法华经》卷四〈法师品〉中，亦有似此劝说受持读诵及解说之经文。
中国的讲经，始于后汉时代。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玄传〉记载，安玄为安息国人，汉灵帝末年游贾洛阳，常以法事为己务，及汉言渐熟，志于宣扬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另据《大宋僧史略》卷上〈僧讲〉条所载，曹魏时，朱士行于出家后，专务经典，常讲《道行般若》，此为僧讲之始。同书〈尼讲〉条又载，东晋废帝时，洛阳东寺尼僧道馨尝讲《法华》《维摩》。此为尼讲之始。
在日本方面，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十四年（660）〉条记载，是年秋七月，天皇请皇太子讲《胜鬘经》。同年，皇太子亦于冈本宫讲《法华经》。此为日本讲经之嚆矢。其后，续有讲经说法之事，且有以法会之形式为之者。
近代中国佛教界，讲经之风气仍然甚盛。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期间，太虚、圆瑛、谛闲、月霞、道阶、应慈等人皆是著名之讲经法师。讲解方式，太虚较有创意，其余诸师较守传统解经方式。中共统治大陆后，讲经风气骤衰。文革结束后之“改革开放”时代，对佛教讲经等活动，渐有开放之趋势。
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台湾佛教逐渐兴盛，讲经风气亦迄今未衰。自1950至今年（1994）之间，著名之讲经者有印顺、星云、慧岳、圣严、演培、道源、慧峰、净空、会性、传道、宏印、慧律、天乙、智道等法师，及李炳南、方伦居士等人。所讲经论，除民初大陆佛教界所流行之佛典之外，印顺所撰《妙云集》丛书中之《成佛之道》等书，亦为台湾佛教界所较常宣讲。此外，李炳南之《佛学十四讲表》亦曾风行一时。而讲经记录之结集成书而风行于世者，当以印顺《妙云集》最为人所知。
在讲经场所方面，除了寺院之外，租用大型公共场所（如︰台北体育馆、国父纪念馆、中山堂及各地文化中心）之情形亦颇常见。此外，更有在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开辟讲经时段者。在电视上讲经，以佛光山之星云为最早，风气一开，目前（1994）各电视台已皆有讲经节目。尤其各地方之社区电视（俗称第四台）更设有讲经之专用频道，经常有讲经节目播出。
◎附︰Holmes Welch着‧阿含译〈讲经〉（摘录自《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第十章第二节）
云水僧在参访各地途中，可发现并非各寺一律都“冬禅夏学”。有些寺院在一年中任一季节讲授圣典，有些根本不举办讲经。例如金山从不讲经，原因是与禅宗不立文字的传统冲突。但在许多寺院，讲经习惯上在夏居期间（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举行。如果方丈自觉能够胜任，则亲自讲授，否则从外延聘专家。
各寺的课程与程序不一，有时只是中午长达两小时的演讲，这时禅堂的午板香取消，以便该堂的和尚参加。着重教义、不重静坐的其他寺院，则订全天候的讲经、研究课程，将寺院变为学堂。据一位和尚说，这是六代以来一种既定的宗教教育形式。1918到1950年间，他经常参与这样的教育，起先当学生，后来当讲者。
他说，首先寺院邀请某位杰出法师授课，可能是讲他最专精的经典。一经法师首肯，将报单印在黄纸上，张贴大门外，并送给该区各寺张贴在门上以及邻近城镇的街道上。举例来说，如果演讲地在泰县，报单也许远远送到镇江（七十五公里），但不送到南京或上海（一四０公里与一七五公里）。报单的内容大致如下︰
某月某日起，法师某某应邀讲解《法华经》全文。欢迎善男信女届时随喜恭听法要。僧团中人决定列席并参加研究者，请提早抵达，以便报名请单。
某日，某某寺院住持和尚某某看到报单，决定参加的和尚随即整理行装，出发上路。举办演讲的寺院也许在几天路程外的山上。和尚尽可能提早到达。
每天的讲授、研究时间表分成四部。
（1）大座 大座附随着予人深刻印象的严谨仪式，因此这不但是演讲，同时也是仪式。午后两点稍前，报过名的所有和尚聚集讲堂内，讲堂可以是寺内任一堂宇，只要大小与参加人数调和，不过通常都是法堂。和尚穿着正式的灰色或棕色七衣。两点整，大座法师进堂，他穿着红袍，穿过两旁的和尚走到堂底，在一个矮佛龛前上香礼佛。然后登上佛龛后高出的讲台，坐在宽敞的座椅上（古董买者称作“和尚椅”的一种椅子）。他盘腿坐定，稳稳不动，有如在打坐。听众唱香赞，全部合掌站立。香赞唱毕，他才开讲。经典翻开摆放在他面前，他先念其中一两句经文，然后给予解释。如果是简短有力的经文，像《心经》，他可能用一、两个小时讲一个警句。如果经文长，他念得多，解释得少。他也许采用生动而不正式的讲法；或者他喜欢半闭双眼，静静坐着，只动手指不断数着念珠，用古怪单调的声音讲说。两小时过去，他回向功德，阖上经书，走下讲台，离开讲堂。听众享受为时一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
（2）偏座 大座法师经常带着一群学生同来，人数或许是八人或十人。每天他轮流指派其中一位担任偏座法师。傍晚五点光景，讯号响起，所有的听众重回讲堂。偏座法师进堂，经过相同的仪式，讲解同一段落。唯一不同的是他与听众全穿海青，不着七衣，因为现在是一种学习，不是法师本人演讲。
（3）研究 用过晚餐，听众再度回讲堂，身边并且携带经典与注释书。他们请那八个或十个偏座法师全部参加。一位受访者说︰“研究时藉助灯光，一般用豆油或煤油。我们研究注疏。发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偏座法师中的一位或请教听众中的老和尚。通常听众中总有两、三位年长的和尚曾经听经多年，而且了解得远较深入。因此在为时一小时的研究时间里，我们互相研究。”
（4）小座 次日早晨用过早餐大约九点，经过一夜睡眠备觉神清气爽的僧众，四度研读经文中同一段落。大座法师高坐台上，从竹筒中抽出竹签，请签上指定的学员演讲，学员和偏座法师前一天所做的相同。
这种一系列的演讲如果在乡间寺院，参加者几乎全是和尚。在家香客也许参加几天，但很少上完全部课程。女尼鲜少能参加，因为他们不许与和尚住同一屋檐下。如果寺院在城区，听众的组成将大为改观。四众──比丘、比丘尼、善男、信女──也许全可参加。许多在家信徒可能在课程结束时，皈依主讲的和尚。例如1904年虚云在昆明归化寺讲经完毕，有三千多人皈依。1905年在槟城讲罢《法华经》，只有数百人皈依，但同年在马来西亚，皈依者逾一万人。
前一世纪，许多著名的讲经者行游中国各地，弘扬佛法。1892年，月霞助法真（？）在湖北归元寺讲《楞伽经》。1897年，月霞行游多省，亲自讲经。1911年再度到湖北讲经。三年后在北平详解《楞严经》，两年后在杭州。接着，他到金山讲解《法华经》。另一位高僧道阶1906年在天童寺讲经，1907年春天再次讲经，第一年讲《法华经》，第二年讲《楞严经》。民国年间，讲经持续不衰──实际上是更形蓬勃。谛闲与应慈是当时杰出讲经者之中的两位。应慈一个弟子告诉我，1930年代他们每年冬天前往天童寺参加禅七，春天则到一些地方讲经，通常讲《华严经》。
除已提及的经典，其他常被讲解的还包括《心经》《金刚经》《圆觉经》与《维摩经》。大多数和尚采“大座仪式”（俗称“开大座”），虽然不一定有偏座、小座与研究构成圆满的课程，但仪式与红袍是一成不变的。民国年间，新型式引入了。演讲者穿着普通和尚的袍子；以一般声音讲话，时时在黑板上写字；而且他站着，听众坐着。
认为经典值得特别尊敬，不应“像普通教科书”一般看待的人，偏爱“大座仪式”。觉得学子应加速熟习经典者，偏爱新方式，而黑板有助于学习。中国有太多方言和同音字，如果没有黑板，专门术语不易了解。
讲经自始就在中国佛教中扮演重要角色。佛教得以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它设有非常中国式的体制，使弟子在师父指导下研读藏经，藉此方式，师父塑造弟子的性格。和尚有类似孔孟之处，时至今日他们仍携领弟子数位，行游各地讲经。
［参考资料］ 《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广弘明集》卷十九；《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比丘尼传》卷一〈道馨尼传〉；《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宋高僧传》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