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金藏
我国金代所开板的大藏经。别称金刻大藏经、金刻藏经、金板大藏经、赵城金藏、赵城藏。发起人为山西潞州（长治）崔法珍，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顷，于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完成。相传崔法珍为刻此经而断臂募化。村民感动之余，乃纷纷捐资协助。故此藏系全由山西民间自资兴刻的大藏经。在完成后，崔氏因功而蒙敕受比丘尼戒及赐紫受封“弘教大师”。
全藏原有六八二帙，七千卷，为《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为辽藏的复刻本及坊刻本，装帧同为卷轴式，每板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每卷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与宋板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及生气有力等特点，为研究我国刻经史与版本史的珍贵资料。
大定十八年（1178），崔法珍将新雕之印本大藏经一藏，进献与金国朝廷。此新雕藏经之板木，不久移到燕京弘法寺保管。及至元代，由于板片颇有毁损，因此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乃发起补刻活动。至元二十二年（1285），印有七一八二卷。此板藏经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与江南宋板不同而更具特色。
西元1934年，在山西省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弥勒殿内所发现之大藏经中，以此金刻大藏经为数最多，同时也含有弘法寺之补刻本，以及明清之藏外章疏类，总计四九五七卷。1949年交由北京图书馆收藏。1980年代，大陆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所编辑的《中华大藏经》第一编，即以此藏为底本。又，1959年在西藏萨迦北寺又发现了三十一种五五五卷之金藏印本。
◎附一︰吕澄〈金刻藏经〉（摘录自《吕澄佛学论著选集》卷三）
《金刻藏经》（简称《金藏》）是金代河东南路（今山西省南部）民间集资刻成的一种版本。河东一带地方在北宋末沦陷于金，人民由于身受兵灾的痛苦，很自然地加深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大概就在金熙宗皇统年间，人民生计稍为宽裕的时候，潞州崔进的女儿法珍（这或者是她出家以后的名字）便发起刻大藏经版来做宗教上的功德。相传她还砍断手臂表示坚决的愿心，因而感动了一般信徒，热烈响应，甚至破户、鬻儿来帮助她（现在所刻的经卷里还可以见到一些人捐出他们所有的牲口、木材、布匹等实物的记载）。刻版事业的中心在解州，组织有“开雕大藏经版会”，设于天宁寺（大概就是解州静林的天宁寺）。解州距离当时刻版手工业中心的平阳地区不太远，刻藏会设立在那里，显然是为了事业上的便利。刻版年代记在版片上的，最早是皇统九年（1149），最迟的是大定十三年（1173）。实际刻板的起讫和此相去不远，即是先后经历了三十年（约1148～1177）。到了大定十八年（1178），崔法珍就已印刷了一部金藏，亲自送到燕京（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予以奖励，特为在圣安寺设坛，给她传授比丘尼大戒。其后不久，崔法珍适应需要，将全副刻版输送到京，收藏于弘法寺。因此，她又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获得赐紫，并加了“弘教大师”的称号（关于这些事实，金章宗明昌四年，即1193年，曾由赵沨撰文记载，立碑于弘法寺。可惜到了明代正统年间便被毁坏而难得其详了，现在只能见到赵沨〈济州普照寺照公塔铭〉说及大定二十九年（即1189年）京师弘法寺早已有了大藏经版这一事实而已。
金藏刻版在元初就因兵火损坏了一半。太宗八年（1236）顷，大臣耶律楚材注意到它，以半官半私的性质发动了当时中书所辖地区（山东、山西、河北）长官帮助劝募，并召集了各地寺院里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版。由于刻工拙劣，补版未免草率。此版补刻完成后的一部印本（元‧中统初，约1261年所印），连同少数的原刻印本，收藏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一向未被人注意，以致逐渐散失。直到1933年，它才重被发现，经过详细考订而明白了雕版的原委。现在这部印本很好地收藏在北京图书馆。
从现存的印本看，金藏原来编号由千字文的“天”字到“几”字，共有六百八十二帙，约六千九百余卷（现存补刻后的印本四千九百五十七卷，原刻原印本十卷），可算是那一时代各种藏经刻版里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所收典籍，依照性质区分，有以下的七部分︰
（1）《开元录》入藏经︰五千四百余卷，四百八十帙（编号从“天”字到“英”字）。
（2）宋代新译经一︰从太平兴国七年到咸平二年（即982～999年）所译一百八十七部，二百七十九卷，三十帙（编号从“杜”字到“毂”字）。
（3）《贞元录》续入藏经︰连同目录等一百二十七部，二百七十五卷，二十七帙（编号从“振”字到“奄”字）。
（4）宋代新译经二︰从咸平三年到熙宁六年（即1000年～1073年）所译九十部，四百二十三卷，四十三帙（编号从“宅”字到“虢”字）。
（5）入藏著述一︰《华严合论》《法苑珠林》《传灯玉英集》《景祐天竺字源》《天圣释教录》《圆觉道场修证仪》《天圣广灯录》《祥符法宝录》《景祐法宝录》《宝林传》《秘藏诠》等约共二十部，四百五十余卷，四十四帙（编号从“践”字到“亭”字）。
（6）宋代新译经三︰从元丰元年到政和二年（即1078～1112年）所译十部，四十余卷，四帙（编号从“雁”字到“塞”字）。
（7）入藏著述二︰《华严清凉疏》等三种贤首宗著述，《金刚经疏宣演》等，《法华玄义》等二十九种天台宗著述，《成唯识论述记》等十种慈恩宗著述，《万善同归集》，约共五十余部，四百三十余卷，五十四帙（编号从“鸡”字到“几”字）。
在这七部分里，前四和第六部分都是宋刻蜀版的翻刻；但比较其余版本看来，所收宋代新译经最为完全，可说是一无遗漏。至于第五、第七两部入藏著述，因为金藏是私刻性质，不受任何限制，所以在蜀版已有各种而外，还收入一些当时北方流行的书。这像贤首宗的《合论》《清凉疏》等，慈恩宗的《百法义忠疏》《瑜伽义演》《瑜伽论记》等，都是珍本。其中《瑜伽论记》依据的底本，还是高丽‧义天入宋搜罗章疏时发现的草稿到宣和四年（即1121年）才校定付刊的初刻。此外又保存了几种向来仅见著录的宋代经录，如《祥符法宝录》和《景祐法宝录》以当时统法院的实录为依据而编纂，不但记载翻译，并还涉及求法、贡经、译场职事更迭，以及著述入藏等等，当然都是很好的佛教史料。
金藏的版式，在《开元》《贞元》两录入藏经和宋代新译部分都是蜀版原式，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版首另有一行刻经名、卷第、版号、帙号等（印本通作卷子式，但仍可折成梵册式以便翻阅）。版心尺寸也同于蜀版，高二十二公分，宽四十七公分。著述部分，形式比较复杂，版心大小不一，行格也从二十二行到三十行，每行十五字到二十七字，种种疏密不同。偶然还夹入册页式（如《天圣释教录》《传灯玉英集》等），具有行线、中缝。这些大都是从单行本收入，即照原式翻刻，所以形式上很参差。版心尺寸不一，但一般都较其余各部分的尺寸为大。
金藏基本上可说是整个宋刻蜀版的翻刻（连同绝大部分的著述在内），所以它和蜀版的关系最深。它保存着蜀版原来很多的缺点，又有天禧以前未被禁止流行的《频那夜迦经》，可见它依据的蜀版是接近于初印本的。现在蜀版和从它翻刻的高丽初雕版印本都已散佚殆尽，那么，有这部金藏印本保存它数千卷原来的面目，在版本上、校勘上，实在有其宝贵无比的价值。至于它对其后版本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元代的弘法寺版藏经（简称《弘法藏》）。因为金藏刻版原藏于弘法寺，元初经过彻底补雕，比较完整，元世祖至元初迁都燕京之后，便将它重加整理，收入一些契丹藏经中特有的本子像慧琳《一切经音义》等（契丹统治着中国北方时，它的势力没有扩及河东南路，所以在金藏的刻版上丝毫未受契丹藏的影响；元代注意到此，才加以补充）。同时又删去宋代皇帝一些著述，像太宗的《法音前集》等。这样构成了元代的官版藏经《弘法藏》，实际只是金藏的蜕化而已（《弘法藏》的内容，从现存《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里所引的《弘法入藏录》可以完全了解）。
◎附二︰李富华〈赵城金藏研究〉（中日第四次佛教学术会议论文）
（一）《赵城金藏》的发现
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理事范成在山西访经中在赵城广胜寺首次发现了《赵城金藏》。1934年秋，为“详其究竟”，蒋唯心赴广胜寺“检校”经卷，并据之撰写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经范法师发现，蒋氏检校的《金藏》“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几字凡六百八十二帙。……原藏应有七千卷，今才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赵城金藏》发现后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的僧俗学者将其中未经传世的四十六种经论撰述，以《宋藏遗珍》为名影印出版；还将一部《楞严经》按原尺寸影印了四百部分藏于各大寺院。（中略）
（二）现存《金藏》概况
1949年运交北京图书馆的《赵城藏》是四三三０卷又九大包残卷，以后又陆续有所收藏，到目前为止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总数是四八一三卷。《赵城藏》自发现后多有流散，故地方图书馆亦有零星收藏，据调查这类收藏共四十四卷，其中有流落德国的一卷。1959年在西藏萨伽北寺又发现了三十一种五五五卷金藏印本。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因之撰写了〈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这部分金藏刷印于蒙哥丙辰年（1256），印成后安置在燕京大宝集寺。经核对，萨伽寺发现的金藏与广胜寺金藏是同一刻本的两种印本，因此我们把这种印本称为“金藏大宝集寺本”，而把现存北京图书馆的金藏称为“金藏广胜寺本”。此外，现存北京图书馆的金藏并不完全是同一印本，其中有金‧大安元年（1209）的印本，印本上盖有“兴国院大藏经”印章。此印本现存八卷，我们称为“金藏兴国院本”；另有七卷亦区别于多数经卷，我们称为“金藏天宁寺本”。
（三）《金藏》的雕版
《赵城金藏》的发现是现代佛教文献史上的一件大事。金元以来的著作中也有过几条记载，但均被作了错误的解释。如明人陆光祖为《嘉兴藏》作的序中称︰“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此序所云崔法珍即金藏的募刻者。但后人说她是宋《碛砂藏》的募刻者；日本学者则称她为明人，所刻藏经为明《嘉兴藏》。如此误解在《赵城藏》发现之前一直是作为悬案而无法得到证实。
初步统计，现存《金藏》中见于卷尾及版行间的施经题跋约一四０余条，其中有年代可考者四十二条。这些题跋大致可说明如下问题。
（1）广胜寺发现的大藏经刻造于金代。从四十余处有记年的施资题跋中知道，其刻经时代处在金熙宗至世宗时期（1139～1172），涉及天眷、皇统、大德、贞元、正隆和大定六个年号，前后三十余年。最早的年代是天眷二年（1139），见鸣帙《妙法莲华经》卷三、卷五、卷六、卷七。这四卷经现存上海图书馆，其中两卷卷首有标有“赵城县广胜寺”题字的扉画，说明它们确为《赵城藏》印本。蒋唯心曾提到日本人憍川时雄见过天眷年印造的《妙法莲华经》卷七，但他自己“未见此本”。因此他把《金藏》雕印的最早年代确定在皇统九年（1149），其根据是见于日帙《大般若经》卷八十二的尾题。
（2）这部大藏经是由私人募资雕造的。《金藏》雕刻的施资者绝大多数为晋南诸县村民，涉及县级地名二十余个，比较集中于晋西南解州的夏县、安邑、河津等地。在一四０余条施经题记中有明确地名而与解州有关的三十余处。据题记，主持雕经的组织称“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此天宁寺在安邑境内。这即是《解州志》所载解州西二十里的静林山天宁寺。就是说《金藏》是以解州天宁寺为中心，由解州所属各县及临近的长治（潞州）、临汾地区及毗邻的陕西个别地方的村民共同施资雕造的。施资者有施财数千贯雕经数十卷的大户，也有仅能施财雕经一版二版的贫苦农妇。有的将自种的树、自织的布、自养的骡，甚至一把雕经的刀子作为资产奉献出来雕造经版，充分反映了晋南信佛教的百姓雕经的热情。
（3）是谁首倡并组织了这一庞大的雕经事业呢？这就涉及崔法珍其人。事实上崔法珍的事迹并没有被史书淹没。《永乐大典》卷四六五０有如下记载︰“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以经版达于京师。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版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1193）立碑石。”此记载指出，崔法珍为金代潞州人，她确曾集资刻过一部大藏，并将印本及经版进奉朝廷，经版收贮在燕京弘法寺。现存《金藏》的施刻题记中涉及潞州的近二十条，刻经范围均为重要的大乘经论，说明地处晋南的潞州是《金藏》雕造最积极的赞助地区。我们有理由说，在同一时期由崔法珍向朝廷呈送的大藏经只能是晋南百姓共同雕造的《金藏》，而它的首倡者就是潞州人崔法珍。
（四）《金藏》的补刻
《金藏》经版安置于弘法寺后，在金代有记载的印经活动至少有过两次。时至元初，由于经版部分损坏而进行补雕。补雕《金藏》在现存《金藏》题记中有明文记载，蒋文对此亦有详尽考证。问题是补雕的年代。从《金藏》题记中“宣差大名府路达鲁花赤纳邻蒙古提举补修雕造”一语看，补雕《金藏》事当在1224至1271年间。《金藏》题记中见于这一时期有记年的题记还有六则，其中四则为壬寅年（1242），另有戊戌年（1238）一则，癸卯年（1243）一则。这说明补雕《金藏》最集中的年代应在1242年前后，此时正值元太宗执政时期。这与《至元辨伪录》卷五中“太宗则试经造寺，补雕藏经”及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所录“补大藏经板疏”诗所表述的年代大体相合。然而发现于河北曲阳的一则〈觉辩大师源公塔铭〉云︰“都城弘法寺补修藏经版，以师为提领，三年雕全，师之力居多焉”。此铭文撰于“大朝戊子岁”。据收录此铭文的《曲阳县志》推算此年为金‧正大五年（1228），即成吉思汗去世的第二年。是年其四子拖雷监国，元太宗尚未立汗。此塔铭指出了元初补雕弘法《金藏》这一实事，但把时间说在元太祖之时，且已完成。这与现存《金藏》的实际补雕年代不符。我认为这不是铭文的错误，而是推算者的误识。据铭文，觉辩坐化于丙午年（1246），塔铭不可能立在觉辩去世前十八年，因此“戊子岁”应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此年虽距觉辩死已有四十二年，但后人在先师故去数十年后为其立碑事还是有过的。
（五）《金藏》的校补与《弘法藏》
《金藏》补雕后曾有印本行世，此即金藏大宝集寺本。此本何以会运藏西藏，这里不再详论。大宝集寺本刷印于蒙哥丙辰年，说明补雕《金藏》在蒙哥时代已经完成。这样，就又有了一次校补问题。《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载︰“弘法寺藏经经版历年久远，（世祖）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是传无穷。”对此宿白教授文中有专门论述。他认为元世祖主持的这次《金藏》的校补，首先是增补了“弘法入藏录及拾遗”，编入的经律论七十五部二五六卷；其次是“蕃汉对勘”，并指出“至元录即世祖校补弘法旧版后之详目，亦即元弘法藏”。我们据此与现存《金藏》作了核对，发现《至元录》与现存《金藏》并不是一回事，出入很大；《至元录》中所云弘法入藏录也与现存《金藏》有相当差异。对此作何解释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次校补不是据弘法入藏录进行的；再一种可能是确有一种新的弘法大藏的雕造，其目录即弘法入藏录。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就持这种观点，这与宿白教授的观点不同。小野所云《弘法藏》是在弘法旧版基础上重新雕造；而宿白教授所云《弘法藏》则是弘法旧版的增补。《弘法藏》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元‧至顺三年（1332）吴兴妙严寺所刻《大般若经》卷一的题记中已有“大都弘法”之称。如果是重新雕造，在弘法寺就会同时有两幅大藏经版，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一，如果是重新雕造必为官版，其刻造年代当在元世祖校补《金藏》完成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其经版不可能在短期内损坏。然而就在此后不到二十年的大德年间，京师高僧溥光传只知“藏经板本在浙右”而不知或不重视在京城有《弘法大藏》事，说明《弘法藏》绝非新雕官版。第二，有确凿证据说明在世祖去世不久的元仁宗至文宗年间，元官方确曾新雕过一部官版大藏，版贮官署金王府。近年发现于北京智化寺的几卷元藏就是这种藏经的残存部分。我认为，所谓《弘法藏》就是经元初补雕的《金藏》，只因历时久远，人们已不了解它从晋南运藏弘法寺的这段历史；加上缺少检校之人，使《金藏》的雕印史鲜为人知，故世人只知有大都弘法而不知有崔刻《金藏》。也因弘法经版残损严重，虽经校补仍难以官版面世而受到冷遇，故此在世祖去世后元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官版大藏的雕造。再拿《至元录》与智化寺元藏比较，发现二者十分接近，而《金藏》与《至元录》相比，编次相差五十余字。很显然世祖命诸山师德校补弘法经版，目的是要编辑一部权威性的官版大藏，但未能实现，只编了一部《至元录》。这一愿望在仁宗至文宗朝才得以实现。现存《金藏》在中统三年（1262）即已运至赵城，说明它与世祖校补弘法《金藏》关系甚微。
（六）《金藏》的底本
蒋文云︰“崔氏刻藏最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经。”这是数十年来学界推崇《赵城藏》的主要原因。《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现仅存十三卷。《开宝藏》全貌只能从《开宝藏》刻印后留下的资料来推断，其中当数成书于宋‧崇宁三年（1104）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这是惟白阅《开宝藏》所集的一部提要式著作。我们将现存《开宝藏》与《指要录》核对，帙号无一差错。拿现存《金藏》与《指要录》对照，它们无论在帙号、分卷及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一致。在重编《中华大藏经》过程中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如《金藏》的千字文编次在《大般若经》后与宋元诸藏均异；晋译《华严经》诸藏为六十卷本，《金藏》为五十卷本。按照一般的情况应查对《开元录》，但《开元录》在上述问题上与宋元诸藏同，《指要录》却与《金藏》一一吻合。这说明《指要录》是《开宝藏》的实录，而《赵城藏》则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指要录》止于“英”帙，与《金藏》“天”至“英”四八０帙的内容全同，这是《开宝藏》初雕本的内容。《开宝藏》初雕本完成后的一百余年间陆续有所增补，如惟白所述，当时的“官印版”又增加了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的二十七帙。现存《金藏》的个别经本中留“大宋咸平元年（998）奉勒雕造”、“绍圣二年（1095）雕造”及大宋‧景德元年（1004）、天圣三年（1025）、六年、九年等原雕经题记及译经、讲经题款，表明《开宝藏》的续刻持续到宋哲宗年间，而这百余年续刻的内容亦已反映在《金藏》中。现存《金藏》“杜”至“毂”帙的北宋新译经即惟白所云经传三十帙；“振”至“奄”帙的宋以前翻译经论即惟白所云未入藏二十七帙。此外金藏收录的“岫”至“亩”帙的天台宗著述及“我”至“劝”帙的法相宗著述是宋仁宗天圣四年 敕命“编联入藏”的；“起”帙以后的其他史传著述亦有奉敕入藏的记载。总之，《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在内容方面，在版式上亦可作印证。现存《金藏》前四八０帙及续刻的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二十七帙均为卷子装，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这是《开宝藏》原式。至于其后的其他著述类典籍则多有不同，有的与发现于应县的《辽藏》极似，有的与福州版大藏相近。此种情况是反映了《开宝藏》原貌，还是另有原因，尚难论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典籍中有相当部分是未经传世的孤本珍品，说明《金藏》内容在《开宝藏》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从而使它的收经总数达到七千卷之巨。这是宋元时代其他任何大藏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我们选用《赵城藏》作底本重编《中华大藏经》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记略》；宿白《赵城金藏和弘法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