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锡兰佛教
锡兰现在的维达（Vadda）部落，是锡兰最古居民的后裔。据锡兰的历史学者说︰“相传于公元前五四三或四八三年，在佛陀涅槃之日，僧伽众人（Sinhala）从印度大陆迁来锡兰，（中略）然而形成锡兰历史的特点，完全是由于二百五十年以后的佛教传入锡兰。”的确，佛教与锡兰的历史、文化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锡兰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本岛的佛教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直到今天，佛教虽然仍为锡兰人民主要信仰的宗教，但中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着兴衰起伏，像波浪一般地前进。锡兰佛教，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从公元前第三世纪至公元后第十一世纪，因为国家的政治环境和人民的生活比较安定，人民得以自由崇奉佛教；这一千多年可说是锡兰佛教的兴盛时期。
第二、从第十二世纪至第十八世纪，国势日衰，常受外国的侵略，国家的政权和经济都遭到破坏，人民的生活痛苦，也损害了佛教；这七百年可称为佛教极衰落时期。
第三、从1753年以至于今日，人民又把几乎绝灭了的佛教渐渐地恢复起来；这一段我们可以称为佛教复兴时期。以下，将概括地叙述这几个时期佛教的一般情况。
（一）佛教的输入
锡兰的佛教，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印度阿输迦（Asoka）王统治时代，由摩哂陀（Mahinda）长老输入。相传佛陀的教法在华氏城受到阿输迦王大力护持之下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之后，便决定出派遣传教师到国外去传播佛教。摩哂陀长老，就是这次被决定派去锡兰的。在锡兰这时的国王名天爱帝须（De-vānampiya Tissa，公元前247～207），他的首都在阿㝹罗陀补罗（Anurādhapura）。
摩哂陀是阿输迦的儿子，他带了一地臾（Itthiya）、郁帝臾（Uttiya）、参婆楼（Sambala）、拔陀沙罗（Bhaddasāla）四位长老和沙弥须摩那（Sumana）、优婆塞盘头迦（Bhanbuka）等人，约在公元前246年到达锡兰。他们在离首都八英里的眉沙迦（Missaka）山（即现在的Mahindatala）遇见了天爱帝须在那里游猎。他们经过一番问答之后，国王很欢喜，请他们一同回到王宫。国王听了摩哂陀的说法，便皈依佛教，成为锡兰第一个佛教徒。如是从国王开始以至于王室宗亲、臣僚、庶民，传教师们很快地就把佛教传播开了。据说仅在七天之内，就有八千五百人皈依佛教。大约两个月时间，则整个王城及附近的人民都成了佛教徒。如是渐渐地遍及全国，传教的工作很顺利。
国王首先把自己的王家花园大眉伽林（Mahāmegha-vana）送给摩哂陀，改造为大寺（Mahā-vihāra）。其次在眉沙迦山建一座支提山寺（Cetiya-Pabbata-vihāra），这是锡兰有佛寺之始。
第一个在锡兰出家的是摩哂陀从印度带来的盘头迦，而第一批僧伽罗人出家的则是当时锡兰首相摩诃利多（Maharittha）的那五十五位兄弟们，第二批是以国王的弟弟摩多婆耶（Mattabhaya）为首的一千人。后来摩诃利多也辞去首相之职带了五百人出家。据说后来比丘的总数很快地发展到三万人。
摩哂陀在锡兰传教时，有许多妇女也请求出家，但是格于比丘不能授比丘尼戒的教规。于是阿输迦王又派遣他的女儿僧伽密多（Samghamittā）长老尼带领十一位比丘尼到锡兰，建立了比丘尼僧团。第一批出家的比丘尼是以王弟之妻阿耨罗（Anula）为首的一千人；国王曾为僧伽密多等造了两座比丘尼寺。
僧伽密多还带来一株从佛陀伽耶那株菩提树上折下来的幼苗，并栽在大寺的林园内，直至现在还活着。这株树已有两千多年的生命，极受锡兰人民的尊重，认为它是国宝之一，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它。据说这是世界上一株有历史可考的最古老的树。
摩哂陀曾带来一只佛钵。后来他们又获得一块佛的右锁骨；为了珍藏佛的锁骨，天爱帝须王在王城附近特别造了一座多宝罗摩（Thu-pārāma）塔来安置它，这是出现在锡兰土地上最早的大塔。这座塔的规模很大，建筑技术处理上相当奇特。中间是塔，外面有很大的塔盖。现在虽然只能看到当中的正塔，但从塔基外围残留的石柱上，仍能看出一些塔盖的轮廓，锡兰的博物馆制有全貌的模型，它在建筑术上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
天爱帝须在位四十年，热心护法，造的塔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寺院是大寺，后来延续一千多年都为上座部佛教的重心；支提山寺也是历史上重要的一所寺院。多宝罗摩塔的塔寺组群中，有一座寺院是专为他的首相摩诃利多和带领五百人出家后而建造给他们住的；另一座叫毗舍山寺（Vessa-giri-vihāra），是专门建造给从毗舍阶级来出家的五百比丘住的。此事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古代锡兰人的等级区别︰第一是王家贵族的统治者，第二是农民，第三是毗舍。前两种被认为是高级的，后一种则被视为低级的。直至现在，锡兰的僧团中仍有所谓高级和低级之分，原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
摩哂陀从三十二岁来锡兰，在锡兰传教将近五十年，到八十岁圆寂（公元前199）。僧伽密多也活了七十九岁而寂（公元前198）。正是由于他们长时播教和天爱帝须以及继承他的王臣们热心护法，佛教便形成为锡兰人民普遍信仰的主要宗教。
佛教之所以能够很容易的为锡兰人民所接受，据锡兰史学家们的意见，有下面几种原因︰第一、摩哂陀等传教师所说的是一种雅利安语言，与僧伽罗语很接近，容易为人民了解；第二、僧伽罗人从事农业，生活安定，比丘们可能住在乡村里向他们传教；第三、那时候在这个岛上并无其他有力的宗教；第四、阿输迦是当时印度一大帝国的国王，锡兰与印度仅一海峡之隔，摩哂陀兄妹二人是阿输迦的子女，又以大帝国的使者身份来传教，自然容易受小国的统治阶级所敬信；第五、由于统治者国王及大臣们的带头信仰皈依，对人民也有很大的影响。
（二）佛教的发展
佛教输入锡兰，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已有坚固的基础，此后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1）在陀多迦摩那（Dutugamunu）王统治时代（公元前101～77）︰锡兰北部曾受到外敌入侵。他奋起抗战，打败敌人。他对于佛教热心保护。在他所建造的许多塔寺中，有两座是历史上很著名的建筑︰第一、他为大寺造了一座伟大的铜殿（Lovamahapaya），殿高、广、长各达一百肘（约一五０英尺），四方形，分为九层。下一层全用花岗石的柱子，分四十行，每行四十根，共一千六百根。屋顶是用铜盖的，所以叫铜殿。直到现在，这些大石柱几乎还是完整无缺地保留在这个遗址上，可见那时锡兰的建筑术已是相当进步。第二、建了一座空前的大塔叫罗翁梵利塞耶（Ruanvaliseya）。因为工程太大，毕生经营，尚不能完成；塔顶部分，还是他的弟弟即位之后继续造成的。据说这座塔在举行奠基典礼时，不但有全锡兰的长老来参加，并且有十多个全印各大寺院的长老应邀参加；如鹿野苑、逝多林、灵鹫山、毗舍离、王舍城、迦湿弥罗等处都有长老前来。亦可以想像到当时锡兰佛教的兴盛情况。
（2）在婆罗根跋（Valagam Ba）或婆多伽弥尼阿跋耶（Vatta-Gāmini-abhaya）王时代（公元前44～17）︰第一、国王在王城之北造了一座著名的无畏山寺（Abhayagiri Vihara），献给他所尊敬的拘比迦罗摩诃帝须（KupikkalaMahātissa）长老。锡兰佛教创传自上座部摩哂陀，大寺是正统佛教的中心据点，摩诃帝须长老初住大寺，被大寺一部分僧众认为是个破戒的人，开会决议把他从大寺摈出去。当时他的一位学生婆诃罗摩苏帝须（Bahalamassutissa）长老在座，不同意他们的决议，于是连他也被驱逐出去。同时大寺内还有五百比丘站到这位长老方面来，便和他一起离开大寺转到无畏山去而自成一派。这是从佛法传入锡兰之后，第一次分成两派。同时有一部分从印度巴罗罗寺（Pallarārāma）属于跋阇子派（Va-jjiputta Nikaya）的达摩罗支阿阇梨（Dhar-maruci ācariya）的弟子们来到无畏山居住，无畏山的比丘也接受了他们的学说，所以大寺派便叫无畏山派为达摩罗支派。后来无畏山发展成全锡兰最大的寺院，与大寺派分庭抗礼。第二、约在公元前26年，大寺派的长老五百人，以罗希多（Rakkhita）长老为首，在锡兰中部摩多罗（Matale）地方的灰寺（Aluvihāra）举行第四结集。这次除了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及义疏外，更重要的是决定把一向由口口相传的经典，第一次用巴利文字写在贝叶上保存。这对于后来上座部长期流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比丘们并开始用巴利文写了一部《岛史》（Dipavaṁsa），对于后人研究锡兰古代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3）到了公元前第一世纪之末，男女僧众已经很多︰据说摩诃拘罗摩诃帝须（MahāculaMahātissa）王（公元前17～3）在一次大供养中，有六万比丘与三万比丘尼，这个数字与一个小岛国的人口比率来说，是相当惊人的。
（4）大乘佛教的输入和发展︰在哇诃罗迦帝须（Vahārikatissa）王时代（269～291），有吠多利耶（Vetulya或Vaitulya）派的学说输入锡兰，为无畏山派的比丘所接受。此派的初期传播，深受大寺派的打击，不很顺利。数十年后，到了摩诃斯那（Mahāsena）王时代（334～361），从南印来了一位大学者僧伽密多（Saṁghamittā）长老，获得国王的信任，大力弘传此派的学说，盛极一时。
据近人考证︰吠多利耶是大乘经典的名字（Vaitulyasūtra或Vaipulya-sutra，方广经），又名大空宗，所以它是大乘方广派。而且僧伽密多长老可能是龙树（Nāgārjuna）学派的学者。因为在南印度的拘斯那（Krishna）河边而被认为是龙树道场的龙树根（Nāgārjani-kanda），经过近代的发掘，发现许多古代的建筑遗迹，并在这里发现一所从前锡兰比丘居住过的地方，被命名为锡兰寺；这便是过去锡兰佛教与龙树学派有关系的证明。另一件值得我们联想的事，即龙树的入室弟子提婆（第三世纪人）原是锡兰的比丘，对于锡兰人接受中观学派的学说，可能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且吠多利耶派的传入锡兰恰恰是和他同一时代。
关于大乘的瑜伽宗和密宗，什么时候传入锡兰不得而知，但可肯定是有的。其故如次︰（一）在第七世纪我国玄奘法师在南印度的建志城，曾经和从僧伽罗国（锡兰）前来的菩提迷祇湿伐罗等三百比丘会晤，并且和他们讨论了关于瑜伽的要义。可见那时候锡兰是有不少人研究瑜伽学说的。（二）第八世纪初，中国密宗的开创人金刚智，是南印度人，他在来中国之前曾将密宗输入锡兰。（三）金刚智的弟子不空，曾经从中国带了弟子二十七人去师子国（锡兰），受到尸罗迷伽（Silamegha或Agrabodi Ⅵ）王（727～766）热烈的欢迎，请普贤阿阇梨“开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受“五部灌顶”。可见此时密宗已经在锡兰盛行了。（四）在锡兰的阿㝹罗陀补罗城的废墟中，曾发现同一时期的刻有锡兰文和梵语真言的铜版，亦可证明。还有在锡兰也有从各地出土的观音像，以及在东南方的婆利伽摩（Valigama）地方的一片石壁上，刻有大乘菩萨像。其中有一尊近人认为是观音像，这块石壁，锡兰人叫佛像岩（Buduruwagala）。作者曾参观过这里的壁像，有一铺是三躯石像并列，中间一躯较高，左右二躯较低，右边的左手上好像是拿着一朵莲花，左边的右手上拿着一根金刚杵，中央本尊手中不拿什么东西。如果这些不是密宗的刻像，则可能与净土宗有关；但最少我们也可以知道，过去观音菩萨在锡兰是曾经受过人崇拜的。（5）第四世纪中叶︰在摩诃斯那王时代（334～361），他除了大力支持住在无畏山的僧伽密多弘传大乘外，还在大寺附近建立了一座很大的祇陀林寺（Jetavanārāma），献给他的朋友古吽帝须（Kohontissa）大长老，为萨伽利耶（Sāgaliyā）派的中心道场，形成了锡兰强有力的三大派之一，与大寺及无畏山长期鼎足而立。
在西利迷伽文那（Siri Meghavanna或Kit siri-Mevan）时代（362～389），因为印度的羯□伽（Kalinga）国受到邻国的侵略，该国王深怕供奉在国内的一颗佛牙被敌人夺去，便藏在他公主的发髻内，送到锡兰来，以后便成为锡兰最尊贵的国宝，同时也成为国内外佛教徒所崇拜的圣物。（6）第五世纪︰{1}约在410年，我国的法显法师访问锡兰，在无畏山住了两年，他的游记里详细地描绘了当时锡兰佛教的盛况，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那时的无畏山住有五千、大寺住有三千、支提山寺住有二千比丘，光是这三座寺院就有一万比丘，全国的僧尼数目也就可想而知了。{2}在摩诃男（Mahānā-ma）王时代（403～431），觉音（Bud-dhaghosa）来到锡兰，住在大寺，用巴利文为南传上座部的三藏写了很多注疏，并造《清净道论》，这部论是上座部空前绝后的杰作。觉音是上座部最杰出的著述家，也是使上座部发展最有力的功臣。{3}锡兰有两批比丘尼先后到中国当时南方的首都南京，传授比丘尼戒，为中国建立了比丘尼僧团。这里有个疑问，她们传的比丘尼戒是有部或是上座部？《大宋僧史略》卷上叙“尼得戒由”说（大正54‧238b）︰“《萨婆多师资传》云︰宋‧元嘉十一年春，师子国尼铁索罗等十人，于建康南林寺坛上，为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二众中受戒法事，十二日度三百余人。此方尼于二众受戒，慧果为始也。”从援引《萨婆多师资传》来看，好像是属于有部的？{4}约从435至460年的二十多年，锡兰北部深受异教国家入侵破坏塔寺，佛教颇受损失。{5}达多斯那（Dhātusena）王（460～478），于459年请他的叔父摩诃男（Mahānāma）长老撰《大史》（Mahāvaṃsa）。这是用巴利文写的一部史诗，记载从第一代王毗萨耶（Vijaya）开始到摩诃斯那为止的八百多年的历史。锡兰人把这部史诗和菩提树及佛牙并尊为三大国宝。（7）第六世纪至十二世纪︰在拘摩罗达多斯那（Kumāradbātusena）王时代（513～522），据说举行过一次正法结集与净化佛教，内容不明。阿伽菩提二世（Aggabodhi Ⅱ；601～611），建竹林精舍（Veluvana Vihāra）献给祇陀林派的比丘。在609年，羯□伽的国王厌恶战争，前来锡兰出家。据说伽叶二世（Kassapa Ⅱ；641～650）曾令笔录祇陀林派的经典及藏外的典籍。
从公元前第三世纪至公元后第九世纪初，各代王朝基本上都以阿㝹罗陀补罗为首都。从第九世纪中至第十三世纪，则建都在波罗奈罗梵（Polonaruva），因为那时旧都受到一个强大国家的威胁，从1017至1070年的五十多年间，曾沦为一个强国附庸，人民财产与佛教塔寺受到掠夺与破坏，使旧都阿㝹罗陀补罗成为废墟。像无畏山寺、祇陀林寺及大寺等都化为灰烬；佛教受到最大的摧残。到了毗阇耶跋诃第一（Vijayabāhu Ⅰ；1059～1114），在1070年结合了人民的力量赶走了敌人，恢复锡兰国家主权。当时国王想要恢复佛教，但国内选十个能传戒的比丘都不足了。他只好遣使去缅甸请缅僧来锡兰传戒，重新建立僧团。由于缅甸的比丘同大寺派一样是属于上座部的一系，因而这一派得以恢复，但其他残余各派虽余焰未熄而终于渐趋消灭。同时比丘尼僧团曾在锡兰传承了一千多年，此后的历史不再出现，可能也就由此而绝迹。
接着国家又有数十年的扰乱，到波罗羯磨跋诃第一（Parakkamabāhu Ⅰ；1153 ～1186）才得统一。他是一位为锡兰人民歌颂的国王，对护持佛教也很热心。他建造了许多塔寺，整理僧伽，令破戒的比丘还俗，召集三大派的比丘会议，要他们团结和合。实际上无畏山派和祇陀林派此时已甚衰落，唯有大寺派重兴，盛极一时。这时最重要的事是，在国王的赞助下，约在1165年开始举行了一次以摩诃迦叶（Mahākassapa）为首的经典结集，搜集了许多过去大德们所著的巴利文三藏注疏，并对注疏再加疏解。编写的工作是由迦叶的弟子舍利弗（Sāriputta）主持，他们用巴利文写了很多的书，实为巴利文献开了一个新纪元。
（三）教派的斗争
从佛教输入锡兰约二百年间，唯有以大寺为中心的上座部一系。到公元前第一世纪末叶，无畏山寺建成后始与大寺分裂，自成一派，即达摩罗支派。如前面提到的，如果他们是属于跋阇子派的话，则是属于大众部系。新派经二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哇诃利迦帝须王时代（269～291），已经相当兴盛，但与大寺派尚能和平共处。然而此时又有吠多利耶派（方广派）的学说在无畏山传布开来，大寺的长老们认为该派为邪说，不能容忍，说服国王和一位大臣加毗罗（Kapila）采取了行政命令来取缔新学派，烧了他们的典籍，并对无畏山那些接受该派学说的比丘加以责备和制止。
大约过了四十年，在俱他婆耶（Gathā-bhaya；309～322）即位的第四年，无畏山的达摩罗支派比丘又提倡吠多利耶的学说。当时寺内有位优舍利耶帝须（Ussiliya-Tissa）长老，害怕可能来自国王的压迫，便带了三百比丘离开无畏山到达古那山寺（DakunugiriVihāra）去，推举该寺的萨迦罗（Sāgala）长老为他们的领袖，另成一派，后来便称他们为萨迦利耶（Sāgaliyā）派。
大寺派果然又动员了主要的五大寺比丘开大会反对吠多利耶派，并取得国王的支持以行政命令烧了他们的经籍，并从无畏山提出了六十名新派的比丘摈逐出境。从此无畏山派与大寺派的成见更深，益相水火。几年后，又从南印度迦韦罗（Kavira）城来了一位僧伽密多长老，住在无畏山寺宣扬吠多利耶派学说。事实，锡兰佛教此时已有四派学说争鸣，国王也似乎发觉不能专听大寺派的一面之辞，亲自召集举行一次有各派学者参加的辩论大会。在会上僧伽密多获得了辩论的胜利，并得国王的尊敬和信仰。后来国王常常请他入宫，并请作为两位太子的教师。大寺派虽然利用出家的王弟等贵族比丘，想尽办法劝说国王，也终于失败。于是大乘佛教在锡兰获得合法地位，自由传播。
俱他婆耶的长子祇他帝须即位后（323～333），非常残酷，且对大寺有好感，僧伽密多只得暂离锡兰回印度。过十年后，摩诃斯那即位（334～361），僧伽密多重来无畏山。新国王对僧伽密多很信任而厌恶大寺派，曾命令人民︰“不许支持大寺比丘，如有供以饮食的，罚一百钱！”大寺的比丘全数被迫离开，九年空无人居。史载，大寺建筑被破坏，把材料运去修建无畏山，这时无畏山得到国王和亲信国王的大臣们的全力支持，扩建成为全国最大的寺院，无畏山派获得空前的发展。大寺被毁的第十年，由于一拥护大寺而掌握兵权大臣向国王进行兵谏，国王迫不得已才允许大寺的比丘回来。无畏山的僧伽密多长老终于在这种法门互相水火中而献出了生命。然而此后五、六百年，大寺派未能挽回他们的劣势。
大寺的比丘回来的第二年，又起另一波折。因为摩诃斯那王在大寺的疆界之内为萨迦利耶派的古吽帝须长老建造祇陀林寺，即遭到大寺比丘的反对，寺建成后，达古那山寺的萨迦利耶派比丘迁入新寺，大寺比丘反对益烈，终于向法院提出诉讼。法官以古吽帝须长老侵占大寺疆界的罪名而判处他还俗。
在阿伽菩提一世（Aggabodhi Ⅰ）的时候（568～601），大寺派比丘雀帝波罗（Jati-pāla）与吠多利耶派辩论获得胜利。据说斯那二世（Sena Ⅱ；851～885）曾一度支持大寺派来压迫其他异派，并恢复建造了大寺作为传播上座部佛教的中心道场。
依照上面的史实来看，在十二世纪以前锡兰所传播的佛教，有小乘也有大乘。大乘佛教有空宗、瑜伽、密宗，可能还有净土宗；小乘佛教有上座部、化地部，跋阇子派的达摩罗支部、大法护派，可能还有别的派。在各部派斗争中，历史上常以大寺、无畏山及祇陀林三大派来代表。大寺派为上座部；无畏山则为自由研究大乘、小乘各部派的大学府；祇陀林是萨迦利耶派，是无畏山的支派，他们的思想很接近，是比较友好的。大寺派和其他的小乘部派也是比较友好的。斗争得最剧烈的则是大寺的上座部和无畏山的大乘派，因为这两派的思想体系不同，大寺派老是把无畏山派当作非佛教的外道看待。我们根据一千五百年前法显的记载，当时的无畏山派是占着优势的。他们的斗争延续到第十一世纪，由于南印古里帝国的入侵，佛教备受摧残，各派同归于尽。但是，大寺派的上座部因为过去结集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加上自第五世纪起，有觉音等许多学者的努力，写了许多巴利文的著作，长时期地都流传在国内外，如缅甸和泰国等都承传了这一系的佛学，为后来锡兰上座部佛教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佛教的影响
佛教输入锡兰，对锡兰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他们从比丘们学会了掌握文字书写的技术。从古代所遗留下来的字母看，正如阿育王石刻上的字母一样，是有棱角的。为了书写的方便，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才形成今天所流行的圆形字母。在中古时代，锡兰本岛上只有比丘们才算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人，所有用贝叶写的书也都藏在寺院里，人民只有到寺院里去才受到教育。加上每月的初一、十五日，一般人民都集中到寺院去听比丘们讲经。因此，一座寺院在乡村里，它不仅是人民集会礼拜的场所，也是文化教育的中心点。
初期佛教用的是巴利语，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语词来表达新的事物和观念的时候，便往往采用一个巴利语来代替；因之，在僧伽罗语文中摄取了许多的巴利词汇，他们还用巴利文写了许多书。像过去的史书，也都是用巴利文写的。后来大乘佛教输入锡兰，同时也带来了梵文。在僧伽罗的语文中又采用了许多梵文的字，也写下了不少梵文的作品。
在锡兰各地，如定婆罗石窟（Dimbula-gala）、大河（Mahavali ganga）的右岸、中北省的多门迦陀梵（Tamankaduva）、波罗奈罗梵（Polonaruva）、西伽利耶（Sigiriya）等处，到现在还保留着从第二至十二世纪的许多非常珍贵优美的壁画，这些壁画都是以佛教或与佛教有关的人物故事为题材的。
如果我们去参观几个锡兰的古都，便会看到很多古代伟大的建筑和美丽的石刻造型像。建筑物主要是佛教的塔寺、石刻的造型像，不是佛像，就必定也是与佛教内容有关的事物。
由于佛教，使锡兰很早便和其他有佛教传播的国家接触，而建立了人民友谊与文化交流；例如与中国、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
（五）佛教的衰落
前面已经说到了在十一世纪，锡兰国土与佛教曾惨遭异国的入侵和毁灭。在十二世纪波罗羯摩跋呵第一的时代，上座部佛教重兴，盛极一时。接着又发生内乱外患，佛教又受到破坏。到十三世纪毗阇耶跋呵第三（1232～1236），才把以梵支萨罗（Vacissara）为首而带着佛钵、佛牙避乱到南印去的比丘们请回去，建舍利阁于卑罗斯罗（Billasela）山以安置佛钵与佛牙，修理佛寺，整理僧伽，并令书写了许多散失了的经典。波罗羯摩跋呵第二（1236～1271），继续整理佛教，遣使南印古里国，请三藏法师达摩揭谛（Dhammakitti）等许多大德比丘来锡兰复兴佛教，整理国内的佛典，并从南印取来许多经书，使僧伽研究论理学、文学（因明、声明）及一切经论，并令两派（大乘和小乘）的比丘和合起来。又请达摩揭谛用巴利文写了《大史》续编，即《小史》（Culavamsa）第一部。在菩梵奈迦跋呵第一（Bhuvanekabāhu Ⅰ；1273～1284）在位时，命令把藏经的写本分藏于国内各寺。这时锡兰又沦为邻国的保护国，幸佛牙失而复得。在菩梵奈迦跋呵第四（1346～1353）时造了几座大寺，形式和南印当时所造的印度教庙一样，唯在中殿供奉了一尊佛像，其他部分及走廊的墙壁上则雕塑了许多印度教的神像。很明显，正好说明在这个时期锡兰佛教受印度教的影响，也间接反映了南印佛教已受到印度教的深刻影响，侵蚀了佛教面貌。
第十四世纪，回教徒侵入南印半地耶国，也侵入了锡兰。时印度教徒的达米尔族在锡兰北部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局面，北部佛教销声匿迹，仅在中南部的僧伽罗族人中保持着佛教。此时锡兰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对抗国内北部达米尔族，另一方面又要抵抗外来的侵略，常常被迫迁都，等于一个流亡政府，已无能力保护佛教。到了第十五世纪，形势更坏，把一个锡兰岛分裂为三个小王国，即北方的及弗那（Jaffna）、西南部的哥德（Kot-te）和中部山地的康堤（Kandy）。进行长期内战，更影响佛教的衰落命运。
在1505年，锡兰受到更凶恶、更残酷的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葡萄牙人侵入。除了高原地带保留一个小小的堪地王国之外，海滨平原地带全部成为葡萄内直辖殖民地。殖民主义者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掠夺外，还利用天主教作文化的侵略。在它的统治区内只许人民信天主教，绝对不许信奉别的宗教，并到处毁灭佛教塔寺。因此，激起当时许多佛教徒的愤怒，便起来反抗葡萄牙人的统治。但没有成功。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惧怕佛教的反抗势力，更残酷地进行破坏佛教，大事屠杀境内的比丘和佛教信徒，拆毁所有的佛教寺庙，掠夺寺庙的财产，全部作为扩展天主教的侵略势力之用。葡人侵占锡兰一百多年，在它的管区内佛教的宗教信仰形式，便全部被消灭掉。
在1658年，荷兰人又驱逐了葡萄牙人，把全部从葡人手中夺来的领土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荷兰殖民帝国主义者的作法和葡萄牙人一样毒辣，所不同的是︰荷兰人利用基督教作为政治文化侵略的工具的手段，只有比葡萄牙人更坏；他们把教堂作为殖民统治者组成的部分，通过教堂牧师来监视人民的行动及排挤佛教和其他的宗教，连葡人传入的天主教亦在严格禁止之例。
这两个西方殖民主义者，先后占领锡兰的海滨平原近三百年，在他们的沿海占区内，佛教的宗教形式是全部被消灭掉了。只有在高原地带锡兰人的小王国内，尚能保留佛教一线生命。可是到了罗迦醒哈第一（Rajasiṅha Ⅰ）统治堪地王国时（1581～1592），由于他的性情残暴，自己放弃了佛教的信仰而转为印度教徒，尽力破坏佛教，杀害比丘，焚毁经典，连佛足山（Sripāda）上一座为全锡佛教徒朝礼而认为最神圣的佛殿，也被改作印度教的寺庙。经过这番暴风雨后，锡兰岛上一点仅存的佛教余辉也被吹灭了！在他后面的几个保存残局的国王，也都是对佛教不利的人。到了1687年，唯曼罗达摩索利耶第二（Vimala Dhar-ma Suriya Ⅱ）即位，开始意味到锡兰佛教与锡兰民族有着不可分离的共同命运。可是在国内已经找不到五位有资格传戒的比丘。他曾造了一所佛牙寺，并且遣使到缅甸阿拉干（Ara-kan）请了几位比丘来传戒。1707年他的长子即位，也曾造了一所寺院。由于统治面积缩小，加上长期从事抵抗外来的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战争与频频的内战，已耗费了无限的人力财力，水利失修，田园荒芜，经济破产，人民的生活陷于极端贫困之中。在佛教方面是︰塔寺尽成丘墟，比丘绝迹，无经典可诵。这是锡兰佛教史上最凄凉的时期！
（六）佛教的复兴
到十八世纪，锡兰的佛教的宗教形式已等于灭亡，连一位正式的比丘也没有，仅遗下少数没有受戒，以占卜星相等为业、赡养妻室的非正式沙门。然而由于有二千年的佛教传统信仰，大部分僧伽罗族的人民还是认为自己为佛教徒，把锡兰民族自主与佛教复兴不自觉地连结在一起。
1739年，在山区里的康堤国王师利毗阇耶罗迦醒哈（Sri Vijaya Rajasinha）即位后，为满足境内人民的需要，于1741与1747年先后二次，派使暹罗及缅甸的北古（Pegu）和阿拉干，试探外国僧伽来锡兰传授比丘戒法。可惜他在位只八年，虽经一番热心努力，未得遂愿而终。揭谛师利罗迦醒哈（Kiti Siri Ra-jasinha）即位（1747～1780），继续为恢复佛教努力。1750年再次遣使暹罗，请求派比丘来锡兰传戒；这次获得暹罗国王同情，派遣了以优波离（Upāli）长老比丘为首的十人佛教使节团，还抄写了经典，于1753年到达锡兰。从此重建僧团，重修塔寺，佛教文化又渐渐地在山区里重兴起来，然而尚不能下山到殖民统治者所侵占的海滨地带去。国王热心护法，拿出很大一部分财产作为进一步展开佛教工作的经济基础。他把他所施的财产分成三分︰一分供给僧伽领袖专作培养弘法人材及安定僧伽清修的生活；一分为专供修建塔寺及扩展佛教文化工作；另一分则分施与各寺院作为弘扬佛教事业的永久基金。
促使这次佛教得以重兴，是和一位得到国王信任的萨拉能格拉（Saranaṅkara）长老分不开的；怂恿国王遣使去暹罗的就是他。当暹僧来锡时，他和其他数百人首先受比丘戒，数年之后，锡兰便有比丘三千余人。国王指定萨拉能格拉为僧王（Saṃgharaja），管理僧伽事宜，成为锡兰佛教暹罗派的始祖。他全力为佛教事业工作，也写了不少佛教的书。他的弟子帝菩多梵悉达多佛陀罗揭多（Tibbotuvavesiddh artha Buddharakshita）写了《大史》续编第二部（即《小史》第二部）。
1796年，锡兰又换来了另一个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英国。先是整个荷兰人在锡兰的殖民地都落到英国人的手里，继之在1815年又吞并了康堤王国的领土，于是数千年独立的锡兰便全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英人起初也曾公开反对佛教，惹起了许多佛教信徒和比丘的反抗，狡猾的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更容易统治殖民地的人民，便改变了政策，在1815年与康堤的领袖们签订了一个同意保护佛教的所谓“康堤条约”。佛教虽然能在帝国主义者伪装的“宽大政策”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内，是不能和那些有帝国主义者为背景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占有平等地位的。由于锡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不断的斗争，终于1948年二月四日摆脱了殖民地的枷锁，国家恢复了独立自主，佛教才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发展。
（七）目前的佛教徒、寺院与宗派
锡兰佛教的复兴与发展，是和锡兰人民经过二百多年结合民族独立运动相始终的。目前全岛一千万的人口中，约有六百多万是佛教徒。二万多名佛教比丘，拥有五千多座佛教寺庙，有三百个大小不等的修学佛教经典的佛学院。他们僧俗间有着密切联系，寺庙是分布在城市与乡村间，构成为佛教徒的宗教活动的中心，定期举行讲经法会，寺庙里办有星期学校，为男女青年信徒灌输佛教的正信思想。佛学院的历史还不算长，第一座佛学院是创建于1839年。锡兰独立后不久，锡兰政府决定把原有的两座最大的佛学院改为佛教大学，即智严大学（Vidyalyankara university）与智增大学（Vidyodaya university），有意识地要培养出专门住持佛教的比丘知识分子。
在僧侣中分成三大派︰（1）暹罗派（Siam-Nikāya），是1753年由暹罗传入，创始者为萨拉能格拉。（2）阿曼罗波罗派（Amarapura-Nikāya），是1802年由缅甸传入，创始者为摩诃格罗瓦匿纳唯曼罗帝须（Mahākarawenānawimalatissa）。（3）蓝曼匿派（Rāma ña-Nikāya），是1865年由缅甸传入，创始者名阿般格诃梵多印陀沙婆（Ambagahawatta Indasabha）。
在这三大派之下，现在又分成十多个小派，如下表︰
┌{1}阿斯羯利（Asgiri）
（１）暹罗派─┤{2}曼尔瓦多（Malwatta）
│{3}哥德（Kote）
└{4}频多罗（Bentara）
┌{1}乌梵（Uva）
│{2}那梵罗庵利耶（Nuwaraeliya）
（２）阿曼罗波罗派─┤{3}般婆罗比帝耶（Bambalapitiya）
│{4}婆格诃比帝耶（Bogahapitiya）
└{5}格罗多罗（Kalutara）
┌{1}阿古勒沙（Akuressa）
（３）蓝曼匿派───┤{2}庵尔羯利瓦（Elgiriva）
└{3}哥伦坡（Colombo）
在三大派中，暹罗派最大，约有一万三千比丘；阿曼罗波罗派约有五千比丘；蓝曼匿派约有二千多比丘。每派各有自己的戒堂，本派不能到别派去受戒。他们的根本教理并无差别，都是南传上座部，只是在生活习惯及社会等级观念等上有些不同。（叶均）
◎附一︰早岛镜正、伊东照司〈锡兰佛教史略〉（摘录自《世界佛学名著译丛》{57}）
［常夏之国，常绿之岛］斯里兰卡（Sri-Lanka），即锡兰岛，过去在英国统治之下，称为锡兰（Ceylon）；西元1948年独立之后，遂取名为斯里兰卡。她位于印度最南端，年均温摄氏二十六点六度，为常夏之国、常绿之岛。从印度的拉美休圭拉搭船，只要二小时便可抵达此岛的塔莱曼那。自古以来，斯里兰卡无论在自然风土或历史方面，都与印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里除了八百九十万辛哈里族土著，还有从南印度迁来的二百九十二万塔米尔族，以及来自阿拉伯的八十九万摩尔人。他们主要信奉佛教、印度教和回教，过着宗教、风俗、语言各不相同的生活（其中，辛哈里族、塔米尔族大约有九十万基督教徒）。尤其是土著的辛哈里族及来自印度的塔米尔族，不仅生活习惯不同，由于长久以来的纷争，至今仍呈敌对关系。若要研究斯里兰卡，两族的对立是不可忽视的。
此小岛位于北纬六度至十度之间，呈南北走向。六月上旬至九月吹西南季风；十二月开始的东北季风，则为锡兰岛带来充沛的雨量。也由于此岛中央是山岳地带，全岛的气温普遍偏低。虽然不降雪，但也有低达零度以下的高地，例如努瓦拉耶利亚即是世界知名的避暑胜地。岛上北部、东部是人口密度极低的丛林地带，属干燥区；另外，从中央高地到西海岸、南海岸以及中央的山岳地带则属湿润区。
［以佛教立国］ 红茶、橡胶及椰子是支持斯里兰卡经济的三大输出品，这些作物的栽培始自英国统治时代（1796～1948）。在“柯里布鲁克”改革（以英国检阅使柯里布鲁克的报告为依据而完成的近代体制改革）之前，斯里兰卡的村落散落在适种水稻的山谷之间；堪称为城市的只有可伦坡、加尔及塔米尔族的中心地查夫纳。部落人民分为村长、比丘（修行者）及手工业者三种阶级。而为欧洲人统治的西南沿岸，仅种些农作物而已。
英人因栽种咖啡失败，才极力栽培红茶、橡胶、椰子。其后又成立交通机构、整顿道路，于是各城市急速繁荣。随着城市的繁荣，西南沿岸辛哈里族的经济水准普遍提高，中产阶级也遍布全国。
西元1948年二月四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斯里兰卡宣告独立。为了革除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人统治时代的恶习，同时也为了驱逐塔米尔族势力的侵入，斯里兰卡兴起以辛哈里族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义，此种国家主义在文化方面与佛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这之前，复兴佛教运动也已陆续展开。西元1880年五月，美国奥尔科特上校抵达加尔，即致力于此项工作。当时有瞿那难陀、达磨波罗（后来在印度各地创设大菩提会）及斯曼干拉等佛教徒追随；其后，又有哈里斯千都拉、西里西那等辛哈里族人承续其业，以复兴佛教作为恢复传统的手段。此外，为了改善国民的生活，又以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方针，这些都是斯里兰卡力图振兴的基本政策。
［佛牙祭典和卫塞节］ 斯里兰卡自西元1956年五月起，较其他南方佛教诸国先举行佛陀入灭二千五百年的祭典活动。而每年的盛大活动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牙祭典和卫塞节。
位于古都坎底的佛牙寺（达拉达‧马利加圭寺），是供奉佛陀犬齿的寺院，每年八月月圆之日为始的一个星期内，在此盛大地举行传统的佛牙祭典。仪式中出动了一百头象，还有男子舞蹈、古典乐队等游行行列。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为数至多。佛牙被放在小型的佛塔中，再安置于装饰华丽的大象背上绕街游行，当地人称之为“佩拉黑拉”祭典。首都可伦坡近郊的凯拉尼亚寺，于每年一月也举行佩拉黑拉祭典，不过规模较佛牙寺略逊一筹。
斯里兰卡和其他南方的佛教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一些赞扬乔达摩‧佛陀的祭典，于每年五月二十日左右的月圆之日所举行的即是其中之一。取材自佛陀本生经及生涯传记的古典剧，是卫塞节中的压轴好戏；演员都是学过戏剧的城市青年。同时，街上还陈列著有关佛陀生涯的巨画，一般民家也搭起免费饮食接待所，以供应旅客糕点、红茶、果汁等。晚上，则有各种彩饰的花车游行街道，这是孩童们最感兴奋的事。
［牛的柔和目光］ 牛与水牛之多，是斯里兰卡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众所周知，印度和斯里兰卡将牛视为印度教众神的使者，而加以神圣化。在此地，水牛专司耕作，而黄牛的主要用途则在搬运货物。
晚上在黑暗的马路上行车，常会碰到大小成列的牛群趴在路中央，即使用强烈的方向灯照射，或猛按喇叭，它们依然故我，一动也不动。由于这里的法令规定不许伤害它们，驾驶者往往无计可施，只得耐心地等待它们自动离开。
令人不解的是，此地的牛都拥有一对黑而大、澄澈而晶莹的眼睛，且流露出如同乍见情人般的柔和、无邪的眼神。这使得那些根深蒂固地认为牛角具有杀伤力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但若想要知道它们为何拥有如佛般的眼睛，且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斯里兰卡的历史。
斯里兰卡的历史与佛教史是一体的，历代帝王笃信佛教，实行不杀生的戒律。几千年来，这种不杀生的戒律已深入民心，成为习俗。牛和人类和平共处，互不伤害；因此不仅人类，连牛也感受了佛的慈悲，而柔和的眼神正是慈悲之心的流露。
［摩哂陀王子传布佛教］ 在东南亚佛教国家中，除了越南笃信大乘佛教（近年小乘佛教的比丘也逐渐增多）外，其他国家都信仰小乘佛教，这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南方佛教”或“上座部佛教”。斯里兰卡、缅甸、泰国、高棉、寮国、印度等，均成为小乘佛教的中心，但惟有斯里兰卡是这个广大佛教圈中，最能固守小乘佛教传统的黄衣佛教国。
在锡兰史诗《岛史》及《大史》里记载着︰印度拉拉国（印度西北的克加拉特）的王子必阇耶莅临此岛，为兰卡岛的佛教历史写下了第一页。佛陀入灭之日（据史书的记载为西元前544年，有些人则认为是西元前383年），他从印度被放逐到兰卡岛，并娶了南印度潘多王的女儿为妻而登上王位；下一任的国王则娶北印度释迦族的公主，其后公主的兄弟也移至此岛定居。所以，属于佛陀的释迦族和辛哈里诸王具有同一血统，这是锡兰国民最足以夸示世人的地方。
辛哈里族相信佛陀在世时曾三次造访兰卡岛，而第三次到达的地点，就是现在的佛足山，他们所采的证据是，佛足山山顶遗留有佛的足迹，因此，此地香火鼎盛，信徒不绝。
至于佛教的正式传入，则始于印度阿育王时，名僧摩哂陀以国王使节的身分莅临锡兰岛。
狄瓦难毗亚提沙王（在位期间西元前250～210年）在米辛塔里山猎鹿时，遇到摩哂陀，并接受劝告皈依佛教。当时的摩哂陀只有三十二岁，他到八十岁去世为止，一直住在米辛塔里山的石窟中，从事传道工作，为斯里兰卡的佛教奠下基础。稍后，其妹僧伽蜜多比丘尼，也带着佛陀悟道之地的圣菩提树枝抵达此岛，并创立比丘尼教团。
到达王都阿努拉布拉的第二天，摩哂陀收到许多捐献。利用这些献金，国王就在此地建造提沙拉玛精舍，也就是后来“大寺”的前身。此外，国王又在米辛塔里山建造六十八座供坐禅修行用的石窟寺院，并从印度取得佛陀的右锁骨及佛钵，而将前者供奉在托帕拉玛佛塔，后者供奉于王宫中。同时，国王也将僧伽蜜多比丘尼带来的菩提树枝分种于各地，并建立伊沙拉沙马那卡等寺院。
随着以摩哂陀为中心的佛教团体之扩大，斯里兰卡的美术、建筑、社会生活及思想都有大幅度的革新，与印度的关系也较以往更为密切。
［大寺和无畏山寺］ 都达加曼尼（在位期间西元前101～77年）建造了鲁般瓦利沙亚大塔和九层高的洛哈帕沙达大塔。在奉献典礼之日，各国均派使节前来参加。每年五月例行的卫塞节，也创始于都达加曼尼王时代。
佛教传入锡兰后的二百年间，正值其多事之秋。外有南印度塔米尔族不断入侵，内又有王位争夺等纷争，加上西元前一世纪大饥荒的袭击，此时的锡兰，可谓国势衰颓、土地荒芜、民不聊生。
目睹此景，各宗教团体的领导者便群集于玛他列的阿尔‧威哈拉寺院，进行佛教圣典的抄写工作。过去的佛典均以口相传，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加上辛哈里语的注释，将三藏的全部内容书写于贝叶上。
巴达加马尼‧阿巴亚王（在位期间西元前43～17年）建造了“无畏山寺”。此后二百年间，大寺与无畏山寺形成对峙的局势。大寺是斯里兰卡小乘佛教的中心，始终扮演着维护传统的角色；而无畏山寺则采取与印度各佛教教派交流的进步态度，并且接纳大乘佛教。故无畏山寺曾一度拥有五千位僧侣，并有各国的留学生聚集于此，其繁盛情况凌驾于大寺之上。
［大寺经典的确立］ 由于马哈西那国王（在位期间334～362年）在大寺境内建造“祇陀林寺”，使得斯里兰卡的佛教成为大寺、无畏山寺和祇陀林寺三寺鼎立的局面。
西里梅加宛那国王时（在位期间362～409年），从印度取得佛牙，并将其供奉于王宫内，后来佛牙成为王权的象征，现则供奉在坎底的佛牙寺内。
法显曾于西元410至412年间造访兰卡岛；而把印度密宗传到中国的南印度两位僧侣（金刚智、不空），也于八世纪前半叶抵达兰卡岛，他们都以无畏山寺为歇息之处。
大寺为维持小乘佛教的权威与传统，所以和无畏山寺对立，有时甚至与国王起冲突。
十二世纪，由于帕拉库拉马巴忽一世（在位期间1153～1186年）致力于佛教团体的净化工作，二派的争斗才告停止。其后，大寺成为小乘佛教的根据地，并领导斯里兰卡的佛教以至于今；无畏山寺则只剩废墟一片，祇陀林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大寺的经典完成于五世纪前叶，这主要归功于来自印度的名僧觉音（又译为“佛音”）。他秉持大寺的传统，致力于经典的注释工作。尤其与论藏有关的著作──《清净道论》，更是自成一格，成为研究巴利佛教最重要的资料。和他同时代的大学者，如达摩波罗等，也都群集于大寺；缅甸、泰国甚至把大寺的经典引回国内。
［波仑纳瓦的盛衰］ 西那一世（在位期间831～851年）将王都从拥有千年历史的阿努拉布拉，迁移到东南方八十公里外的波仑纳瓦，其后四百年间，一直定都于此。波仑纳瓦的荣枯盛衰，可从巨大的王都遗迹和荒废的佛教遗迹中窥见一斑。
威加耶巴忽一世时（在位期间1059～1113年），锡兰因塔米尔族的入侵，而导致国土荒废、寺院萧条。国王见此惨状，遂自缅甸延聘高僧，整顿佛教团体，重振佛教声威。贡献颇多。此外，帕拉库拉马巴忽一世也被誉为中兴英主。他不但整顿国家政治体制，并建造堡垒、开凿千座灌溉湖，又修建佛塔、寺院，振兴佛学。除此之外，他还用兵缅甸，迫使缅甸纳贡称臣；又征服对岸的注辇王国，以塔米尔族的俘虏为劳役，修建大塔，不论文治武功，均达于极盛。
布圭涅卡巴忽一世（1272～1284）在位的前十年定都于亚巴忽圭，后因逃避塔米尔族的入侵，曾先后迁至库鲁涅加拉及甘波拉。西元1415年，又迁至古底，成立古底王朝；至西元1480年，再迁到坎底，坎底王朝的历史随之展开。而斯里兰卡的北方，自十三世纪以来，始终为塔米尔族的查夫纳王朝所统治。
［欧洲人的统治及佛教的衰微］ 西元1505年，葡萄牙人登陆锡兰岛，为锡兰带来巨大的冲击。长久接受南印度文化薰陶的锡兰，从此沦入欧洲统治，并吸收其文化。此段由葡萄牙（1505～1658）、荷兰（1658～1796）及英国（1796～1948）的统治时期长达四五０年之久。
葡萄牙人统治时代，为了独占肉桂等香料的贸易，遂以枪炮等武器压迫锡兰。印度教徒及佛教徒均被视为异教徒而惨遭杀害。为此缘故，威玛拉旦‧马索利亚一世（在位期间1592～1604）特别自拉坎加（缅甸西的阿拉干地区）延请高僧前来振兴小乘佛教。
荷兰统治时代，基督教徒积极地在岛上传教，佛教更加衰微。当时的威玛拉旦‧马索利亚二世（在位期间1687～1707年）又从缅甸邀请三十三位高僧前来锡兰。西利威加耶‧拉加西哈王（在位期间1739～1749年）也自缅甸、泰国引入佛教。
其后，基提西利‧拉加西哈（在位期间1747～1782年）为替佛教振衰起颓，遂派遣使节至泰国。泰国国王旦米卡也送十位高僧及已于锡兰失传的圣典、黄金佛像给锡兰王。接着，又有许多泰国高僧前来锡兰振兴佛教教团，自此，小乘佛教才得以延续。
西利威卡玛‧拉加西哈（在位期间1798～1815年）是辛哈里族的最后一代国王，英人废止了王室的延续，将锡兰完全纳入其统治之下。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下，锡兰逐步迈向现代化；英语教育的普及，更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准；也由于小乘佛教的再兴，无论在信仰上或学识研究上，都成为各国瞩目的目标。
［比丘与居士］ 时至今日，斯里兰卡的佛教团体仍然继承佛陀时代的传统，即居士对比丘须表明对佛教绝对皈依，以示崇敬；反之，比丘也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致力于正法的维护。但无论是比丘或一般居士，都须遵守佛陀的五戒，过着禅修生活。因为只有浸淫其中，才能拥有自觉与自信。
在斯里兰卡，多半只有上流阶级才能为死者举行佛事。他们建造了一个叫做“曼达帕”的八角形小佛堂，并用椰子嫩叶剪成不同花样作为装饰，同时，还加上蓝色、红色的灯泡，极其光彩夺目。在“曼达帕”中央，坐着十五位左右身穿黄衣的僧侣，以抑扬顿挫的声调不断地诵经。
这时所朗读的经典多半为一般信徒所熟知的，如“巴利特”等一系列护咒经典。从下午开始，直至翌日上午诵经才告结束。佛事完成之后，丧家必须供给僧侣饮食，同时，还要送他们一块白布，跟葬礼时所布施的白布相同。
僧侣们平日也常接受住家招待午餐（与泰国、缅甸不同，他们不需托 钵），叫做“檀那”（布施）。通常需在正午之前完成餐事，过了正午，就犯了“非时食”的戒律。僧侣一天只吃两顿饭，用过餐后，就得撑到次日早上，因此，午餐是最重要的一餐。
奉献“檀那”的施主及其家族，均需穿上白色衣服，虽然施主身分很高，但为了表示亲自服侍佛陀，必须善待佛陀的化身──僧侣，诚敬地献上果汁及咖哩饭，并不时对着他们欠身鞠躬。
［乔达摩‧佛陀的信仰］ 小乘佛教的教徒，以严守佛陀戒律，承继佛陀精神为努力目标。虽然佛陀出生于印度，但要研究小乘佛教，需先熟悉锡兰及东南亚各国的地理环境。因为在这些国家的自然风土、文化及思想的长期薰陶下，小乘佛教才有今日的成就与光辉。
喜马拉雅山北方的诸佛教国，信仰的是大乘佛教。他们较为宽容，崇信多佛，不似东南亚诸国，仅以乔达摩‧佛陀为惟一奉祀对象，过着严守佛陀戒律的生活。南北佛教圈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受到自然风土及精神、文化的影响。
巡礼锡兰岛上每个寺院时，可以发现寺院内必定有佛塔、菩提树及供奉涅槃像的正堂，三者成为寺院的构成要素。其中，涅槃像就是佛陀在“拘尸那城”入灭时的姿态；两眼微闭，柔美有神，面容和蔼可亲。小乘佛像糅和了锡兰的风俗民情，予人清新明朗的印象；相较之下，北方的佛像虽然另有风格，却较为晦暗。
至于佛塔里面，奉祀着佛陀的遗骨和遗物。阿努拉布拉的鲁般瓦利沙亚大塔是全国最宏伟的大塔，高约九十公尺，白色的塔身象征斯里兰卡佛教的荣光。
另外，供奉菩提树枝，是为纪念释迦牟尼于佛陀伽耶树下悟道一事，由僧伽蜜多比丘尼自印度带来，阿努拉布拉的老菩提树就是当年携来的菩提树分枝。
以上所述的涅槃像、佛塔及菩提树均是追忆乔达摩‧佛陀八十年生涯所不可或缺的圣物。斯里兰卡人从小就到寺院膜拜，直接或间接地浸淫于乔达摩‧佛陀的思想及精神之中。
［永恒的真理］ 翻开斯里兰卡的历史，可发现她在阿努拉布拉时代及波仑纳瓦时代，即不断地遭受塔米尔族的侵略，佛教团体也因而时时陷入危机之中。十六世纪初，登陆此岛的葡萄牙与荷兰人，更使用种种压迫手段，使佛教命脉面临断绝的危机。面对这重重的苦难，佛教徒仍不屈不挠，坚忍地将佛陀的精神传给后世子孙，并保住了小乘佛教的命脉，这在在显示出他们信仰的虔诚。故后世之人要研究佛教遗迹及佛教信仰的各种形态，必先了解小乘佛教的内涵所在。
大乘佛教称上座部佛教为小乘佛教，含有贬低的意味。事实上，不论是斯里兰卡佛教徒对乔达摩‧佛陀信仰的热烈，或由此引发出的虔诚实践和自豪，我们都有重新认识、重新体会的必要。
佛陀曾有这样的一段法语︰“在此世上，以怨报怨之人，绝不会得到平静。惟有不存报怨之心，才能平静，这是永恒的真理。”
经历二千年的苦难历史，不管他们所受的伤害有多深，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始终将佛陀“勿以怨报怨”的教义，当作自己的生活信条，并切实遵行。
◎附二︰吕澄〈略论南方上座部佛学〉（摘录自《印度佛学源流略讲》〈附录〉）
通途所说南方佛学，乃指以前由印度传到斯里兰卡并逐渐远播东南亚各处的佛学而言。南方这一名词虽然不太恰当，但用来表示这一系统的佛学确有它特殊的性质，还是很方便的。这一系佛学原来属于上座部，在它传播的漫长岁月中，曾有过一些变化，像搀入了方广道人的理论或者密教的作法，可是作为它的中心思想的，始终不外乎上座部学说，而且后来仍旧是恢复了它的纯粹性的。
现在，就全体佛学看来，南方佛学可说比较接近于原始佛学，值得重视，但它谨守上座系统的旧规模，不免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从这样性质来理解它，可以在部派、典籍、学说、实践等方面分别举出些特点来说一说。
第一，就部派说，南方佛学可算是保有着上座系统中和法藏部相类的面目，或者就说它是法藏的南系也无不可。根据律家所传，上座部在释迦佛灭度以后百余年，教团开始破裂时分了出来的，是代表保守的一派。其后还继续有分裂，所以最初的派别称为根本上座，南方佛学就曾经被看做是这一类。当然，根本上座部其先曾流传于印度本土各处，像叙述佛学部派最著名的《异部宗轮论》便说从上座分出说一切有部的时候，本上座转名雪山部（依清辨的解释，这因依雪山居住而得名），这说明了印度北方雪山一带原来是上座部流行的重要地区。不过其后说一切有部在北方的势力发展了，上座部乃逐渐消失。因此，从无著、世亲时代（公元第五世纪）以来，即将斯里兰卡所传的佛学看成上座部的代表（像世亲的《成业论》里说到承认“有分识”的上座部，玄奘所译的一本称为赤铜牒部，这就是斯里兰卡的城市名字用来代表上座部的）。到了律天时代（公元第八世纪）更认为整个上座部都存在于斯里兰卡（律天所著《异部宗轮论部执略集》说上座部分为大寺、无畏山、祇陀林住三派，完全照斯里兰卡当时的派别而言），大概那时候散在印度各地的上座部都已式微了。
不过，南方流传的上座部学说，实际并不纯粹是正宗。从来印度的佛教史家都看它做上座部的别传，常常用“分别说”这一名目加以区别。有如玄奘所译、无性释《摄大乘论》说到上座部称阿赖耶识为有分识的一段（论卷二），结论就作如是等分别说部云云。而清辨叙述当时（公元第七世纪）大众部和正量部所传的佛学部派、另用分别说部的名目概括上座系统中除去说一切有部所余的一些派别（像化地部、饮光部等。详见清辨所著《异部分别论释》）。属于分别说范围内的南方佛学，算不得是根本上座。现在，我们从南方七部毗昙中《论事》一书的叙述刊定它学说之所宗，特别以各部派争论得最厉害的十个中心问题（依《成实论》卷二〈十品论〉所举）说，南方佛学是主张︰（1）过去未来法无体，（2）并非一切法都实有，（3）四谛可以顿得现观，（4）一定没有“中有”，（5）阿罗汉不退，（6）没有真实的“补特伽罗”（详见《论事》第一品六、七、八章，第二品九章，第八品二章，又第一品一、二章）。这些主张都和从上座部分出来的化地部相同。不过化地最重要的一种主张是佛在僧数，它的涵义说佛和二乘（声闻、缘觉）同一解脱并同一修道，而南方佛学反对此说，主张佛和二乘修道不同（参照《论事》第八品五章），这倒更接近于化地分出的法藏部。另外，我国萧齐时僧伽跋陀罗翻译了南方律论《善见律毗婆沙》，因为论中所译的戒本很像法藏部的四分戒本，所以一向误认为四分律论，这也可证明南方佛学和法藏部是有密切关系。我们说，南方佛学不妨看作法藏南系，其理由在此。
第二，明确了南方佛学的部派所属以后，我们对于南方佛典为何在文字上、内容上都和北方的显然不同，也可了解它的原因。据真谛的《部执异论疏》（吉藏、圆测诸家著述所引）说，化地部分派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它变更了佛典所用的语言。晚世西藏佛教史家也传说着佛家根本四部（上座、大众、有部、正量）用语各别，上座部用一种中间语，介于梵语和讹略的俗语之间（详见布顿《善逝教法源流》英译本《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lndiaand Tibet by Buston》，Part Ⅱ），这当然指化地部等上座派别而说。至于从化地再分出法藏部，依照《大集经》卷二十二说，他们受持十二部经，书写读诵，颠倒解义，颠倒宣说，以倒解说覆隐法藏，故名达磨（法）毯多（藏）。由此法藏部的经典对于其他部派的特别是化地部的，非但解释不同，并且各部分的次序亦复歧异。现在我国翻译的佛典里就有大众部系统的《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又有化地部的《长阿含经》《杂阿含经》，用来作对照的资料看南方的四部（中、增、长、杂）经典，文字上（从音译的专名说）、次第上都凿然各别，这应该是和南方佛学属于法藏系统的一事有关的。就这一点，如果从南方佛典里的论藏去看，尤觉显著。南方有七部论书，它的顺序是︰《法聚》《分别》《界说》《人施设》《论事》《双对》和《发趣》。这里面除去《论事》一种，其余的都相传为佛说。但这些论书的结构很参差，里面好像没有一定的联系。从前学者间也尝将它们和北方佛学里的各种毗昙做过比较研究，大抵认为对于《舍利弗毗昙》最相类似（像日本的学者椎尾辨匡、木村泰贤都作此说）。我们知道，属于法藏部的《四分律》（卷五十四）以及律论《毗尼母经》（卷三）说到论藏来都列举有问、无问、摄、相应、处所这五分，实际即系结构《舍利弗毗昙》的五个部门，所以法藏部的毗昙当然为《舍利弗》一类，而南方佛学由于部派的关系，也必在论书方面看到这样交涉的情形了。这还可以进一层去研究。根据我国译籍里的资料（像《分别功德论》《撰集三藏传》等所说），最原始的毗昙结构出于佛说，而由大迦旃延结集，呈佛印可。依真谛法师所传，这就是“九分毗昙”（九分名目，见圆测《解深密经疏》所引，但文字有讹略处，现经考订，应该是戒、世间、因缘、界、随眠、慧、定、业和诸蕴，这些都连著「分别说”而立名，如说“分别说戒”等）。最初用毗昙方法解释“九分毗昙”的至少有两大派︰随文分析的是目犍连系统，现在北方所传《施设足论》还保存它一部分的雏形；另外以义为类的是舍利弗系统，现存《舍利弗毗昙》也可看成它的缩影；但这些原本都不存在了。我们以为，南方论书大体即由《舍利弗毗昙》的各分发展变化而成，这像《法聚论》《人施设论》出于无问部分，《分别论》出于有问部分，《界说论》出于摄和相应部分，《发趣论》出于处所部分，它们中间的脉络都比较容易弄得清楚。因此，我们可以说，从论藏方面去看南方佛学和法藏部的关系，它们有密切的联系是极其显著的。
第三，就由于部派的限定，南方佛学在基本理论上突出了两个特点︰（1）心性本净说，（2）佛道不共说。心性本净的典据是南方《增一部》经文。《增一部》〈一法品〉的第六节有对举体裁的两段，大意说︰“心性本净，为客尘染，凡夫未闻故，不如实知，亦无修心。”“心性本净，离客尘垢，圣人闻故，如实知见，亦有修心。”这样的解释心性本净，在佛家各派用“分别说”方法理解佛说的都相信它，祇是对于自性净心和客尘烦恼的内在关系看法各有不同。有些部派以为客尘所染的心便夹杂着染污，在离染的时候，必须转变染污部分成为清净。又有些部派以为客尘所染不会影响到心的本质，它依旧是离染的，所以解脱之时祇是使染污不再生起而已。南方佛学同于后一说法，主张从离染得解脱（见《论事》第三品三章）。他们根据这一看法解释一切，乃至最重要的“灭谛”概念，也以为是后有爱的消灭，使后有不生（见《分别论》第四〈谛分别品〉，梁译《解脱道论》卷十一〈五方便品〉释四谛段也用此说）。其次，佛道不共说和法藏部的主张相关。法藏部执，佛和声闻乘等同一解脱而不同一修道。声闻系等的共同修道是什么呢？依《长部》《中部》的经文所说，这以四念住为重点，从一方面看，念住是一行道，也是一乘道，可以贯彻始终而达到究竟的［由此，化地部系统都相信“道支皆是念住所摄”（见《异部宗轮论》）］。但佛道在此以外，还有不共的施戒等十波罗蜜。南方经典《小部》（即“杂藏”）的最末一种《本行藏》就集录了有关各类波罗蜜的本行事迹，具备了后世所谓“菩萨藏”的雏形，这可以证明南方佛学是怎样地重视佛道（“杂藏”和“菩萨藏”都是法藏部独有的经典体裁，见《四分律》卷五十四、《异部宗轮论述记》卷中）。至于佛道和声闻等道所以截然两途，在发端时即已有其根据，声闻等始于厌离，佛始于悲，所以发展就各各不同了。南方《论事》第十八品三章，特别破斥北道派所主张佛无慈悲的异说（北道误解悲和贪着为类，所以有那样主张），用意即在这上面。
第四，南方佛学对于实践方法有一套组织完备的说法，它的本典大概是种瑜伽类书。其先有优波底沙上座的注解，题名《解脱道论》，这在我国梁代僧伽婆罗便已翻译了。其后觉音尊者到了锡兰，重整理那部论书，并作了解说，就是现存的名著《清净道论》。此论全用当时锡兰大寺派的正宗学说，对于不同说法驳斥无遗，像上面提到的《解脱道论》，也在他所破之列。他组织的清净道，大体依着戒定慧三学的次序，而以定学做中心。本来上座一系的学说最有精彩的部分就是定学。此学在北方发展为修行道地，最后组成了《瑜伽师地论》那样的规模；而在南方呢？也由根本瑜伽论典逐渐结构为《解脱道论》《清净道论》。从前玄奘去印度求法的时候，就很了解这一情况，他以为瑜伽学说有南北两系是应该全部通达的。这在《慈恩传》卷四里曾一再提到。开头说，是时闻海中有僧伽罗国（即锡兰），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论者。继而又对着僧伽罗的僧人说，承彼国（即锡兰）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论，今欲往彼参学。最后，经过玄奘摘引瑜伽要文大节征问那些了解僧伽罗学说的僧人，也不能超出戒贤所解的范围。这似乎在北方就可得着它的究竟了，但实际上南北瑜伽是有显著的区别的。南方定学从十通处特别是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到地色的曼荼罗，保存了上座系里化地立教的宗风（这在《大集经》卷二十二、《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六都提到）。这样从十遍处修学，一一都能达到四种禅定的阶段。并且在十遍处以外，还有十不净观、十随念、四梵住、四无色、食厌观和界差别观，合成四十种“业处”。随着学者性格不同，这些“业处”各有所适（像贪行的人适用十不净观和身至念，瞋行的人适用四梵住和四种色遍处等），并对欲界、色界定境也各有配合（像十遍处和安般念通于四禅，而除安般、身至以外的八随念、食厌观和界差别观则限于欲界的外定阶段等）。如此学法比较北方以遍处等作禅定的功德看待的（见《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三、《显扬圣教论》卷四）就更觉具体且切实了。另外，南方佛学关于瑜伽所依的心法生灭作用等解释得也很透澈。在《解脱道论》和《清净道论》里都扼要地将平常心思的起伏经过归纳为十二种作用，而概括为九类。（1）在平静的状态时称为有分心。（2）动念时生起警觉好像从睡眠醒来一般，这叫做转向心。（3）由此随着五根有五类感觉作用，这都称为见心。（4）有了见便对境界感受苦乐，这名受持心。（5）由此分别善恶，名为分别心。（6）又安立了境界的相状，叫做令起心。（7）这样决定发起作用，名叫连行心。（8）假使境界强盛，便继续引起反省或者熏习的作用，这名果报心。（9）从这里仍旧恢复到平静状态，所谓有分心。在唐人的著述里（如《唯识枢要》等）通称以上所说为“九心轮”，形容它的周而复始地流转不息。即以这九类心作基础，再加以三界、三性、世出世等区分，便有八十九种差别。从这上面判明怎样由散心到定心，又怎样由染心到净心，修道方法都应该顺差别心的性类而行，所以详细的分别是有其必要的。
南方佛学具有比较完备的典据，又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义理是十分丰富的。上文祇从它的部派性质上抉择了一些特征，不过当作研究的发凡而已。
◎附三︰高观如〈中斯佛教关系〉（摘录自《中外佛教关系史略》）
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佛教关系，开始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公元四世纪间。据《梁书》卷五十四的记载，当时师子国（斯里兰卡的古称）王听到东晋孝武帝（373～396）崇奉佛教，便派遣沙门昙摩航海送来四尺二寸高的玉佛像一尊，路上行了十年，义熙二年（406）才到达晋京（今南京）。这是中斯佛教关系的首次纪录。
东晋‧义熙六年（410），中国高僧法显经印度到达斯里兰卡岛，看见有商人用中国产的白绢扇供佛。可见那时中斯两国间早已通商往来。法显在斯旅居二年，曾亲往岛上有名的无畏山、佛牙寺、支提（山）寺、摩诃毗诃罗（大寺）等处参学，并见到非常隆重的佛牙供养法会盛况和摩诃毗诃罗一位阿罗汉入灭火化的情形，还在斯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经》和杂藏等诸梵本回国。法显在他所著的《佛国记》中记录了当时斯国佛教的重要情况。
义熙八年（412）三月，师子国律师僧伽跋弥在庐山般若台东精舍同僧一二０人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见《贞元释教录》卷八）。又姚秦‧弘始中（409～413）鸠摩罗什在关中大弘佛法，时师子国有一婆罗门来到长安，和罗什门下的僧人比赛辩才（见《高僧传》卷六〈道融传〉）。据此可知东晋以来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人员往来已很频繁。
其次，据《宋书》卷九十七说，刘宋‧元嘉五年（428），师子国王刹利摩诃南（即摩诃那牟）遣四僧人、二白衣送牙台象来宋。又《宋书》卷五，有元嘉七年（430）和元嘉十二年（435）师子国都遣使来宋馈赠方物的记载。
其时印度高僧求那跋摩曾在师子国弘教，后到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又由阇婆乘外国商人竺难提的海舶抵达广州，于元嘉八年（431）到宋都建业（今南京）。在这以前舶主竺难提于元嘉六年（429）从师子国载比丘尼八人到宋都，住影福寺（以前外国尼未有来中国的，原先中国尼众从大僧受戒）。求那跋摩到宋都后，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意欲请师子国尼如大爱道之缘（大爱道八敬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重为受戒；时求那跋摩以为西国尼年腊未足，又十人不满，只好令先学宋语，另托竺难提更请外国尼来凑满十数。嗣后元嘉十年（433）舶主竺难提又载师子国尼铁萨罗等十一人来宋。这时先来的诸尼已通宋语，因请僧伽跋摩在南林寺，为中国尼众三百余人次第重受尼戒（见《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比丘尼传》卷五〈僧果传〉）。当时南京缁素并于建业城内（今南京南门外）建寺供养铁萨罗等师子国尼众，寺名铁萨罗寺（见《南朝佛寺志》卷上）。
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交往，刘宋以后还正常地继续着。《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说，萧齐‧永明六年（488），有一位外国三藏法师（不知其名）带着师子国高僧觉音所注优波离集的律藏──《善见律毗婆沙》梵本来到广州，临到登岸又返回去，将梵本付给弟子僧伽跋陀罗，僧伽跋陀罗即在广州竹林寺和沙门僧猗等共同译出这部律（即《善见律毗婆沙》），并从“众圣点记”传述了佛陀入灭的年代，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件重要的记载。
以后，梁‧大通元年（527），师子国王伽叶伽罗诃梨耶遣使致书于中国，要和梁朝廷共弘三宝（见《梁书》卷五十四）。唐‧贞观十二年（638），玄奘三藏曾到达了斯里兰卡对岸的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并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他所闻知的关于斯国的佛教情形。当时斯有伽蓝数百所，僧伽二万余人，遵行大乘和上座部法。佛教分二大部︰（1）摩诃毗诃罗住部（纯上座部），（2）阿跋耶祇厘住部（学兼二乘）。佛牙供养，特为殊胜（见《慈恩法师传》卷四、《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又七世纪中唐僧往师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大乘灯、智弘、无行、僧哲等。僧哲的弟子玄游，还随师在师子国出家，因即居住此岛。
八世纪初，金刚智从印度来中国的途中，经师子国（时为公元717年），受到师子国王室哩室罗的礼遇（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又金刚智的弟子不空三藏原是师子国人，开元六年（718）十四岁时，在阇婆国见金刚智便礼以为师，随侍东行，入唐弘法。金刚智入寂后，不空奉唐朝廷令于天宝元年（742）和弟子含光、慧辩从广州附舶还师子国，重学密教。国王安置他们在佛牙寺，不空得以重学三年。将东返时，国王又以七宝灯树花鍱、药草、沉檀、龙脑等赠与唐朝政府。天宝五年（746）回到长安，广事弘译（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五）。不空的弟子含光随师游学斯国返唐后，曾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乘灌顶道场，还译述了关于毗那夜迦的秘密仪轨两部。此外另有一位不知其名的师子国三藏，在晚唐时译出《吒跂罗天女法经》一卷。可见那时斯国的密教传持相当隆盛。
唐代斯里兰卡和中国政府间来往也颇亲密。其与佛教有关的，如《册府元龟》所载，天宝五年（746）正月，师子国王尸逻迷伽遣婆罗门僧灌顶三藏阿目伽跋折罗（即不空三藏）送来钿金宝璎珞和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细白叠四十张。又元和六年（811）北印度般若三藏在醴泉寺译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八卷，此经的梵本据说也是唐高宗时（650～689）师子国送来的。
赵宋一代，师子国沙门来到中国的，有淳化二年（991）的佛护和他的徒众五人、淳化四年（993）的觉喜、咸平三年（1000）的觅得啰、大中祥符九年（1016）的妙德等。他们先后带来了许多梵经和佛舍利、菩提树、画像等。都受到当时宋朝政府的隆重礼遇（见《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八、卷十，《佛祖统纪》卷四十四）。
在殖民主义者侵略斯里兰卡的年月里，中国和斯国佛教界的往来，几于中断，直到斯里兰卡宣布独立，中共政权成立以后，两国人民和佛教徒之间的传统友谊，才得以继续发展。1961年五月，斯佛教界派遣代表团到中国奉迎佛牙舍利，供其人民瞻拜。中国的佛牙舍利在斯巡行两月，受到斯国广大人民的虔诚瞻拜，促进了中斯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1979年八月十四日，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在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把一尊仿制的古代佛像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使中斯友谊的发展，增加了新的一页。
◎附四︰K. Dhammajoti着‧广兴、圆慈合译〈斯里兰卡的僧伽教育〉（摘录自《法音》杂志）
在斯里兰卡，古代寺院式的学府叫做“比利维纳”。在古代，沙弥和比丘与古代印度的僧侣一样，或直接从他们自己的师长及寺内博学多闻的长老处获得知识；或者到其它已成为著名学府的寺院──即古代的“比利维纳”求学。这样环境保持了完全是寺院式的，而教理知识就在培训中获得。这样的体系一直持续到现代。可以说，在这种古代的比利维纳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师长和学生之间应该有紧密的相互作用；或至少在那些较好的例子中，师生之间应会有更多的相互启发。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比丘就能较易地保持一种修行办道的意识。另一方面在戒律及传统培训的束缚下，一个在这种体系下培训出来的比丘，必然无法像一个现代比丘那样享有种种的便利──如在中学及大学任意讲授自己能胜任的科目──把佛理传播给广大的民众，同时也无法期望有必备的方法论或机会去参加涉及多种学科（如佛教哲学及心理学）的研究。最后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在传统方法下培训出来的比丘，尽管如何精通三藏，也无法在国际学术界占得一席之地。
斯里兰卡比丘和在家的现代佛教教育体系，也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876年。那时一位皈依佛教的美国人，科鲁内‧奥尔科特（ColonelOlcot），在科伦坡创立了第一所佛教学校。这是一所用英语教学的学校，最初有三十七名学生；后来在1886年演变为全岛最著名的一所佛教学校“阿难陀学院”。奥尔科特和当时一些有学问的比丘们如摩诃提瓦特‧古纳难陀（Mohotti ratle Cūnananda）和希卡都瓦‧苏门格拉（Hikkaduwa Sumangala）等一起致力于在多方面把佛教徒组织起来，他们在各地建立了佛教会和“佛教青年联合会”（这些都是仿照基督教的同类组织而建立的）。
随着对基督教压迫佛教之觉醒的提高，这些佛教领袖们逐渐在自己及其他青年比丘思想中培养了一种坚强的弘法意识︰他们决意要使佛法发扬光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组织、有系统地在佛教教义上的培训变得非常急切。因此，奥尔科特和其他长老在全岛各地开始了“星期日佛学班”。H‧苏门格拉长老则在1873年建立了第一所现代比利维纳，叫“智增学院”（知识的觉醒），两年之后又有“智严学院”（知识的庄严）成立，继此之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比利维纳相继宣告成立。随后“智增”、“智严”两学院都发展成为正规化的国立大学；分别就是现在所知的贾亚瓦德纳普拉（Jaya uar dhanapura）大学和克拉尼亚（Kelaniya）大学。根据1987年的统计数据，在政府注册的比利维纳总共有四三一所（还有一些未注册的小型的比利维纳）。在这些比利维纳中，有一０九所叫做“大比利维纳”，只提供传统性的佛教课程；有四十九所叫“比利维纳智院”，提供通向大学前的“高中文凭”考试的课程（现称普通文凭考试──高级），其余的则是小型的比利维纳，提供通向比“大比利维纳”和“比利维纳智院”所需要的较低层次的考试课程。
一般来说，比利维纳的教育标准是很高的。在那里侯罗‧沙士克特亚耶教授等。除了这些博学多闻的比丘之外，比利维纳还聘请有学问的居士来授课。一般来说，一个孩子一出家立刻就被送到比利维纳受训。他在那里要住许多年，有些住十二年或更长，直到完成他的学业为止。有些比利维纳不供给学生膳宿条件，或条件不够，学僧（有时包括在家的孩子）就须每天走读。在这样惬意的环境中，隔绝外界的干扰，又有专家的严格监督，比利维纳内的学生就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因此斯里兰卡的沙弥和比丘一般对佛教教义有较高层次的理解。有些较年长的沙弥，甚至在未毕业前就能用巴利语来写作及交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就。
在比利维纳内培训的最后几年中，许多学生参加政府举办的高中毕业文凭考试（大比利维纳的学僧要自己投考），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据估计平均每年有三百以上的沙弥和比丘被录取进国立大学深造。
可是这种比利维纳的体系并不是没有其弊端。当然比利维纳体系中环境仍然主要是寺院式的。许多比利维纳为从外面来的沙弥和比丘提供膳宿设备。就像在普通寺庙一样，学僧要集体用斋，而且也要参加早晚课诵。有些地方每天或每星期有习禅课。不过许多比利维纳也吸收居士来授课，特别是比利维纳智院，也接受在家孩子和青年为学生。虽然说他们在这种现代比利维纳里，完全不关注戒律，然其偏重于“般若”（文字般若）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还不是开悟证道的智慧，而是一般理性的知识罢了。因此，所谓“小随小戒”就常常被忽视了。确实这里也有一些弘法训练，主要是说法技巧的培养。但它给人的印象是︰从整体来看比利维纳的程序不再是像它开始的那样，注重于培养有道行的出家众或弘法师，更非宗教领袖，而是那些“智者”。大体上，这种学府是近于唯智论及重于考试的。
基于此，不仅部分青年学僧，就是部分教师也逐渐丧失了其精神价值。结果，真正在精神上那种深切的师生相互激发已所剩无几。青年比丘在修行奋斗的征途上所不可缺乏的那种真诚的启发也就鲜以见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学僧或是中途还俗，或者被他们所认为可那体系所吸引，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悲伤的是︰一些学僧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现被推向或任由他人推向左右。
当我们谈到进大学的比丘时──这种精神困境更加尖锐。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比丘和沙弥都渴望升入大学；其中有许多仅仅是为了在社会上获得“资格”（或是为了出国）。这个事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佛教的价值。一方面为了要面对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希望为传统的僧伽提供现代方法的学习和研究，斯里兰卡政府终于在1981年建立了第一所佛教大学──“佛教与巴利语大学”，它以四个主要的比利维纳为分院。在这个大学里（此大学同时对在家众开放），比丘们在寺院式的环境下可直接攻读佛学一直到博士学位。为了调整这个问题，早期也进行了尝试，那就是在阿努拉得普拉建立的“佛子佛学院”。它是一所为比丘在半寺院式的环境下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相当于大学）。不过这里所提供的教育，虽然水平较高，但仍然是传统式的。
早在“佛教与巴利语大学”建立之前，许多比丘就已经升入了普通大学。大体上，只要他们具有足够的资格，他们可以选修在普通大学提供的任何课程。有些比丘已取得了法律、数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学位。在本岛许多大学的好几个系──佛学（或“佛学与巴利语”）、佛教哲学、哲学、梵文──中都可以专攻佛学，直到博士学位为止。另外还有一所属于克拉尼亚大学的“巴利语与佛学研究院”。由于现任院长Y‧卡鲁那大萨教授的努力，此研究院在本岛“已逐渐被公认为是卓越的巴利语与佛学研究中心”。
除国立大学外，还有一些私人学会为比丘提供大学程度的学术性培训。其中两所这样的学府是“大众通信学会”和“佛教社会论坛”；两者都是以B‧维玛拉拉塔那法师为院长，并邀请大学教授、讲师和其他专家执教。
这些现代比利维纳和大学培训的结果，在斯里兰卡有很多僧众具有公认的学术资格。尽管在大学学僧中，特别是在他们获得第一学位后，还俗的比率很高；但仍然有数以百计的比丘有文学学士学位（有些也有理学士学位或商学士学位）、数十位有硕士学位，欣慰的是︰有十几位有博士学位。几乎所有这些具有学术资格的僧众依旧在教育界服务，在大学、比利维纳及中学教授佛学。有许多已还俗的博士现任国内外一些大学的高级教授。
由于对过度偏重于理性和考试的“比利维纳”系统的不满意，和对环境对大学比丘影响问题的关注，一些大长老建立了较接近于传统和修持的“比丘培训中心”。其中一个值得提及的是在马河拉村（Maharagama）的比丘培训中心，它以般若西哈大长老为导师，学僧在学习三藏外，每日还要坚持坐禅。这样的中心其着重点是︰朴素、自然和宁静。但这里也必须提出，一些所谓的“培训中心”并非名符其实，而实际上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学术机构而已。
比此更激进的是“阿兰若中心”（森林隐居处，汉译“闲静处”）。这种中心完全反对比丘在城市或村庄中居住而接受培训的思想。在有助于实践禅定和简单生活的环境下，常住的比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亲近博学多闻的长老，在他们指导下研究佛理。但在这样的场所，智育并不占主要地位。在这些“阿兰若”当中，最成功的也许是知名的“瑜伽林”的网状组织，它在全岛有一百多个分会。
接下来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些受过教育的比丘们所做的弘法贡献。如果我们把在大学和中学的佛教教育也作为弘法工作一部分的话，尽管不是直接的──也许我们在此重覆一下──大部分毕业出来的比丘以及那些已还了俗的，已经在执行着这样的任务。不仅如此，他们几乎全部在积极地从事于弘法利生的工作，并一跃而为“明智长老”，因此弘法更有效，更受赏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般的佛教徒只尊敬那些具有正规学术资格的比丘）。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说法”在斯里兰卡是极其普遍的，也许比任何我所了解的国家都要普遍。在比利维纳讲经说法是沙弥培训的一部分。由于比丘为在家居士说法的传统在斯里兰卡是非常强盛，也许甚至不需特别的培训，沙弥们就可以较轻易地通过观察其他年长比丘说法而学会说法的技巧。有时在一天中就有不只一次的机会︰当居士把斋饭送到寺庙时，或当他们外出应供时，或在葬礼仪式上，或在初一、十五，或在宗教节日，或在星期日佛学班发奖仪式上，还有电视和电台的弘法节目等等。熏习的机会很多，因此就如同从他受沙弥戒时起，此沙弥就自然地已把对居士说法为义务的种子种在他的意识中了。
在此，我们想顺便作一个评论︰有些人不加鉴别地设想，上座部比丘是自私的，说他们不关心他人的苦难，不实行布施。这是武断的或不完全公平的。许多斯里兰卡比丘真诚地相信“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他们认为，如世尊亲自开示的那样，只有法供养才能真正使人类离苦得乐。
除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讲经说法外，其它主要的弘法活动有“星期日佛学班”（几乎每座寺院都有）、专题讨论会、佛法论坛、教授坐禅和流通佛学书籍等。一些较有魄力的比丘还远涉重洋到国外弘法，在东西方建立弘法中心。但是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大部分的比丘在接受培训时，主要或完全是以僧伽罗语为媒介的。这里就突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尽管他们精通教理，但基于其语言的限制，他们不能够有效地把佛法传达到外界。本地人对外语培训的疏忽，部分是由于在近代极端的民族主义趋向所致。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大学的领导现在都在采取措施矫正这一问题。例如在部分大学，学生可以有选择地以英语为媒介来攻读佛学。“佛教与巴利语大学”还规定考生在通过英语考试的条件下，才能授与学士学位。
这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浅见︰这些在海外弘法的比丘对其它佛教宗派应有一种同情心和真诚的了解；这不管对自己，或是为了其他海外佛教徒进行真诚的对话都是有利的。可惜这一直都很难，这在传统的上座部国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欣慰的是，最近已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一些大学机构的领导的远见。例如在“佛教与巴利语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里，有一门是“部派佛教”，另一门则完全是大乘教义。“巴利语与佛学研究院”有一个“大乘教学规划”，在这个规划下，学生可自由选择攻读纯粹是大乘佛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部分向海外聘请）。（中略）
在阿兰若受训的比丘，他们本来就无意成为通俗的说法法师或弘法家，不过其中有些有时也说法，或接受邀请到阿兰若外去讲授禅法。也有一小部分从事写作，目的是向外界阐明教义；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就是住在弥特利格拉阿兰若的惹那难陀长老（《概念与真实》等书的作者）。但以这些“闲静处”的比丘来说，他们在弘法利生方面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过着一种作为“无执着”、“知足”和“觉悟”的生活。他们最大的贡献是给其它修行者一种精神启发。
在上面，当我们简单地叙述了那些受过不同形式培训的比丘所做的弘法贡献时，我们也就来到了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困境的门槛︰这里有许多没有正式（学术）资格为后盾而献身的弘法家。倘若他们在学术界多少能受承认的话，他们会更受日益西方化的大众的接受。另有一些具有这种正式资格，而且能够讲经说法的比丘，但却未必有足够的宗教信仰。还有一些确实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但已完全失去了他们宗教使命意识，有些甚至在未完成大学学业之前就还俗了。从给与被培训者精神鼓舞和修持训练的观点出发，那些较名符其实的比丘培训中心及阿兰若应该是较近于理想的。但除了一些例外，他们通常不具备与现代高级知识分子相互作用的那种学者工具。当然，在少量的西方佛教徒中，其中有一些会有健康的意识︰认为有修持比有学问更有价值。但这决不是世界上能普遍而轻易地找得到的。
斯里兰卡僧伽教育可以说在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通过现代比利维纳系统和大学的培训，斯里兰卡有大批具有正规学术资格的比丘，然而，这样的比丘教育系统也不免有其弊端。现代化的比利维纳虽有寺院式的环境，但也几乎趋向于大学那样偏重于智育和考试。更甚的是青年比丘在比利维纳内很难得到精神启发，在大学则简直没有。结果还俗率很高，特别是大学比丘。阿兰若的培训也许至少是对这种种问题的局部的解决办法。但是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培养出具有博学才华的僧伽来正视日益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的挑战。
问题──很清楚不只限于斯里兰卡──仍然存在︰怎样才能丰富比丘（和其它东方国家的比丘尼）的学识，并使他们获得在国际上可接受的学术资格；而同时又能给与他们精神上的启发，及帮助他们保持，甚至加深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能根据佛陀“智信合一”的开示在实践中达到目的。
作为对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提示，我们也许可以参考某些西方佛教徒所作的努力。比如在美国，有许多献身佛教事业的佛教徒自己建立了学术机构和大学；他们的建设目标是︰既要具足学术培训所必要的设备，又不丢失在宗教实践和信仰方面的重点。这样就很有希望把普通纯粹学术性大学的缺陷减少到最小程度。有些人也尝试着把某些寺院或半寺院的要素结合到他们的学府当中。在英国有一个运动称为“西方佛教教团”，它强调在所有阶层上都要以真诚皈依三宝为中心重点。这个运动根据佛陀“信、勤、念、定、慧”五根和谐的教导，均衡地强调智性的研习（不是说学术的）、禅定和礼拜。一方面采取细心制订学习方案、讨论会、大学课程（有些成员从事）等等手段来提高智识，另一方面在校外建立了静修所和禅习中心，以便作不同期限的静修。他们也强调艺术、诗歌及信仰，以陶冶情操，表示内心的宗教渴求。每一分社的成员都要进行定期的“教团聚会”，以期在“善知识”的精神中能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沟通。这个教团的领袖僧护长老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宗教远见，他不断加深自己的智慧和学识，以便给整个运动提供必要的启发。
参考过这些例子后，东方佛教徒自己也许能够通过选择、增减而寻得一种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的复杂关系中行得通的解决的办法。
［参考资料］ 净海《南传佛教史》；龙山章真《南方佛教の样态》；干潟龙祥《南方の佛教》；藤吉慈海《东南アヅア一セイロン》；早岛镜正《初期佛教と社会生活》；静谷正雄《小乘佛教史の研究》；前田惠学编《现代スリランカの上座佛教》；E. Teunent《An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