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龟兹（梵Kucīna，藏Ku-tsaḥi-yul）
汉代西域古国。又作丘兹、归兹、屈兹、屈支、屈茨、邱兹、拘夷、曲先、苦叉。梵名Kucīna，出自归兹国沙门礼言《梵语杂名》；《翻梵语》卷八或以之为梵语kuṭi（屈曲之义）的对音，遂译作曲躬。此国位在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一带，北倚天山，南对昆仑，西通疏勒，东接焉耆，为丝路北道之要冲。清朝以后称为库车。其都城，西汉以来称为延城（或指居延城），唐代时称为伊罗卢。据中国史料所载，其王室以白或帛为姓。古代居民为雅利安系民族。自四世纪以来，此地与西北印度佛教之中心地互有交流，遂与西域南道之于阗并为佛教文化之重镇。
佛教传来此国之年代不详，但依《出三藏记集》卷七〈首楞严后记〉及卷十三〈安玄付传〉载，曹魏‧正始（240～249）末，归兹王世子帛延参与支施仑之译场，同书卷八〈正法华记〉记载，法护译出《正法华经》时，龟兹居士帛元信担任参校。由此可推知，西历三世纪以降，此地已有佛教。
五世纪初，活跃于中国的鸠摩罗什，其母为龟兹国王之妹。相传当时龟兹国内佛教颇盛。王宫中安置佛像，与伽蓝无异。国内且有达慕蓝、致隶蓝、王新等伽蓝，罗什即住在王新伽蓝修习大乘。又，《十诵律毗尼序》三卷之译者──罽宾之毗摩罗叉，通达律藏，尝于龟兹国为四方云集而至之学徒讲授。其后，由于后凉‧吕光之征伐，此国佛教乃渐衰退。
相传南齐时代，高昌仙窟寺法惠曾至龟兹，就金华寺直月承受教法。隋代达摩笈多于东行途中，曾停留此国二年，为僧众讲《如实论》。时，该国国王亦好大乘，开悟之处颇多。
唐初，玄奘赴印度途中，尝于此国滞留六十日，且于《大唐西域记》卷一述此国之情形，文云（大正51‧870a）︰
“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
又记载此国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云云。开元十五年（727）途经此国之慧超，于《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龟兹国行小乘法，僧人吃肉及□□等，然有大云、龙兴两处汉族寺院，并谓汉僧行大乘法云云。
唐初，太宗、高宗皆在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兵镇守，但至唐末宋初，此地为回教徒征服，佛教遂告灭亡。近代，考古学者曾从当地发掘出不少古代遗物，如1890年，包尔（Bower）于库车附近得贝叶形桦皮古写本，传教师韦伯（F. Weber）亦发现纸写本断片。据赫尔恩（R. Hoernle）的研究，前者系《孔雀王经》及其他有关药法咒法占卜之梵文写本，后者为有关医药之龟兹文写本。
另由德国学者古伦威德尔（A. Grunwedel）、里克克（Le Coq），英国学者斯坦因（A. Stein），日本学者大谷光瑞等人之多次探险，曾发现通行于库车及其西方温宿、姑墨地方的龟兹语。关于此语言之名称，西方各学者看法有异，或称之为吐货罗语（Tokhāri），或称Kasgarisch，或称Shulesprache，或称吐鲁蕃语（Turfamsch），或称龟兹语（Kuchean），又为与于阗语区别而称之为sprach Ⅰ。又，彼等所发现以龟兹语书写之佛典，有《法句经》《大般涅槃经》《悲华经》《佛德赞叹偈》《十诵比丘戒本》，以及《十二因缘论》《波罗提提舍尼》《念处》等书之断片。
汉译佛典中，可能有译自龟兹文者，如依《添品妙法莲华经》序所说，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之原本似为龟兹文。此外，汉译佛典之音译中，若干词汇之音译语，也可能是龟兹语的翻译，如“外道”一语，梵语为mithyādṛṣṭi，是“谬见”之义，而龟兹语则为parnaññe，是“外”之义；“灭”之梵语为śama、śānti，系“和”之义，而龟兹语则为kes，系“息”之义。凡此诸语皆可能译自龟兹语。
此外，由克伦威德尔所调查的洞窟中，有以西藏语所记之壁文。依壁文所载，可知洞窟内壁画之由来，以及西元八世纪时此地除佛教外，亦流行摩尼教等。龟兹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即龟兹千佛洞），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窟寺，也是硕果仅存的小乘石窟。其他，在美术、建筑等方面所发现者亦复不少。
◎附一︰金维诺〈龟兹的佛教石窟〉（摘录自《中国美术史论集》）
龟兹立国很早，班固在《汉书》里就开始记载了它的疆域、人口、官制、兵备以及特产︰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郤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郤胡君三人，驿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龟兹的领域在现在的库车、拜城一带地方。它的势力范围，在不同时代有所变迁。汉以后，附近的姑墨、温宿、尉头等国都臣属于龟兹。
龟兹在汉代就开始与内地有了密切的联系。在宣帝时，这种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康元年（公元前65），龟兹王绛宾夫妇到京城长安，宣帝赐给印绶，并“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罗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绛宾回龟兹以后，宫室制度都仿效汉室。他的儿子丞德在成、哀帝时往来也甚为亲密。
神爵二年（公元前60）以安远侯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治所设在龟兹的乌垒城。永元三年（91）班超为都护时，也居留在龟兹，并立龟兹侍子白霸为王。以后龟兹曾遭受莎车、匈奴先后的兼并。到魏、晋时期与内地往来又逐渐频繁。如魏文帝时、晋‧太康中、梁‧普通二年（521）、周‧保定元年（561）都不断有遣使往来的记载。与内地的密切关系，使龟兹文化上的一些成就，如音乐、佛学等方面的成就，迅速传入内地，而龟兹文化也深深受到内地的影响。
关于龟兹的状况，史书陆续有些记载。综合所述，可以知道︰龟兹有严格的法律，“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臂，并削一足。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风俗、物产与焉耆大体相同。男的都剪发以为装饰，国王则“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婚姻与中原略同，死亡者，皆焚而后葬，七日满服。气候较焉耆为暖。出产细毯、铜、铁、铅、□皮、氍毹、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等。农作物“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牛、羊。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蒲桃酒，兼爱音乐。”
龟兹崇信祅教和佛教，特别是佛教盛行。和焉耆一样，每年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全国都依佛教斋戒行道。佛教在贵族间也具有很大势力，且不断有身为王族的沙门、居士外出传道。从汉译佛教经典来看，三世纪以后，不断有来自龟兹，或与龟兹有密切关系的沙门从事译述佛教经典。如甘露三年（258）在洛阳白马寺译经的沙门白延，太康七年（286）校经的帛元信，永嘉中（307～313）在建初寺译经的帛尸梨蜜多罗。而东晋‧建元二年（344）生于龟兹的名僧鸠摩罗什，从弘始四年（402）至十五年，在内地十二年间，所译经律论有三百多卷。
佛教在当时的盛行，从《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所收〈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记〉，可以窥见概略情况︰
“拘夷国（即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中略）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舍学者也。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中略）此三寺尼，是为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
这些寺院规模都很大，僧尼人数达到几十人，以至一八０人。除了以上所记寺院，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僧纯与昙充受佛图舌弥《比丘尼戒本》及戒法是在云慕蓝。《释氏西域记》所记︰“龟兹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当是北山致隶蓝，“雀离”、“致隶”盖为同名异译。据《梁高僧传》卷二〈罗什传〉称当时龟兹有僧一万人。罗什在王新寺说法，诸王咸跪其侧，恭听纶音，王宫雕镂有佛形像，以及葱岭以东王侯妇女远道来此出家为尼等情况，都足以说明当时贵族崇信佛法和龟兹是佛教中心地的事实。
唐初，玄奘过龟兹国时，其地佛教仍然盛行︰“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玄奘还记载︰
“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八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这里所谈到的照怙厘寺，也就是鸠摩罗什时期的致隶蓝（雀离寺），寺在荒城北四十余里，所谓“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实际是指被间隔在山泉两侧的寺院，同名“照怙厘（雀离）”。这就为我们探索北山这一寺院遗址提供了明确方位。
另外玄奘还记述了城内的情况︰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至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二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硕，四事供养，久而弥敬。”
这说明行像之俗不仅在于阗流行，龟兹每年秋分也行像十余日。国王士庶莫不皈依佛教。到八世纪初期，慧超道经龟兹，其国佛事尚未衰落，“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等也。汉僧行大乘法”。
龟兹佛教的兴盛，直接促使佛教艺术也有很大发展。今天这些曾经容纳上万僧徒的寺院已大部分不存在，但是仅从残留的一部分石窟，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那时佛教艺术兴盛的面貌。
这残留下的佛教石窟有︰克孜尔千佛洞、森木赛姆千佛洞、库木吐喇千佛洞、克孜尔朵哈千佛洞、玛扎伯赫千佛洞等。这些千佛洞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盗窃，留存下来的壁画极残破。在这里，我们仅以具有代表性的克孜尔石窟，来谈谈龟兹的佛教艺术。（下略）
◎附二︰刘锡淦、陈良伟着〈龟兹境内的著名佛教遗址〉（摘录自《龟兹古国史》第五章第四节）
汉唐间，龟兹古国是个主崇佛教，兼信祅教，以佛教为国教的城邦国。信仰佛教自然要供养佛教僧侣；给佛教僧侣提供息止、功课、修行、布道的地方被称之为寺院或伽蓝。由于文献中记载的寺院和考古中所见的佛寺尚不能统一起来，故我们先谈文献记载的龟兹古国佛教寺院概况。
［雀离大寺］ 又名昭怙厘大寺、雀离大清净寺。龟兹古国历史上的一座名寺。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该寺位于龟兹故荒城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在接近山的高坡之上，傍着一条古河。由于该寺傍河而立，河东、河西各有一片寺院，故历史上又称其为二寺，即东雀离大寺、西雀离大寺。这所寺院里有许多佛陀雕像，装饰庄严，泥塑技术高超，东昭怙厘大寺中还有一块玉石，供奉在佛大堂内，其上有释迦牟尼足印，长一尺八寸，宽约六寸。据近人研究，该大寺遗址在今库车县北苏巴什地方铜厂河两岸。据《高僧传》介绍，东晋时代的名僧鸠摩罗什之母在未出家之前常常至此听讲佛法。
［阿奢理贰伽蓝］ 阿奢理，应为古龟兹语的音译，原为梵语，意为“奇特”。直译过来，阿奢理贰伽蓝就是“奇特寺”。相传，阿奢理贰伽蓝的建立与一段王室奇特经历有关。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在很久以前，一个在位的龟兹国王很崇信佛教。他很想在其生前去印度诸地瞻仰圣迹。一天，他把自己的弟弟叫到跟前，命其监国，暂摄国政，言自己将远行。当国王准备启驾西行时，其摄政之弟赶来送行，送他一个密封的金函，嘱其兄务必妥为保管。国王感到很奇怪，问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用金函盛之，且密封？”其弟答曰︰“是什么东西您就别问了，只是请您随身带着，妥为收藏，待回驾之日始可开启。”国王答应了。国王西行许久始返回。升殿视事之日，有人构祸曰︰“国王西行，令弟监国，弟不专心事国，淫乱后宫。”国王大怒，欲执其弟处以严刑。其弟曰︰“我不愿推卸责任，但刑前乞大王开启昔日临行时所赠金函。”国王令护军取出金函，开启一看，函内装了一截男性生殖器。国王指之问曰︰“这是什么东西？你让我看是什么意思？”其弟从容答曰︰“昔日王兄欲远游，令我监国，我惧有人阴险构祸，于是自断生殖器以明心志，生殖器在王兄远行前已断，何能淫乱后宫，请王兄明鉴。”龟兹王既惧且惭，释其罪，益显亲近，命其出入后庭，沿途不得阻挠。一日，王弟行走在路，见一人赶着五百公牛行走，问其去向，始知前往阉割。王弟想到自己残缺，形若废人，很同情五百头公牛的命运，便以自家财富赎五百公牛身。由于有了此种功德，得到佛陀赞许，以大慈悲力使其渐具男形。王弟因自己重新恢复健康，不再往去后宫。龟兹王很奇怪。问其缘由。其弟俱以实情告之。龟兹王深感惊奇。为表彰其弟忠心事国、弘扬佛陀神迹，龟兹王下令拨国库之款修建新寺，特命名为“奇特寺”。公元七世纪初，玄奘西行路经龟兹，曾往此寺。据其介绍，该寺修建在龟兹王城西门外西北方向某地，越一小河便至其寺。龟兹古国许多耆艾宿老、硕学高才、远方俊杰都挂锡于此。另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龟兹大德高僧木叉□多就住在这里。
［金华寺］ 据《名僧传》〈齐高昌仙窟寺法惠传〉载，龟兹有金华寺。高昌僧人法惠，俗姓李，本为高昌古国富豪家子。少时好射猎，喜饮酒，爱弦歌，娶妻极美，举国无双。本国富豪子弟美其容貌，争邀其宠。其妻不耐闺房清冷，屡与私通。李氏公子苦恼不已。一日外出，李公子被一帮富豪子所打，避难龟兹。自思其妻不忠，往往富豪欺凌，于是出家。由于苦修禅律甚有成效，声名渐显著，取僧名法惠，受聘返高昌，挂锡仙窟寺，任高昌国女尼依止师。一天，高昌都郎中寺冯姓女尼告诉他说，龟兹国中有一金华寺，寺中有一直月和尚，能使所学者短期内成正果。法惠往访之，果得大悟，是知龟兹国有金华寺。
［初一寺］ 初一寺在何处已不可考。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龟兹国有初一寺。玄奘从焉耆往龟兹，龟兹王率大臣、百姓、僧侣出城迎接，至，入初一寺受华。
［法丰寺］ 关于法丰寺的修建也有一段传说。据唐代僧人僧详撰《法华传记》载，在南朝宋时，龟兹国有一僧侣名叫法丰，原是敦煌人，姓竺氏，出家后往游龟兹。一日闲游，恰逢国人积资修复一旧寺，法丰前往帮忙。在修寺中法丰出力甚大，寺修好后，众人挽留其为该寺僧正，并以其名为寺名。释法丰为僧正后，自视法丰寺为家，出入取物不按制度，人们颇有闲言。后法丰为肥私囊，尽量减少支出，甚至减少本寺僧侣供应，众皆不满。久之，法丰死，亡入饿鬼之中，整夜作饿鬼驰鸣。其弟子宝慧听出是师傅声音，便问其缘故，其曰︰“由于我生前贪财，暗减众僧之食，所以沦为饿鬼，甚感困苦难堪，请给予帮助。”宝慧等闻讯，忙写《法华经》予以超度，并广为布施，其师法丰始在阴间免受饥饿之苦。
［莲花寺］ 在龟兹王城西门外。唐中叶始在。据《悟空入竺记》记载，悟空和尚东归，曾挂锡于此寺，遇该寺高僧勿提提犀鱼（唐言莲花精进），求其译《十力经》。
［前践寺］ 龟兹古国境内有一座大山，名叫前践山，唐代中叶，龟兹人在此山前修一佛寺，因山名曰前践寺。
［耶婆瑟鸡寺］ 龟兹境内有一大山，名耶婆瑟鸡山，此山顶本有一小溪，倒山谷下流，自成瀑布，涓涓细流，落石上自成绝妙音乐，僧侣爱之，伴溪修一佛寺，是为耶婆瑟鸡寺。龟兹乐人闻之，常至其寺，伴石听音，谱成新曲，竟然清新悦耳。一时此山此寺此溪名噪西域。
［大云寺、龙兴寺］ 唐朝自公元692年之后，常于龟兹屯集兵马，往往数万。再者，唐又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境内，幕府大小官员也数千。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信奉佛教的。为给这些人提供方便，唐朝政府出资在龟兹修建了大云寺、龙兴寺。唐政府从内地聘得道高僧为二寺寺主、寺监。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他从印度求学归，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至龟兹。在龟兹休整期间，他曾访问二寺，在大云寺他见到了寺主秀行、寺监义超、上座明恽。秀行本是长安七宝台寺僧侣，颇善讲演，遂被聘为寺主。义超本长安庄严寺僧，因精通律藏，被聘为寺监。明恽也是中原人，行业极好，故被聘为上座。慧超在龙兴寺见到了寺主法海。法海本汉人，但生在龟兹。
除上述寺院外，知其寺名的寺院还有东晋时期的达慕蓝（寺僧一七０人）、致隶剑蓝（寺僧五十人）、剑慕王新蓝（寺僧六十人）、温宿王蓝（寺僧七十人）、王新僧伽蓝（寺僧九十人）、阿丽蓝（比丘尼一八０人）、输若干蓝（比丘尼五十人）、阿丽跋蓝（比丘尼三十人），唐代的东拓厥寺、西拓厥寺等。
此外，龟兹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寺院，例如唐初至其国的玄奘曾言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众。”
除文献中所记以上佛教寺院外，现存的石窟寺约有八处，兹介绍如下。
［克孜尔洞窟群］ 又称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拜城县东南六十四公里处的一片秃岭之中。它背倚或达格山，南望雀尔达格山，紧傍木札提河，现存石窟二三六个。这些石窟按其功能、作用主要分为三种︰（1）支提窟︰其内多饰壁画、竖佛像，专供佛教僧侣及信徒瞻仰、礼拜之用。（2）禅窟︰多呈方形，多修二层台，专供佛教僧尼功课、苦修之用。（3）毗诃罗窟︰多呈方形，长宽不及二米，无窗；专供佛教僧尼栖居之用。
克孜尔石窟群按布局是一所典型的佛教僧院，这里有讲经堂、礼拜窟、禅房等。
和龟兹的其他石窟群一样，克孜尔石窟群大都修筑在幽雅、安静，适应于静修的距城市较远之地。
从克孜尔石窟群的石窟类型似乎可以看出龟兹境内所宗佛教的流派。在前期，克孜尔诸洞窟多为禅窟与毗诃罗窟相连之石窟，这应是小乘佛教文化的特点；后期，禅窟渐少，毗诃罗窟面积趋大，这是大乘佛教文化的反映。
中心柱窟乃是克孜尔石窟群的主要窟形。在印度，支提窟是一种内圆外方、状若马蹄的拜殿，从其剖面图看，其后部呈半圆形，至中部突伸而形成正方形；在后半部半圆形的正中，印度人往往修筑一座舍利塔，塔的周沿距四壁均有一定空间，那是留备佛教徒巡回礼拜用的；拜殿的前半部分呈正方形，这是佛徒集会的场所，佛徒在这里讲经、论道、探法、辩论、作功课。概括起来说，在印度，支提窟是后部呈半圆形，前部呈方形，后半部分呈半圆形的中心修一舍利塔，整个支提窟共用同一穹顶。在龟兹，克孜尔千佛洞的支提窟无异与印度支提窟相似，但在建筑形制上却有差异︰它将印度石窟后半部中心部位的舍利塔改建成中心柱，用以撑托松软沙砾石质的穹顶；它将印度石窟后半部中心部位的舍利塔周沿的回廊改建成甬道，并发展为券顶，用以减少中心柱的压力。由此人们称许多龟兹石窟的支提窟为中心柱窟。龟兹的中心柱石窟乃是龟兹居民在吸收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改建的支提窟，它充分体现了龟兹人民的智慧。
关于克孜尔石窟群修凿的年代，目前并无统一意见，但大体上开始于东汉，而结束于唐末，这是没有争论的。由于克孜尔石窟群中的壁画、雕像、窟形较多地保留着印度、中亚文化的风格，又充分体现出本地特点，故成为研究我国石窟艺术的珍贵资料。
［库木土拉石窟群］ “库木土拉”是维语，“库木”是“沙”的意思，“土拉”是“烽火台”的意思，合起来，库木土拉之意为“沙漠上的烽火台”，为什么称其为“沙漠上的烽火台”已不可考了，在唐代以前的诸遗存当中，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任何军事设施的遗迹，估计其名称与佛教没落后的中世纪后期的西域政局有关。库木土拉石窟群位于库车县城西南约三十公里处，由库车城向西行，过河，沿现今库新（库车─新和）公路，转而西行入戈壁，约八公里至渭干河出山的河口处，此即库木土拉石窟群分布之处。
库木土拉千佛洞在渭干河出山河口的东岸，现存洞窟一百一十多个。在形制上，多为毗诃罗窟，其次为支提窟，再次为禅窟。从其石窟形制、壁画内容、雕像风格分析，汉风较浓，估计其时代晚于克孜尔石窟群。
在库木土拉石窟群里，汉文题记较多，例如在现编号的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十二号窟中都发现了汉文题记。再如沟内南崖编号为七号窟的石窟里，不见壁画，但见题记或题名，如有“神辩”、“惠超”、“戒朋”、“大德法藏邬□……画金砂寺”等字样。估计此寺的汉人僧侣较多，或挂锡于此的汉僧较多。
除了汉文题记外，此石窟群还有一批龟兹文、回纥文的题记。
由于在库木土拉石窟群中发现许多西方净土变、药师变、弥勒变的经变画，服饰也有唐人风格，估计有许多石窟是在唐代修凿或重修的。
［森木塞姆石窟群］ “森木塞姆”是维语“细水流水”之意。此石窟群在库车东北约四十公里处。从库车向东，沿乌库公路行二十公里，转向北行约十余公里，至克内什村，从克内什村出发，向西北行五公里，入戈壁，再行五公里至库鲁克达格山口，便至森木塞姆石窟群。在库鲁克达格山口，有一小溪自上而下流过，诸石窟就分布在小溪的东西两岸崖壁上。
森木塞姆石窟群现存较完整的石窟五十二个，就其形制，主要是支提窟和毗诃罗窟。绝大部分支提窟同克孜尔石窟群之中心柱窟︰前室呈长方形，纵向券顶，中心柱正面凿大佛龛；中心柱两侧开凿甬道，甬道顶部为纵向券顶；后室小于前室。少数支提窟前室、后室均横向券顶，中心柱四面皆开佛龛，后室后壁更开明窗，类似于中原莫高、云冈早期石窟。
在森木塞姆石窟群中区土丘东面约有八十米左右的开阔地带，其两端均修有较大的瞭望台，现均已成废墟。
仅从流水而论，该寺颇与文献中记载的耶婆瑟鸡寺相似。
由于千年来无人修缮，加之近百年人为的破坏，森木塞姆石窟群已面目全非，然其二十二号、二十六号、三十六号、三十七号、四十六号窟仍保留着精美的壁画，是为龟兹诸石窟群壁画中的珍品。
［玛札伯赫石窟群］ 在维语中，“玛札”是“坟院”的意思，“伯赫”是“果园”的意思，将其合起“玛札伯赫”便是“修有古代圣贤坟院的果园”之意。玛札伯赫千佛洞距森木塞姆石窟群不远，仅有数公里，也在克内什村附近。从该村出发，向东南方行五公里，便至一片戈壁，在戈壁近山处有一绿洲，是为玛札伯赫村，在村西南五百米处散见一片山丘，玛札伯赫石窟群便修凿在散见的小山丘上。现仅存洞窟三十四个。主要是支提窟和毗诃罗窟，前者有四个，后者有三十个，现存的四个支提窟都保留有壁画，它们的编号是一号、西特二号、九号、二十六号窟。其中一号窟顶四角绘的佛在鹿野苑说法、百鹿听经图是龟兹其他洞窟没有的。
由于在现存的玛札伯赫石窟群中不见禅窟，在森木塞姆也如是。估计其修凿的时代已不重禅法了，而注重德行，是知在大乘教流行时期。
［克孜尔朵哈石窟群］ 位于库车县新城北十二公里。从库车县老城出发，向西沿去拜城的公路行走，经一“玛札”，至桑玛尔巴哈村，出村入戈壁，转向西北行五公里，见一汉代烽燧，再由此转东北，经一业已干涸的河床，行一公里许便至克孜尔朵哈石窟群。
克孜尔朵哈有编号的洞窟共四十六个，形制较完整的仅三十八个，均开凿在一南北向的河床东西崖壁之上，其中十九个支提窟，十九个毗诃罗窟，未见禅窟。这和森木塞姆、玛札伯赫石窟群类似，而与库木土拉、克孜尔石窟群有较大差异。
克孜尔朵哈石窟群残留壁画不多，仅十一个洞窟留有壁画，壁画题材以佛本生故事中的鹿、猿、鸟等图为主，间有“天雨花”图案，偶见慕魄太子、睒子、萨埵那太子故事画。
克孜尔朵哈石窟群中的支提窟基本同于克孜尔石窟，主要是中心柱石窟。
［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群］ 位于新和县西北偏北约七十公里的戈壁上。按自然地理条件分为东西两组︰东面数窟现已坍落，不成窟形，不见壁画；西面一组现存十九个编号窟，也全部坍落，仅存断壁残垣，只十六号窟保留部分壁画，较精美。在洞窟群四周，散布许多小陶片，另见一些佛教土木建筑遗迹。1954年，武伯伦先生曾至此地考察，据其介绍，本地居民曾在此掘得唐‧天宝年间文书。
［台台尔石窟群］ 在克孜尔镇西北约五公里处的戈壁上，共有八个洞窟，已全部坍落，无法辨明窟形，也有壁画。在窟群背后的小山丘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土木建筑佛教遗迹，估计是一佛寺，其中出土了部分佛教文物和破残陶片。
上述洞窟都在龟兹古国境内，时代都在唐代以前，故应视为龟兹古国的佛教遗存。这些石窟群中保留的壁画、雕塑、题记、题名、遗物，以及诸窟窟形、凿洞风格都是研究龟兹古国佛教史、艺术史、经济史的珍贵资料。通过对诸石窟群一般性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印象︰（1）诸石窟群本身就应是一个个佛教寺院，或为佛寺主体部分。（2）诸石窟群应是龟兹居民在吸收印度、中亚、中原文化基础上修凿的。（3）诸石窟群的任何一个石窟群都不是一朝一代修凿的，而是在数百年间陆续修凿的。（4）诸石窟群约开凿于东汉至西晋之间，结束于唐末。
龟兹古国境内的佛教遗存不仅是这些，还有大量的佛教典籍。在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亨廷顿等人的考察中，相当多的佛教经典业已问世。之后，在近数十年里，也有相当一批佛教经典残卷问世，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但必须指出，在晋唐时期，龟兹境内流布许多佛教经籍，其中有梵文的、佉卢文的、焉耆─龟兹语的、汉文的等，这批资料不仅是研究龟兹佛教，而且是研究龟兹古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语言、美术、思想的珍贵资料，业已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参考资料］ 《大方等大集经》卷五十五；《慧琳音义》卷八十二；《西域僧锁喃嚷结传》；羽溪了谛着‧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第五章；《丝路佛教》第三章（《世界佛学名著译丛》{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