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人物传总集】
法尊法师（1902-1980）
法尊法师自述
法尊俗姓温，河北深县人，1902年生，在俗时仅读小学3年，文化很低。1919年，因家境困难，到保定府学做皮鞋。由于长时患病，学业无成，于1920年春末，厌世逃往五台山出家，投玉皇庙瑞普（法名觉祥）师座前落发，法名妙贵，字法尊，即在庙随众劳动，早晚学习念诵功课。
是年秋，大勇法师、玄义法师等路过本寺，遂请勇师讲开示，勇师即日略讲《八大人觉经》，次又讲《佛遗教经》，遂对听经发生兴趣。
1921年春节，广济茅蓬打念佛七，我去参加，七后即住在茅蓬参学。是夏，听大勇法师讲《弥陀经》等，又听远参法师讲《梵网经》，对经论中的名相有了粗浅的理解。
是年冬，法源寺道阶法师将传戒，我便跟随勇法师到北京受戒，礼谒了太虚法师。听说准备办武昌佛学院，预请入佛学院学习，蒙虚师面许。
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后，即随传戒诸师到南京宝华山慧居律寺学习传戒法。
1922年夏，在宝华听讲《天台四教仪》，兼阅《教观纲宗》等，对天台教义，略有所知。
冬初，听说武昌佛学院开学，遂下宝华山前往武昌。在佛学院，先学《俱舍颂》《因明》《佛教史》等一般论述，次年则听讲《三论》《解深密经》《文殊般若》及《成唯识论》等大乘空有两宗的要典，又听了《密宗纲要》等，对于大小显密得到了一个轮廓认识。
1923年冬，大勇法师由日本回国，在佛学院传授十八道，余亦预其法会，学了文殊修法。
1924年，勇师在北京筹办藏文学院，准备学习西藏所传的教法。
是夏，武昌佛学院毕业后，我即回北京参加藏文学院，进学藏文。
1925年，太虚法师在北京中山公园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又在藏文学院讲《摄大乘论》，余均预法会。
是年初夏，藏文学院全体出发进藏，路经武汉、宜昌、重庆，后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打七。
秋初下山，因无走山路经验，下山急跑，将到山脚时，两腿已寸步难行。抵达万行庄时，已日没很久。次早起床，足不能履地，在庄上休息数日，始返嘉定乌尤寺。
在万行庄休息时，见室内堆有大藏经，遂翻阅律藏数卷，到乌尤寺后，遂借阅《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同时为加紧学习藏文，手抄《四体合璧》一书中之藏汉名词（世俗语）4册，又抄日本出版的《四体合璧翻译名义集》中汉藏名词（佛教语）4册，作为随时参考的资料。
是年冬，经雅安，越大相岭到康定，住安却寺，特请一位邱先生教藏文。前在北京藏文学院教藏文的充宝琳先生，即康定充家锅庄人，是康定跑马山慈愿大师的弟子。旧历年底，充先生亦回康定。
1926年春，大勇法师、朗禅法师和我同上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先学藏文文法《三十颂》《转相轮》《异名论》《一名多义论》《字书》等关于藏文的初级书籍；次学宗喀巴大师讲的《苾刍学处》《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佛教正式典籍，为学习藏文佛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1927年春，大勇法师率领一部分同学支官差进藏，我和朗禅法师则搭商人拉噶仓骡帮进藏，抵达甘孜时，西藏政府来信阻止汉僧进藏（当时康藏有隔碍，疑心我们是政府派遣的，所以阻止）。我们因此就住在甘孜札噶寺学经了。
我在札噶寺依札噶诸古数年，初学《因明入门》等书，次学《现观庄严论》（参阅各家注疏）、《辨了义不了义论》。听受了札噶大师的著述和许多传记文类。在这期间，我试译了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并略加解释。摘译了《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俱在《海潮音》上发表。还译了几种小品教授，今已遗失。
1930年春（记不准了），到昌都亲近安东格西，适值传金刚鬘论法会，受该论中40多种法。夏季学了一点声明知识（可惜未学全），秋后随安东格西进藏，冬季抵达拉萨。
1931年以后，依止安东格西，学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次第广论》《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论》《入中论》、等。又在此时，开始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是时，汉藏教理院已成立，太虚法师多次来信催促我回来教学，遂结束学业。
1933年冬初，离开拉萨，搭商帮，往印度，准备由海道回国。在印度期间朝礼菩提场、波罗奈斯、拘尸那等圣迹后，又往尼泊尔朝礼许多圣迹。
1934年春，到缅甸仰光朝礼大金塔。住到初夏，乃乘轮船经槟榔屿、新加坡、香港，6月间抵上海，到宁波育王、雪窦，谒见太虚大师，汇报数年来学法的经过。次回上海，到南京小住，安钦大师为南京诸信士传吉祥天女法，邀余代译语。次到北京，回俗家一望。是夏，安钦大师为北京佛教界在密藏院传法，余为译语。仲秋乃经武汉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了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是时继续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同学讲授。又译《苾刍学处》《菩萨戒中国释》等。
我原想迎请安东格西来内地弘法，以便学习一切所未学到的教理。但迎请大德必须有足够的经费，而筹此费用,亦非易事。是年年底会见了阿旺堪布，彼邀我到成都讲经，以便筹款。时有胡有章居士到汉藏教理院，亦极力劝我去成都讲经，为迎师筹款为宜也。
1935年夏，应阿旺堪布之邀，遂赴成都，先为阿旺堪布译语，讲颇章喀大师所造之《发愿文》。次讲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论》。筹积了迎请安东格西的路费。秋季，即再度进藏。冬季到拉萨，但因缘不具，不久安东格西圆寂，我数年计划全成泡影。世法如是，无可奈何。
1936年，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听讲《苾刍戒》（德光论师的律经）、《俱舍论随眠品》等。是年在拉萨翻译《辨了义不了义论》及《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及《密宗道略论》在武昌出版。秋后仍绕印度由海路回国，请回《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师徒的著作等。
回汉藏教理院后继续作翻译与教学工作。翻译了《现观庄严论》并加以略释。
1937年夏，到武汉，准备到北京参加安钦大师传法的法会。因"七七"事变，未果。秋后请太虚法师一同入川，在汉藏教理院讲学。是时承太虚法师嘱，遂翻《密宗道次第广论》，后由北京菩提学会印行。
抗日战争期间，除在汉院讲学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翻译了《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又受东本格西嘱托，将《大毗婆沙论》200卷译成藏文。又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藏文课本》8册，《常识课本》6册，并未出版。1948年暑假后，余将汉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等负责办理，遂到成都讲经，并加紧翻译《大毗婆沙论》。1949年夏译完，将译稿运往康定交格桑悦协保管，完成这件大事，不负东本格西之所托也。
1949年冬四川解放后，我非常想家。因为多年来战火连绵，尤其是我家乡是日寇扫荡区，不知家中尚有人否，所以归心很切，急想回去看看。在旧历腊月初离开成都，经重庆、汉口、石家庄，一路很顺利，腊月底到家，幸老母尚健在，全家也粗安，不胜喜慰。在家住了月余，并探望了各处亲友。
1950年春，我来北京菩提学会参加了翻译组，替民委翻译文件。
是冬，正果法师来京和我商议把汉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处事，我完全赞同，遂将汉院交给政府，汉院的师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汉藏教理院也就结束了。
直到1954年间，将《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翻译成藏文，又将却扎编的《藏文辞典》译成汉文。又译出《五次第论》和宁玛派的《七宝论》。
1955年，为佛教百科全书撰稿十余篇，并辞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
1956年秋，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任佛学院副院长，兼讲授佛教课程，译了《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颂略解》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学院解散，我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
1972年，解除"黑帮"名义，恢复自由。
1973年后，患心脏病，养病至今。
1979年8月6日
后记
法尊法师《自述》记事至1973年止。法师在"文革"后，曾译撰佛学著作多种。1978年8月由藏文译出《菩提灯论》（阿底峡尊者造）。同年8月23日开始翻译法称论师造的《释量论》（4卷），编译《释量论略解》（9卷），至1980年2月19日完成。其间，1980年3月9日至7月24日还译编了陈那菩萨造《集量论略解》6卷。以上译著已分别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0年秋，中国佛学院决定复课，法师出任院长。这一年中，他每天伏案写作，至12月中旬，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四届代表会议前夕，他抱病译撰的因明方面的著作已全部脱稿，准备在四届佛代会后即到佛学院履职。12月14日，外地来京出席会议的代表陆续到齐，代表中有不少人是法师的同学、学生，都到广济寺来看望他。云开日现，师友重逢，交谈甚欢。是日午前，往覆应酬约2小时，精神极好。中午正常进餐，饭后午休。下午1时左右，法师起床，危坐窗前，伏案读经。此时，笔者适在窗外作务，闻正果法师呼唤声，急奔室内，见法师从椅上滑落下来，呼吸已微，即与正果法师抬至床上。约过十多分钟，没等医生前来急救，法师即安详而去，时为1980年12月14日下午1时45分。当天下午2时左右，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同志和赵朴初会长等得悉法师逝世的噩耗，都赶到广济寺，向法师的遗体告别。
法师乃著名佛学大师，数十年游心法海，口不绝吟于三藏之言，手不停披于五乘之编。直到一期报命将尽之时，仍兢兢业业，不弃分阴，翻译藏文佛学要典，嘉惠后学。法师生平译著的佛学典籍，已出版的有20多种，积数百万言，为沟通汉藏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法师圆寂之日，各方师友相聚，互以桑榆晚景，早作归计相勉励。时座中有净严法师者，询及法师身后归宿，是弥陀净土？抑弥勒内院？法师殷勤答曰："我哪里都不去，生生世世来人间，广度众生，齐成佛道！"法师末后一段光景，了无欣厌之心，可谓悲心恳切，誓愿弘深者也。
净慧敬记
（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