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人物传总集】
苏曼殊（1884-1918）
曼殊的身世及经历
曼殊俗姓苏，幼年名戬，字子谷，又名苏湜；出家后号曼殊，又号元瑛、玄瑛；曾用名有博经、印禅、非非、雪蝶、糖僧、燕影、王昌、宋玉、孝穆、栾弘、昙鸾、泪香、林惠连、南国行人、行行、文惠、郭璞、燕子山僧、阿瑛、沙鸥、春蚕、阿难等。1884年（清光绪十年）9月28日（阴历八月初十日）出生于日本横滨。其祖父苏瑞文，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以经营进出口商业起家。其父苏杰生亦经商，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居住在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地，娶一妻三妾。曼殊生母名若子，系其父所雇之日本女仆。曼殊出生未3月，若子即离开杰生家而不复返。杰生将曼殊交其妾河合氏（日本人）抚养，曼殊认河合氏为其生母，终其世不知自己非河合氏所生。河合氏曾经与一日本商人结婚，生子女各一人，前夫死后才改嫁杰生。为此，曼殊曾怀疑自己是河合氏与前夫之子，又不便询问别人，常常说自己的身世"有难言之恫"。
1889年，曼殊6岁，随嫡母黄氏回到广东香山县沥溪乡原籍，翌年入乡塾就读。1898年春，曼殊随表兄林紫垣重至日本横滨，入旅日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学习。毕业后，至东京，考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成为至友。
1902年冬，我国留日学生发起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反清革命团体青年会，发起人为叶澜、董鸿祎、汪荣宝、秦毓鎏、张继、蒋百里、冯自由等，曼殊由冯自由等之介绍，亦列名为发起人之一。不久曼殊考入振武学校学习陆军。在此他认识刘三（季平），成为知交。
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天津时，俄国趁机出兵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重要城市，企图吞并我国东北，建立所谓"黄俄罗斯"。按条约规定，俄国应于1903年4月从东北撤军，但是，届时俄国不但不撤军，反而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确保其在东北的特权。以青年会为骨干的我国留日学生极为愤慨，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推举陆军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天天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对俄作战，实质是为推翻清政府作准备。曼殊也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不久，拒俄义勇队被日政府勒令解散，叶澜、秦毓鎏等联合义勇队中的坚定者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曼殊亦参与其事，进行爱国活动。负担曼殊教育费的林紫垣反对曼殊参加革命活动，迫令曼殊辍学归国。这时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亦纷纷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曼殊一面迫于经济困难，一面亦想回国有所活动，乃于1903年9月乘船归国至上海，即到苏州吴中公学社任教，与包天笑、汤国顿、祝心渊等相交甚欢。旋至沪，任《国民日日报》社翻译，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靡施）同事，十分相投。他向陈独秀学习写诗，他翻译法国雨果的名著《惨社会》（即《悲惨世界》），由陈独秀替他修改，登在《国民日日报》上。他还在该报发表《女杰郭耳缦》及《呜呼广东人》二文，赞扬无政府主义女英雄，痛骂崇洋媚外者。12月1日（旧历十月十三日）《国民日日报》停刊，曼殊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在上海赁屋同居。曼殊从日本回国时原想去香港活动，曾请冯自由写一封介绍信给陈少白，随带在身边。这时他想去香港找陈少白，但陈独秀不让他离开，他也缺乏路费。一天，他趁陈独秀和章士钊外出的机会，把何梅士骗到剧院看戏，脱身返寓所，拿了章士钊的30元钱，留下字条即离沪赴港。到香港，他找到陈少白，住在《中国日报》社。苏杰生听说曼殊在香港，到港找他，想叫他回家娶亲，曼殊避而不见。陈少白劝他随父亲回家,他不告而别，跑到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这是1904年春天的事。他出家后法号曼殊，又号元瑛、玄瑛，有时又冒用度牒上师兄的法名博经。此后，曼殊漫游了暹罗（今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随乔悉磨长老（一称鞠窣磨长老）学习梵文。
1904年夏秋间，曼殊归国，至长沙访秦毓鎏于湖南实业学堂，遂留该校任教，与黄兴、张继、秦毓鎏、杨德邻、杨守仁等华兴会同志时相过从。华兴会在湖南发动的起义计划失败，秦毓鎏等离湘逃亡，曼殊则赴南京，任江南陆军小学教习，认识革命军事家新军标统赵声（伯先），成莫逆之交。
1906年春，曼殊重至长沙，在明德学堂教授图画。暑假后，应刘师培（汉光）之邀，赴芜湖，执教于皖江中学，与张伯纯、陶成章、龚宝铨等同事，假期中与他们同游沪、杭等地。在上海时，他曾住在八仙桥鼎吉里4号夏寓（即同盟会江苏分会驻沪机关部），与柳亚子、高旭、宁调元、朱少屏等诗人交游。
1907年2月（旧历元旦），曼殊偕刘师培、何震夫妇东渡日本，住在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与章太炎同寓。在《民报》及其增刊《天讨》上发表文章及绘画。他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诗，研究佛学，都得到章太炎的指点和修改。他曾一再表示决心与章太炎同去印度研究佛典，但因路费无著而未能实现。刘师培、何震夫妇创办《天义报》，他又搬到《天义报》社，与刘、何同寓。后来刘师培夫妇变节，成为端方的走狗，他们与清政府人员勾结的情况，曼殊都告诉了陈独秀。
1908年10月（旧历十月），曼殊应杨仁山之请，赴南京，任祇洹精舍英文讲师。祇洹精舍是佛教学校。曼殊对杨仁山推崇备至，认为祇洹精舍的创办，"实末世胜事"，"佛日重辉，或赖此耳"。此时曼殊得脑痛病，在养病期间，杨仁山为他讲"秦淮马湘兰"证果事。年疧，曼殊东渡省亲并养病。1909年在东京先后与罗黑芷、沈兼士、龚宝铨、章太炎、黄侃等同寓，每日午前赴梵学会，为印度婆罗门僧当翻译。他这时认识博学的梵文师弥君，与之交游，受益不浅。二人曾相约共同翻译梵文诗《云使》（印度诗圣迦梨达奢所著的长篇叙事诗，与中国的《离骚》相当），但因曼殊脑痛剧烈，不能继续工作，只好辞去梵文翻译工作，移往海滨养病。8月，他又回到上海，继往杭州，重居白云庵。这时刘师培夫妇公开叛变革命，因曼殊与刘氏夫妇曾经是好朋友，也受到革命党人的怀疑。有人写信警告曼殊，并限令他离开杭州。曼殊问心无愧，也鄙薄刘氏夫妇的行为，决定再度南游。
这时，印尼爪哇喏班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托南社聘请教员，有人介绍曼殊前去担任英文教师。1909年冬，曼殊到达爪哇。他仍然多病。中华学校校董黄永淇成为他此时最亲密的朋友，黄的母亲经常照顾他的病体，他认黄母为义母。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于1909年11月成立时，柳亚子给他去信，邀他参加并请他经常寄诗文给南社。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爪哇闻讯极为兴奋，急欲回国，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1912年2月，曼殊自爪哇返国，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工作，与柳亚子、叶楚伧、朱少屏等同事。这一年，他在《太平洋报》上发表《南洋话》《冯春航谈》二文及《断鸿零雁记》小说。他对袁世凯窃夺政权持反对态度。章太炎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在辛亥革命后退出同盟会，另组共和党，并被骗到北京。曼殊对章太炎黄子孙因此亦有微词。曼殊在答萧公书中说："此次过沪，与太炎未尝相遇。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慧进言之未至，故未造访，闻已北上矣。"12月，曼殊至安庆，在安徽高等学堂任教，陈独秀任该校教务长，他常至陈独秀家中聚谈。他几年中经常往返于日本、上海、杭州、苏州、安庆之间。去日本是为了省视母亲河合氏；去杭州则住在雷峰塔下白云庵中；去上海则与南社诸名士畅游；去苏州则住在郑泳春（柳亚子妻舅）家中，与郑桐荪、沈燕谋同编《汉英辞典》及《英汉辞典》。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被迫再次逃亡国外，国民党党员四散。曼殊亦于1913年底东渡，在日本肠病连绵，经济亦陷于困境。国民党机关刊物《民国》于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鼓吹反袁，实行"三次革命"。曼殊在该刊发表《天涯红泪记》小说，重刊《燕子龛随笔》。他经常与孙中山、萧萱、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革命党人相往还。他曾经住在居正家中，居正令其女儿向曼殊学习英语。1915年，曼殊发表《绛纱记》及《焚剑记》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
1916年孙中山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嗣后居正赴山东发动反袁起义，率部攻占潍县、邹平、临淄等十余县。曼殊听说居正到山东讨袁，非常高兴，急忙到青岛去看望居正，盘桓数天，游劳山之后返沪，住在环龙路44号孙中山的住宅中。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小说《碎簪记》。
1917年，曼殊仍往来于杭州、上海、日本之间，肠胃病加剧。秋天，病重时，曾与陈果夫（陈系曼殊在长沙明德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同住在上海白尔都路新民里11号蒋介石家中，得到蒋妻的照料。冬天，住海宁医院就医。1918年迁入法租界广慈医院。这时曼殊已将衣物典质一空，经济非常拮据。他在病中还托程演生带信给陈独秀（这时已到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希望病愈后能得到一些费用，送他到意大利去学习绘画。5月2日（旧历三月二十二日）病逝。曼殊病中所欠下的医药费及逝世后的丧葬费都由革命党人负担。汪精卫和孙中山商量后筹得一些款项，由汪出面为他料理丧事，遗体安葬于杭州西湖孤山。
曼殊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反对清朝统治和反对袁世凯篡夺民国政权的民主革命思想。他的政治立场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是一致的。他反对帝国主义，热爱中国；反对清朝政府、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主张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
曼殊刻苦学习梵文，对于佛学有较深的研究。他曾想效法唐玄奘亲自到印度去取经，写了一部《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地名今释及旅程图》。他的佛学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等文中。概括起来，有下列诸要点：
1.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教内部。有的寺庙建在城市之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侩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因为僧侣贪图财物，被人轻贱，故佛教日益衰微。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
2.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以应赴为职业，藉道场以糊口之俗僧，痛斥不遗余力。首先，他从历史的发展说明佛教的始祖只注意宣扬真理，而不干谋利的事。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应赴之说，古未之闻"。其次，他说和尚"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第三，他批评以佛法谋利实际是盗施主的财物。他说："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纵有虔诚之功，不赎贪求之过。若复苟且将事，以希利养，是谓盗施主物。""禅宗本无忏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所鄙夷。"
3.反对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显贵，跪拜皇帝、俗官。他批判护法需赖王者之说："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他指出佛教的流传，关键在于士民的信仰，而不靠王者的提倡。
4.主张寺院住持实行民主选举，反对衣钵相传。他说："然自六祖灭后，已无传付衣食住行钵之事。若计内证，则得法者或如竹需要竿蔗，岂必局在一人？若计俗情，则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悬丝戒着在禅书。然则法藏所归，宜令学徒公选。必若闻修有缺，未妨兼请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与闻选事，以所选必深于世法者故），何取密示传承，致生诤讼，营求嗣法，不护讥嫝？若尔者，与俗士应举求官何异？而得称为上人哉！"
5.主张设立佛教学堂，宣扬佛理，培育人才。他认为设立佛教学堂是抵制清末毁坏寺庙之风的好办法；而振兴佛教的关键在于弘扬正法，培养人才。他说："且法之兴废，视乎人材，枉法求存，虽存犹灭。"他对杨仁山在南京创办祇洹精舍佛教学堂推崇称颂备至。他说当和尚者"本以教授经论为事。《慈恩传》述那烂陀寺诸僧，以通经多寡为高下。此则建置精舍，本为学人讲诵之区。……乃若保持琳宫，坐资寺产，逸居无数，等于惰民。"为了学习佛教经典，主要应学习汉文和梵文，最后才是西方文字。
总之，他认为"佛门戒范虽有多途，今者对治之方，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诤讼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
曼殊主张佛教应该改革，僧徒应该注重佛教哲理的研究，寺庙应该培养人才，反对借佛法为衣食之资、贩卖之具。文公直说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实现其主张，则曼殊必能成佛教中之马丁·路德"。
（郭烙着 根据《名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