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是将一切佛教典籍汇集起来编成的一部全集。起初叫作“一切经”，后来定名为“大藏经”，“藏”有“保藏”的意思。因其内容十分广泛，故称“大藏经”，又称“藏经”。其内容主要由经、律、论叁部分组成，又称为“叁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教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教为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教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着述。此外还包括印度、中国的其他有关佛教史、佛教理论研究的专著。现在，在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次大陆，佛教原典已荡然无存。佛教一些重要典籍却借助汉文译本保存了下来，流传及作者时代历历分明，这是中国文明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在佛教东传两千年间，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但最后汇集、编纂成“藏”的却屈指可数，国内可考的不过十余次（宋及辽金八次、元二次、明四次、清一次）；国外可考的，高丽叁次，日本七次。我国第一部刻本汉文大藏经《开宝藏》,是公元971年宋开宝四年刻本。此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一千年间先后有各种官刻、私刻版本二十余种。

　　在佛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中，佛教中大量的思想概念已经转换为中国人能够领会的语言，创造出大量沿用至今的词汇，诸如“世界、宇宙、教师、真理、实际、坚持”等。其中作为汉文音韵学的四声，已成为今天普通话的重要标准。另外，对于汉字印刷字体的演变和最终确立，历代《大藏经》的刊刻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部《大藏经》是由赵匡胤倡导完成的，以其年号命名为《开宝藏》，它的刊印开创了中国大型典籍汇编的先河。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后来又有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的刊印。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开始刊印他们的《大藏经》。

　　现在，在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次大陆，佛教原典已荡然无存。佛教一些重要典籍却借助汉文译本保存了下来，流传及作者时代历历分明，这是中国文明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国内刻本、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或蜀本藏。这是中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现在无全本，流传的零卷也极少。《佛祖统记》卷四叁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记云：「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又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记云：「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经，板成进上。」据《北山录》卷十注及《佛祖历代通载》卷一八记其板数凡十叁万余板。日本《元亨释书》卷一六记日本一条天皇永延元年（987）奝然齎此藏经还日本，当时总数5048卷。云其后屡经添补，最后积至 653帙，六千六百余卷之多。装潢全是卷子式，每板23行，每行14字或15字。《佛祖统记》卷四五真宗天禧叁年记：「十一年东女真国人贡，乞赐大藏经，诏给与之」又卷四六仁宗嘉佑叁年记：［西夏国奏国内新建伽蓝，乞赐大藏经，诏许之。」是知此藏在当时流布区域颇广。

　　宋婺州开元寺大藏经婺州是今浙江金华县。此藏今不传。仅杨亿《武夷新集》卷六有太宗至道初于婺州开元寺印大藏之说而已。
　　宋契丹本大藏经即是辽国所刻，简称契丹藏或辽本大藏（按：近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少数残卷）。其开雕年月，据辽僧觉苑《大日经义释演秘钞序》云：「自我大辽兴宗御宇，志弘藏教，欲及遐迩，敕尽雕镂，须人详勘。」《高丽史》卷八云：「文宗十七年癸卯（即辽道宗清宁九年，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叁月契丹送大藏经至，王备法驾迎于西郊。」由此可以考知契丹藏始刻于兴宗，而完成于道宗之初。《金石萃编》卷一五叁载志延《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云：「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比宋开宝藏之480帙实增加97帙。日本《东文选》卷一一二所载释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称其「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可以推测契丹本大藏，一部分是小字密行的。

　　宋福州东禅等觉院大藏经此藏世简称崇宁万寿大藏或福州藏，东禅院本。是东禅等觉院住持冲真发起，创建印藏经院，以神宗元丰初（1078）开始（此藏题记最早的是元丰叁年，但筹募想在此以前），经慧荣、冲真、智业、了元、智贤、契璋、普明等募集众缘，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始完成。今世所传东禅院本《华严经》卷八○题云：「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叁年庚申岁谨募众缘，开大藏经板一副，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又《大般若经》题云：「于是亲为都大劝首，于福州东禅院劝请僧慧荣、冲真、智贤、普明等募众缘，雕造大藏经板，及建立藏院一所，至崇宁二年冬方始成就。』全藏自天字函至重字函，凡479函；与《开元释教录略出》所载大致相同，微有变更，并依《贞元新定目录》增入十经。但其后又陆续增刻开元以后入藏诸经。以诸经跋记考之,自元丰叁年迄南宋孝宗淳熙二年总凡97 年间，先后共刻成580函，1440部，6108卷。板式是梵夹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每函附音释一帖。但自更字函以下十函，天台宗章疏是每行十九字。

　　宋福州开元寺大藏经此藏世简称毗卢大藏，开元寺本，也称福州藏。福州两藏，国内已无全本，日本所存福州藏多是两藏配合而成。据此藏中《唐译华严经》卷八题记云：「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壬辰岁月日，劝缘沙门本悟谨题。」又谓字函《分别功德论》卷中题云：「福州开元寺住持僧传法慧海大师惟冲谨募开封府……从四百一函起，取至周圆。」又图字函《杂譬喻经》题云：「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宣乾，办应天启运宫奉迎所武师说，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谨施俸资雕造毗卢大藏经板泾字至图字一十函。时绍兴戊辰闰八月日，福州开元禅寺住持传法慧通大师了一题。」又弁字函《华严经音义》卷上题云：「敷文阁直学士左朝议大夫川府路都钤辖安抚使知涂们军州提举学事兼管内劝农使赐紫金鱼袋冯楫,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舍俸添镂经板叁十函补足毗卢大藏，永冀流通。劝缘福州开元禅寺住持慧通大师了一题。」统检全藏刊刻题记，自天字至勿字凡564函，始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迄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凡四十年而后完成。全藏总为595函，1451部，6132卷。板式及书体与东禅院板相同，不及思溪藏的精巧。

　　宋安吉州思溪圆觉院、资福禅寺大藏经安吉州即今浙江吴兴。此藏世简称思溪藏或湖州本、浙本、南宋本。依此本题记是湖州王永从等发愿，净梵、怀琛等劝缘，于思溪圆觉院刻板。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刻成，550函。其开刻年月或在北宋时已经开始。前松坡图书馆藏有此藏，是清末杨守敬使日本时购回，今并归北京图书馆。此藏履字函《长阿含经》卷二二题云：「大宋国……王永从，同妻恭严氏；弟忠翊郎永锡，妻顾氏；侄武功郎冲充，妻卜氏；从义郎冲彦，妻陈氏；男迪功郎冲元，妻真氏；保义郎冲和，妻吕氏与家眷等，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利乐法界一切有情，谨护诚心捐舍家财，开镂大藏经板，总五百五拾函，永远印造流通。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雕板作头李孜、李敏，印经作头密荣，掌经沙门法己，对经沙门仲谦、行坚，乾雕沙门法祚，对经慈觉大师静仁、慧觉大师道融、赐紫修敏，都对证湖州觉悟教院住持传天台祖教真悟大师宗鉴，劝缘平江府大慈院住持管内掌法传天台教说法大师净梵，都缘住持圆觉禅院传法沙门怀琛。」又风字函《妙法莲华经》卷七题云：「大宋国浙西路安吉州长兴县白乌乡奉叁宝弟子因道舍财赎到法华经板七卷，舍入思溪圆觉禅院，补填大藏经字函……嘉熙叁年（1238）二月日弟子因道政意旨。」又可字函《圆觉经》第二卷题云：「大寺大藏经仗蒙安抚大资相公赵给钱赎此经两序及诸经板字损失者重新刊补，务在流通佛教，利益群生。淳佑庚戌（1250）良月圆日住持释清穆谨题。」旧来传说圆觉院藏与资福寺藏是两个不同的刻本，而其中资福寺藏刊刻源流不明。今考思溪各本题记多与圆觉院有关，可见资福寺板实在就是圆觉院板。至于两寺的关系尚难考定。其板式与福州板相同而体裁精美过之。全藏自天字函至最字函凡599函1459部，5940卷。

　　金解州天宁寺大藏经解州即今山西解县。此藏世久不知名，1936年始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因通称为金藏或赵城藏。明嘉兴藏的《刻藏缘起》中有陆光祖《募刻大藏经疏》，文中说「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叁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圣朝道化宏广，越前朝远甚，岂无胜心豪杰乎！」又《金史纪事本末》卷叁十中也说：「秘书省碑今在燕弘法寺……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授戒为比丘尼，二十叁年赐紫衣宏教大师。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风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额。」由此可知此藏是崔法珍所创始。就藏中题记考之，如《大般若经》卷五九题云：「解州夏县古乡赵村王德并妻李氏同发虔诚，谨舍净财大藏经板会下施钱二千余贯……乙亥十二月八日奉佛弟子王德。」又《地藏十轮经》卷一、卷八、卷九有记云：「绛州太平县吴翼，奉为亡父吴海，特发虔心，谨就天宁寺开雕大藏经板会下雕《地藏十轮经》一部一十卷…大金贞元叁年四月二十五日吴翼施。」由此可以证明，当时是在解州天宁寺，设立开雕大藏经板会主持其事的。题记之中所记刊刻年代最早的金皇统九年（1149）见日字帙《大般若经》卷八二未，文云：「浦州河津县第四都西母村，施雕大藏《般若经》囗卷，都维那毋戬，维那王行者，助缘维那等毋忧，薛谨（人名略），奉为报答天龙八部、四恩叁有，法界众生同成佛果。皇统九年己巳岁。」最后为大定十二年（1173），雁字帙《大乘智印经》未，文云：「大定十二年叁月日藏经会下重雕造。」其中间有天德、贞元、正隆、大定诸年号，历时叁十年，亦与陆光祖之说相合。板式是复刻北宋开宝藏而增入若乾经疏，装璜也是卷子式。全藏白天字函至几字函凡682帙。如与高丽藏对校，自天字函至毂字函凡510帙的编次全与丽藏相同；自振字函至世字函前半凡二帙半是丽藏所无；自世字函后半至貌字函凡67帙半，内容与丽藏同而编次有变易；自践字以下 101帙是丽藏所无，而与《至元法宝勘同录》大致符合。此经板雕刻在解州，但崔法珍既于大定十八年出家，又于二十叁年赐紫及师号，其经板也就随之移入京师弘法寺。《金文最》卷一一一中有赵沨《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文中叙照公于大定二十九年在寺建立轮藏之事云：「闻京师弘法寺有藏经板，当往彼印之，即日启行，遂至其寺，凡用钱二百万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归。一宝轮藏，黄卷赤轴，囗囗囗囗囗囗殿中安置壁藏，皆囗梵册，漆板金字以为严饰，庶几清众易于翻阅。」是照公所印两藏的装璜方式，一部是卷子式。一部是梵夹式。此板到元朝部分被毁，因有补刻之举。《辨伪录》卷四云：「大元启祚，眷意法门，太祖则明诏首班弘护兹道，太宗则试经造寺补雕藏经。」耶律楚材《湛然文集》卷一四中有《补大藏经板疏》云：「十年天下满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剖微尘出经卷，随缘须动世间财。」《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亦引《弘教集》称元世祖尝因大都弘法寺旧藏经板校补印造颁行天下。是此藏经板确是移存入燕京弘法寺，元代曾经补刻．但是移存的经过难以详考了。

　　宋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平江府是今江苏吴县，碛砂在吴县东南叁十五里陈湖地方。此藏世简称碛砂藏或延圣寺藏，其藏经目录卷上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识语，文云：「乾缘僧善成、可南、法灯、法如、法界、法超、志圆同募，本院藏主法忠化到，小比丘善源书，劝缘大檀越成忠郎赵安国，都劝缘住持释法音。」就经中题记考之，创刻时代约在宝庆绍定之间（1225一1228）。全藏自天字函至合字函凡591函，1532 部，6362卷。板式全同湖州本。现存晋译《华严经》卷一五有记云：「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朱文清，同男显祖等施财命工刊造大藏经板一千卷，舍入平江路碛砂延圣寺永远流通功德，专为祝延圣躬万安。大德五年（1301）九月日提调刊板僧法雷谨题。」又《大宗地玄文本论》卷四有管主八题记云：「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1306）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行，已及一千余卷。」由此可知此藏虽创刻在南宋，而完成实在元代，或者是经过兵灾损失而元代补刻完足的。现在陕西西安存有此藏。

　　元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大藏经此藏世简称普宁藏或元藏。普宁寺为元代白云宗的寺院。其雕板为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如贤等募缘，以思溪、福州二藏校勘付刊。始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迄至元二十七年（1290）雕造竣工。全藏自天字至约字凡558函，1430部，6004卷）。其中式字至遵字28函，秘密经部数未计在内。与思溪藏微有增减。板式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雕工甚精，板式较宋板略狭小。

　　元燕都弘法寺大藏经旧传有此藏。但金藏既曾移存弘法寺，且在元初补刻。昔时不知有金藏，所以只知有弘法藏，而不得其传本。今既发现金藏，则昔时所称元弘法藏应即是指金藏而言，未必另有其板。河北曲阳县元太祖二十二年，《觉辩大师（法）源公塔铭》中云：「都城弘法寺补修藏经板，以师为提领，叁年雕全，师之力居多焉。」（见《曲阳县志》）但据至元二十四年撰《至元法宝勘同录》而论，似已就弘法寺藏补订增刊，别成一藏矣。 元铜板大藏经据《补续高僧传》卷一《法祯传》称：「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治铜为板，而文多舛误。诏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校，师与湛堂、西谷五人为总督。」又黄缙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一所载《荣禄大夫司空大都广寿禅寺住持长老佛心普慧大禅师北溪延公塔铭》也说：「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见必赐坐，访以道要。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叁藏，将镂铜板以传后。」但是现在既无资料可考，当时曾否实际镂板，是否完成，均无从证明。

　　明洪武本大藏经此即明南本大藏经的祖本，亦称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敕令于金陵蒋山寺开始点校藏经，至洪武叁十一年（1398年）刻成。板存金陵天禧寺，不久即被焚毁，所以世间流传极少。全藏约有1600余部，7000余卷，绝大部分是翻刻碛砂藏本。1934年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此藏，共存678 函。板式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现移藏于成都人民图书馆。

　　明南本大藏经此即世所称南藏。明永乐中重刊洪武本，而略有更改，板存金陵报恩寺。创刻年代约在永乐十年至十五年（1412一1417），刊成在永乐十七年（1419）。据《大明叁藏圣教南藏目录》卷未所附请经条例中云：「此据报恩寺藏经板一副看得，原系圣祖颁赐以广印行。」全藏自天字函至石字函凡636函，1610部，6331卷。板式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 明北本大藏经世简称北藏。是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为报皇考皇妣生育之恩所刻，英宗正统五年（1440）完成。《大明叁藏圣教目录》中有明英宗正统御制藏经序云：「我皇曾祖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禅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德全仁圣，道法乾坤……博采竺乾之秘典，海藏之真诠。浩浩乎，穰穰乎，缮书刊梓，用广传施，功垂就绪，龙御陟遐。洪庆所贻，传序暨朕，恭嗣大宝，统理万邦。追惟圣孝之隆，敢忘继述之务。大藏诸经六百叁十六函，通六千叁百六十一卷，缄毕刊印，式遂流布。」卷数较南藏微增，编订亦互有出入，实有1621部。板式每半页五行，每行十二字或十七字。至神宗万历间，神宗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又续刻入藏诸集，自钜字至史字凡41函410卷。万历十二年神宗钦赐《御制续入藏经序》，总计本续凡677函及目录一函，此即《明史·艺文志》所称：「释藏目录四卷，佛经六百七十八函」是也。

　　明武林方册大藏经此藏今不传，详清无考。仅据嘉兴藏《刻藏缘起》中所载道开《募刻大藏文》中有云：「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复镂善梓于北京……后浙之武林仰承风德，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又《杭州府志》余杭县化城寺纪云：「万历中僧法锁主刻藏议，藏置化城，募金恢复。英方伯捐俸造藏板房二十余间。」武林为今杭州，化城又称恢复，此者是一是二，均难考定。

　　明嘉兴楞严寺方册本大藏经世简称嘉兴藏，又称万历藏或径山藏，是密藏、道开等发愿，于万历未年于嘉禾（今浙江嘉兴）楞严寺所创刻，刻板地址多分在杭之径山。万历八年（1580）道开南游，始发刻藏大愿，十四年春于长安与居士十人商募缘事，自定北、南、旧叁藏对校之则。初与幻予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开始，真可、德清及诸居士援助之。嗣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南迁杭之径山寂照庵。继而道开示寂，幻予代之。又二年，幻予亦示寂，后继其事者交迭相代，至弘光元年（1644）刻成。《刻藏缘起》中万历十四年冯梦祯《刻大藏缘起》云：「宋元间除京板外，如平江之碛砂，吴兴之某寺，越之某寺、某寺等俱有藏板，不啻七八副，法道之盛此其一端。迨国朝仅有两京之板而诸方之板尽废。北板稍精而藏于禁中，请印甚难。今江南诸刹所有皆景泰间敕赐物也。南板印造虽易而讹谬颇多，愈改愈甚，几不成读。然印造装璜，其价亦百金以上。以故山陬海隅，穷乡下邑，终年不见藏经者，可叹也。时密藏、开师、尚书五台陆公与梦祯等，商及此事，不觉慨然堕泪，因记碛砂藏板缘始于弘道尼断臂募化。弘道化后，其徒复断臂继之，更叁世其愿始满。吾侪丈夫不能深心荷担大法，镂板流通，反一女子之不若，即生清世，遇佛乘，空手入宝山，宁不愧死。遂合掌向佛，愿尽命为期，了此一段公案。又念梵夹烦重，愿易为方册。可省简帙十之七，而印造装璜之费不过四十余金。」全藏编次全依北藏，未附北藏缺而南藏所收者四部。总有210函，1654部，6930卷。板式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其目录名曰《藏经板直画一目录》，于每经名下注明每部流通价值。后至清康熙五年，又续集明清两代大德撰述如经疏、宗典、语录、史传、杂集等书，印雕成绩藏经95函，248部，约3800卷。又续藏经47函， 239部，约1880卷。续藏第84函《颛愚和尚语录》卷七有《刻方册藏经目录序》，文中称初发手于五台妙德庵，已刻就数百卷。顾冰雪积岁，恐侵及板，移于杭之径山。自紫柏老人去后，四方刻资亦微。因就施者之力，任力刻之。于是四方有道力者随讨未刻目录，同式就梓。自癸卯岁（万历叁十一年）至壬午岁（崇祯十五年）将四十年，梓未虚日，其事犹未竟。已刻者不及归山、未刻者懈不速完。时有利根上座遍讨径山、嘉兴、吴江、金坛诸处已刻成某某经律论、某某传疏记，录其名目卷帙板数一一查明。已刻者十之八九，未刻者十之一二，由此可知此藏原是散在各地所刻。

　　清大藏经世简称龙藏。清世宗雍正十二年（1735）敕刻，至高宗乾隆叁年（1738）十二月竣工。全藏总计1669部，自天字函至机字函凡724函。始自《大般若经》以迄西士贤圣撰集，全依明北藏编次，此土着述互有增减。板式每半页五行，每行十七字。据《大清叁藏圣教目录》所载，当时主持其事是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画，以及校阅官叁八，监督九人，监造六十四人，总率四人，带领分析语录叁人，带领校阅藏经叁人，分领校阅六人，校阅叁十八人。

　　铅印频伽精舍大藏经此藏是清宣统元年（1909），至民国二年（1913）春，上海外商哈同出资所印，依据日本弘教书院缩刷藏经，而稍省略纂集音义等书约十部。字体较弘教藏稍大而排植错误甚多，且略去其校勘注，可谓取舍失当。全藏40函414册，凡1916都总8416卷。

　　商务印书馆影印续藏经此是1922年用日本藏经书院续藏经影印。

　　影印宋碛砂本大藏经此是据陕西西安开元、卧龙两寺所藏宋碛砂藏影印，凡593册，1532部，6362卷。原藏有残缺则取北京前松坡图书馆之宋思溪藏、番禺叶氏所藏宋景定陆道原本、南海康氏所藏元普宁藏、福州涌泉寺之元亦黑迷失本以及江苏南通狼山之明南藏补足之。自1931年10月创始，至1936年2 月完成，原藏有叁种板：（一）自菜字至感字，又自约字至烦字是延圣院所募刻，始于宋雕四年（1231），迄元至治二年（1322）。（二）自天字至奈字是元至顺叁年（1332）吴县妙严寺据延圣院及他藏《般若经》本复刊。（叁）自武字至遵字是元松江僧录管主八所刊，始于元大德十年（1306），迄翌年十二月。其中有缺本11卷，因无补本，未曾补足。 国外刻本 高丽本大藏经世简称高丽藏，先后开雕板本有叁：

　　（一）原刻高丽官板大藏经。其开雕年代传说不一，一般认为高丽显宗时所刻，《大觉国师文集》卷一五所载《诸宗教藏雕印疏文》有云：「显宗雕五千轴之秘藏」。蔡忠顺撰《玄化寺碑阴文》亦云：显宗十一年（1020）顷，雕刻《大般若》、《华严》、《金光明》及《妙法莲华》四部大乘经。又《东国李柏国文集）卷七有重雕板，时之《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称，显宗二年（1010）契丹兵来袭，为借佛力以攘斥之，开雕大藏经。嗣后经德宗、靖宗二代，以迄文宗末年方始完成，其板式即是复刻宋开宝藏。

　　（二）高丽续藏经。高丽宣宗七年（1090）义天由宋请来诸宗章疏叁千余卷，旁求日本及契丹诸作、编纂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住兴王寺，从而刻板，刊行四千卷，是为高丽续藏经。其板与大藏经板同藏符仁寺。高宗十九年（1232）罹元兵燹，被烧毁。

　　（叁）高丽再雕板大藏经。高麓高宗二十叁年（1236）李奎报等为祈折伏蒙古，重兴雕板之业。总十五载，至高宗叁十八年（1251）刻成。即是用原板复刻，是为高丽再雕板，特建板堂藏之。《高丽史》卷二四云：「壬子年城西门外大藏经板堂，率百官行香。显宗时，板本为壬辰蒙兵所毁，王与重臣更愿立都蓝，十六年功毕。」其板本后藏禅源寺。朝鲜太祖七年（1398）五月迁支天寺，翌午正月再移海印，以迄至今。全藏639函，1524郡，6558卷。

　　日本弘安本大藏经此藏雕刻之详情不明。据现存弘安本《传法正宗记》有跋云：「日本国相州灵山寺续先师宴海未终愿，劝进沙门宝积，沙弥寂惠等谨题。今上皇帝，大皇太后，皇太后祝延圣寿，关东大将军家息灾延命，国泰民安，开镂大藏经印板副纳内。弘安十年（1287）丁亥九月日谨题。」又正安本《观无量寿经跋》云：「在弘安年中行圆上人承敕愿之旨，欲开一切经印板，而正安第二之历，林锺下旬之天，不终大功，遂归空寂。今十年依第叁回之忌，知真为谢彼恩德，叁部之妙典，五部之要义，抽恳棘开印板，是偏所备破追贲也。虽弘一部于秽界之内，期再会于净刹之月而已。正安四年（1302）壬寅六月二十一日沙门知真。」此二跋所叙人名先后不同。疑在当时发愿刻藏，未必遂完成其业。

　　日本天海本大藏经世简称天海藏或宽永寺藏、东睿山藏。日本僧正天海受德川家光之请，于日本明天皇宽永十四年（1637）至后光明天皇庆安元年（1648）在江户宽永寺开雕，先后历十二年始成。全是活字板，板式大体仍仿思溪藏。装璜是梵夹式。全藏665函，1453部，6323卷。 日本黄檗山大藏经世简称铁眼藏或黄檗藏。是铁眼道光禅师于日本宇治黄檗山自灵元天皇宽文九年（1669）至天和元年（1681）所刻。全藏凡1618部， 7334卷。初在黄檗山创刻，隐元禅师请于寺内建筑宝藏院，为贮经板之所，别于京都置印房，从事刻工，广募有缘。时值饥馑，以所募财救济贫民，重更新劝募，先后叁次，方始达成。今板存万福寺。此藏是复刻明万历嘉兴方册藏而有所增补，行式完全相同，因此错误脱落亦仍其旧。京都法然院忍微曾于宝永叁年（1706）至七年，历时五载，用高丽藏叁次复勘。又越前之顺艺亦于文政九年（1828）至天保七年（1836），经时十一载，亦叁次用高丽藏校勘之。

　　日本弘教书院大藏经此简称缩刷藏经或弘教藏。是日本明治十二年（1880）至十八年（1885）用铅字排印。以增上寺所藏高丽藏为底本，与宋、元、明藏校勘，标注其异同，加以句读，并互补遗缺。全藏40函1916部，8534卷。校勘尚称精审，可为研究之助。

　　日本藏经书院大藏经此藏简称卍字藏，是日本明治叁十五年（1902）至叁十八年（1905）日本京都藏经院铅印，凡有36函，1622部，6992卷，原本是日僧忍微所校日本黄檗藏，加以训点；铅字较弘教藏为大。书成未久，藏经书院不戒于火，存书被毁，因此流传不多。

　　日本藏经书院续藏经又称卍字续藏，共150函。是藏经书院于铅印黄檗藏完成之后，为纪念日俄战争阵亡将士，于日本明治叁十八年（1905）至大正元年（1912）印行。内分一编、二编、二编乙共叁编。总有十门：印度撰述有经、律、论、密经仪轨四部；支那撰述有大小乘释经、大小乘释律、大小乘释论、诸宗着述、礼忏、史传六部。收集约九百五十余人之着作，为书1756部，7144卷。支那撰述中，多是南北朝以至隋唐以来各宗名着而汉地久佚之本。但印行未久，藏经书院不戒于火，存书悉成灰烬，因此流传甚少。商务印书馆曾用原本影印，再次流通。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是日本高楠顺次郎与渡边海旭同发起，成立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主持其事，自日本大正十叁年（1924）至昭和九年（1934）完成。初次出版55函、为印度与支那撰述，即是正藏全部及选收藏经书院续藏经中一部分要籍。后又续出45函，其中日本着述30函、图像12函、目录3函。总成100函。前55函中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律、释经论、毗昙、中观、喻伽、论集、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目录等部。后30函中分续经疏、续律疏、续论疏、续诸宗、悉昙、古逸、疑似等部。总有3493部，13520卷。敦煌经卷古逸之本亦多收录。图像之中尤多名作。所惜者错字错句颇多，收续藏经中名着亦不完备，分类方法尚欠斟酌，此其缺点。

　　 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弟子──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释迦牟尼为弟子制定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槃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弟子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

　　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豹。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个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依汉文大藏经进行抄写刻印或排印。《开宝藏》首刻本于宋雍熙元年（984）传入日本，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又分别将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传到契丹和高丽。辽清宁九年（1063），契丹还把新刻就的《契丹藏》印本送给高丽。6世纪中叶，部分汉译佛典通过朝鲜南部的百济国流传到日本。7世纪初，佛教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汉译佛经的写本和历代官私刻本的各版大藏经大量传入日本各大寺院。自13世纪末叶迄20世纪20年代的700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大藏经，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卐正藏经》、《卐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等7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20世纪初，日本佛学界还将小乘上座部三藏译为日文本的《南传大藏经》65卷，并编辑出版《国译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和《日本大藏经》，这三种藏经的内容除中国著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日本章疏及杂著等。

　　 藏文大藏经在9世纪初叶已译出700余部，其中一部分自汉译本转译。后弘期补译的经籍，以论典和无上瑜伽的经论为多。全藏分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收律、经和密咒，丹珠尔收赞颂、经释和咒释，松绷则收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自元皇庆二年（1313）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各地共刻造过11种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此外还有刻于不丹的普拉卡本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的库伦本两种。

　　 蒙文大藏经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1573～1620）年间曾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对旧本进行过校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竣工；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最初由汉文大藏经译出。宋景祐元年（1034），《开宝藏》传到西夏（可能是《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本送杭州刻印，到大德六年（1302）竣工，前后共刷印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巴利语系大藏经为南传佛教上座部奉行的三藏典籍。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是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佛典。除僧伽罗文、缅甸文、泰文、高棉文和老挝文外，傣文有4种不同的方言文字译本，近代还增加了天城体梵文本、拉丁字母本和日文译本等3种版本。（童玮）

FROM:【《中国大百科全书(摘录)》】

大藏经——中国人心中的另一个大敦煌

大藏经是一个好时代的标志

　　所谓盛世修史，盛世编藏。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的《中华大藏经》刚完工不久，《中华大藏经续编》又开始进行。今年初冬，河北省佛教协会，在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和国家宗教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完成了日本《卐续藏》的编辑引进。河北出版界佛学界近年连续推出了中国学术界和佛学界急需的《乾隆大藏经》、《大正藏》和《卐续编》，以一地之力，做了全国的社科宗教研究者、全国的佛学实践者渴盼多年的盛事。

　　大藏经，是将一切佛教典籍汇集起来编成的全集。起初叫作“一切经”，后来定名为“大藏经”，“藏”有“保藏”的意思。因其内容十分广泛，故称“大藏经”。其内容主要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为僧人居士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所作的著述。此外还包括印度、中国的其他有关佛教史、佛教理论研究的专著。

　　在中国古代，大藏经的编辑，差不多是举国盛事。把最有智识的人，最有声望的高僧汇聚一起，修史编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好传统。而佛教故土印度国情有变，佛经散失，于是东土的佛经，东土的大藏经愈显珍贵，集中了全世界佛教的精华，也分明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光辉。

　　从隋唐辽金一直到现在，编纂大藏经成了一个朝代政治经济鼎盛与否的标志，当朝廷在征战和安民之外，有余力指向国家图书计划——大藏经，那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心情和国力，就可想而知了。比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平定江山后最大的文化盛事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此前的佛经多是手抄本，如果人们为了永久保存，同时也像造像一样表达尊敬祈望的多种心愿，就把佛经刻在石崖或者石板上。摩崖石经和九百多卷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就是北宋以前的一种石头的大藏经。“以石存经”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房山石经刻制于隋宋辽金时代，而同时代纸质大藏经《开宝藏》早已在战乱兵燹中散失殆尽。

　　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先后有十几种官刻大藏经，差不多都是这种盛世举藏的情况，比如明初朱元璋立国之后就下令编辑《洪武南藏》，可能朱元璋并没看到完工，因而有后人又称其为《永乐南藏》——永乐年间完成，但朱元璋肯定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明万历年间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所记：“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说的是朱元璋立国之初，名刹蒋山寺经常举办大型法会（大战平息后，安抚引导亡魂），在洪武五年正月这一次最为隆重，会上，朱元璋亲命大德高僧校勘大藏经（此说也有学者不同意，认为朱元璋虽然命令校勘藏经，但后来因事并没校成），实际明初几十年间，共有三部官版大藏经问世。刊刻于南京的两部称作《洪武南藏》，刊板于北京的一部称作《永乐北藏》。第一版《洪武南藏》刊成后不久，经板因火灾焚毁，印本流传极少。而在随后十年，第二版《洪武南藏》又刊竣。因为这两次刊板同在一地，并且先后间隔又很短，所以明末以后，人们已不知《南藏》曾有过两次刻板。

　　清朝也是在国力最强的18世纪前期，即雍正、乾隆两朝刻印了《乾隆大藏经》（又称《龙藏》、《清藏》）。全藏共7168卷，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这部官印大藏经工程浩大，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历时6年完成。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不寻常的是，这部大藏经的底板至今保存完好，这是中国自北宋以来官私木板雕刻大藏经的二十多次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底板。

　　从保存下来的经板中可以看出，古人印制大藏经是非常讲究的。《乾隆大藏经》全书雕版79000余块，每块版两面雕刻共计7600万字之多。令人赞叹的是八万块雕版无一块是拼接，无一块有疤痕，所有雕版全部要用秋后伐下的梨树放置十年以上，使其干透、定型、不开裂，才能用于雕版。雕版要求长60厘米、宽30厘米、厚5至6厘米，试想这需要多少棵直径30厘米以上的梨树？据载当年有专人从全国征购梨木至京城，因为有些材质不符合要求，皇上不悦，为保证《大藏经》的印制质量，下旨从内务府拨银重购……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大藏经》雕版，历经270年后，依然完好。

　　以后，200多年间，中国再没有大规模的官方编纂汉文大藏经之举（民国后曾出过两部铅印的大藏经）。一直到当代，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改革开放初现曙光，国家即委派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出面，调集学者方家，以举国之力编纂《中华大藏经》。经过13年的苦干，160多人的努力，这部共收录典籍1939种，约一亿多字的大藏经，1994年底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全部106册。

中国民间的壮举和信念

　　以上说的都是官刻大藏经，中国民间向来有编书写史的传统，何况对于万世经典的大藏经，广大善男女更是诚心索求和刻制。民间刻印大藏经，因所需浩大，个人财力微薄，整个过程显得尤为艰苦卓绝。在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两部私刻大藏经是《赵城金藏》和《碛砂藏》。这两部大藏经的出世过程，无不闪跃着中国僧人的血泪和信道者的忠心。两部大藏经分别与一位普通的山西妇女，一位女性出家人有关。

　　还是从头说起，宋元以降，汉传佛教趋向式微，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进，国人也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命运的关系，同时虚云老和尚、弘一大法师等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的佛学大师以身垂范，发愿弘法，佛教开始重新振兴，学术界也认识到佛教经典的重要，重印经典之风掀起。重印经典谈何易？此时北宋的《开宝藏》早已散失，而明清藏经也轻易不可得。这时国人只能借观东邻日本学者编纂的铅印本大藏经（这又开辟了另一路非常实用的翻印和使用大藏经的路子，河北佛协刚刚印制的日本《蛀续藏》就是这样一部非常实用的藏经）。

　　却说1930年陕西大旱，国民政府官员、居士学者朱子桥到陕西救济灾民，无意中在西安城內的卧龙寺和开元寺发现了宋版藏经，仔细鉴定，竟然是世人一直称道但又无所见的《碛砂藏》。虽然不全了，但制作精良，是经摺装本，在宋版书中，差不多是最为珍贵的了。以前国内外仅发现了这部藏经的部分残文。而朱氏在西安发现的几乎是全藏，这不仅是佛教的无价之宝，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上海佛学文化界专门组织了“影印宋碛砂藏经会”，委派范成大法师带领照相技师等二十多人赴西安，检查版本，照相录制。检查结果：除去相同卷宗，两寺藏有的藏经共5226卷，与完整的《碛砂藏》比，尚欠576卷。北京松坡图书馆补齐了其中的三百多卷，尚有一百多卷的缺口。

　　到哪补齐这一百多卷呢？范成法师不辞辛苦，徒步行脚，走访秦晋各古寺。这一访不要紧，当他来到山西赵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洪洞县广胜寺的时候，在那幽深古寺，他看到了一千多卷唐宋古卷。上有宋景佑二年的跋文，刻印年代最早大概在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最晚也在金代，字体古朴，捐印的信士多为晋南蒲州人士……此版大藏经过去从未见过记载，在佛学典籍上可谓是空前大发现。范成法师，这位对佛学故典极为熟悉的江南僧人这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这是1932年，所谓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文化的黄金十年中，中国文教界的心情也可想而知。各界人士纷纷赶往山西赵城县，佛宝亦被命名为《赵城金藏》。金有双重含义，既指金代的藏宝，又喻金子般的宝贵。

　　的确是珍贵文本，《开宝藏》早已散失，其他同时的藏经多不全，这部《开宝藏》的复刻本便成为复刻本中的孤本。当初这部藏经一共刊印了三十几部，而今全世界仅存这一部，当被视为国之瑰宝，稀世之珍。五十多年后以国家身份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其中主干部分（底本）仍不出这部《赵城金藏》。

　　出了名后也带来了新的变数，随之而来的七七事变，日军侵华，《赵城金藏》成了驻赵城日军的搜寻目标。晋冀豫边区太岳军区下令抢运金藏，四千多卷佛经被运往大山中藏匿。在与日军的遭遇中，八路军牺牲多人。解放战争中，薄一波下令把金藏从藏身的废弃的煤窑中取出，由军队押往北平图书馆保藏。等战事平定，国家专门从琉璃厂调来四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这部破损严重的藏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后来这部大藏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一起被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库之宝。

　　以《赵城金藏》为母本的《中华大藏经》出版后，国家曾指派专人将刚刚出版、尚散发着幽幽墨香的第一册《中华大藏经》送回广胜寺，供奉在《赵城金藏》原存放处———上寺弥陀殿内，成为与该寺的飞虹塔、元代壁画相媲美的“三绝”之一。

　　《碛砂藏》是另一个体系的刻本，它与《赵城金藏》几乎同一时代诞生，七百年后又几乎同一年份被发现。被发现后，又互为补充影证，为同一目的服务。更奇的是，它们最早的问世又与同一位奇女子有关。

　　关于这位奇女子，有几种稍有不同的说法，笔者比对各种资料，了解女子生于长治，叫崔法珍。崔氏少时闻听过一位造访其家乡的河南僧人为表信念、断臂立志的故事，即被深深感动，恳求皈依。不论父母怎样劝说，女子心如石坚。父母只好同意女儿加入佛门。后来，崔女和众人一起投入“雕造大藏经版”运动，广泛化缘、募筹巨款。一时运城、临汾一带百姓施钱、施骡、施树，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此处要补一句：隋唐宋辽金时代，中国百姓有信仰者居多，其比例之大和信仰的诚挚毫不亚于当今欧美等国基督教信众，甚至更加坚忍不拔，因而整体民风纯厚，多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城乡村镇。大敦煌是怎样诞生的？就是信众以己身，以仅有的一点点财力，以永恒的盼望，在茫茫戈壁中雕刻出来的。于是可知，这种全民雕造大藏经的运动不是唐突的，也不是拔离于社会之外的。

　　整整30年过去，崔氏升为住持，大藏经终于雕刻完成，这就是《赵城金藏》。金世宗特降诏行赏，敕封崔氏为“紫衣弘教大师”。后来，崔氏宏法南下，进入宋地，听说苏州城陈湖碛砂延圣院刊刻《大藏经》，心生欢喜。崔氏的事迹早传到了这里，大家对有雕印藏经经验的她很欢迎，大家合力造经。在信众大会上，她宣传印经功德，把自己全部积蓄捐出，这时她的一个举动令全体信众震撼——突然从袖中抽刀断臂——少时那位河南僧人断臂铭志的精神肯定一直藏在她心里，这时迸发出来。崔氏的壮举一下撼动了姑苏城，大家捐资甚众，好多善信为了响应这位法珍女尼的号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可惜崔氏没等到《碛砂藏》印出的那一天就圆寂而去。

　　法珍逝世后，她的弟子们继承老师遗志，为了继续筹集庞大的经费，又有一年轻女僧，效法老师壮举，舍身断臂，再次掀起捐献大藏经的浪潮。后来，延圣院发生大火，加之南宋末期，国家垂危，所以大藏经的雕造一断就是30年。蒙元平定江山后，大藏经继续开刻，又过了近30年，才正式竣工。从崔氏最初断臂到最后完成，经过了大约90年，《碛砂藏》这个我国《大藏经》的重要版本，就是在充满牺牲的崇高氛围中，在三代人的血泪中诞生的。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

　　不就是一部书吗，为何所需如此浩大，如此艰苦卓绝？看了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重印《乾隆大藏经》时的一段描述大概就能明白一些：“这部广收佛典1675部，共7420册的天下宏著，若一册一册地摞起来有40层大厦那么高，一张张打开有200里长，可谓书林之绝品，天下之奇观……要搬运这些本身就是珍贵文物的雕版，需动用200辆次的大卡车。要将堆积如山乱如麻的8万块经版，按724函顺序摆放整齐，这真是世界出版史空前绝后的经历。”当年7月中旬，运送雕版的车队在军队的护送下，从国家文物保护库的地下室一直开到大兴某世代搞印刷的村子，该村的数百名居士全部用手工来重印了这部经书，重印工程全部完工用了四五年。

西来种子东邻开放

　　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古代和近代就有过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的刊印。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开始刊印他们的《大藏经》。而且还因此成了相当流行的版本，如朝鲜的《高丽藏》，日本的《大正藏》和《卐续藏》。

　　赵宋皇帝下令雕印《开宝藏》成书后，高丽王朝太宗年间即向宋廷求《开宝藏》。得到《开宝藏》后，高丽王朝即以此为蓝本于显宗二年（公元1011年）开始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大藏经》初雕本。高丽藏因刻印精致，校勘精细而闻名于学界佛界。在它身上能看到宋版大藏经《开宝藏》的面貌。成为日后中国人造藏修经的重要参照。《高丽大藏经》还因其木刻雕版底本至今犹存而著名，为数约八万多块的大藏经版现藏于韩国陕川海印寺内，与《乾隆大藏经》的雕版并成为全世界仅存的两套藏经板。后来高丽学人又结合《契丹藏》（辽国皇帝命人利用宋《开宝藏》并结合北方流传的一些手抄佛经编纂成的藏经）造印了《高丽续藏经》和《再刻高丽藏》。

　　日本藏经很著名，虽然底本大多来自中华，但古籍保存的善全丰富，校勘的细致精确，排印的实用方便等，都使日本藏经有一种很强的适用色彩，为佛界学界喜爱，竟然成了现代社会最通行的大藏经。

　　日本最古的大藏经《黄檗版大藏经》（又称《铁眼版一切经》），是一位福建赴日僧人的弟子铁眼道光发心募捐集资雕印的，成书于17世纪下半叶（大概1673年）。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共完成6771卷。印量大，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乾隆大藏经》以后近两百年，中国无新藏经出，一直到了1909年，上海著名犹太商人哈同出资捐制了以日本经藏为底本的中国第一部铅印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简称《频伽藏》）。这时日本藏经在中国学界知名度已经很高，大家重印藏经多以日本版的藏经为底本。哈同花园的女主人的罗迦陵，自小在中国长大，有法国血统，笃信佛教，与哈同结婚后，在哈同花园内辟建了频伽精舍。她聘请佛界多人，在精舍中编制翻印了由日本弘教书院请来的小字藏经《缩刷藏》，并命名为《频伽藏》（《缩刷藏》由日本弘教书院编印，又名《弘教藏》，是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的《再刻高丽藏》为底本）。

　　在所有的大藏经中，比较符合国际学术规范，或者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学者习惯使用的大藏经是日本学者编的《大正藏》和《卐续藏》。实际上这两部日本的藏经，吸引中国学界一百年了，于今终于为河北佛协在这两年间引进。他们先后出版了《乾隆大藏经》、《大正藏》和《卐续藏》，为中国佛学界、中国学术界和宗教界做出了很大贡献。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九年（1922-1934年）由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博士和渡边海旭主持编辑的一种铅印本大藏经。全藏共100册，其中中国历代大藏经传统收录内容55册，日本佛教著述29册、敦煌写经及其他新发现的古佚佛典1册，图像12册；《昭和法宝总目录》3册。

　　《大正藏》最具价值的是通过了严密博涉之校订，基本校本是宋、元、明三种。即宋刻《资福藏》，元刻《普宁藏》，明刻《嘉兴藏》。此外《大正藏》含润了日本保存中国典籍的长处，不仅收录了历代大藏经所录经籍的内容，还广事收罗，将唐宋以来在我国内地失传的重要著述典籍也收录其中，更收录了上世纪初在敦煌及其他地方新发现的写经。

　　《卐续藏》，原名《大日本续藏经》，由前田惠云，中野进慧等人于1905年至1912年编印。此藏收入了以往《大藏经》未收载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撰述多卷。其中有不少宋元大德高僧的著述在中国久已佚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佛学家楼宇烈先生论及其意义时说：“其中有1000多种典籍是在中国大陆已散佚、唯日本保存的绝版孤本。”因而《卐续藏》甫一问世，立刻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后人评介，这部千载罕遇的编纂，事实上也凝结有中国佛教学者的心血。著名佛学家、出版家杨仁山就给日本的编纂提供了很大帮助，许多版本都是金陵刻经处提供的。

　　《卐续藏》问世后，当时中国文人贤达梁启超、史一如、蔡元培、黄炎培、范古农、蒋维乔等64人具名发起引进翻印《卐续藏》的活动，1923年商务印书馆如愿承办，影印500部。幸好中国及时影印，日本《卐续藏》印成后，流传不多，藏经楼突失大火，存书被大火焚毁。日本急从中国回复引进。

　　上世纪80年代，为与世界佛教学术界使用率最高的《大正藏》接轨，日本佛教学者重新编排《卐续藏》，出版了新纂《卐续藏》。这次河北佛协翻印的正是这个版本。以前内地学界渴盼得到《卐续藏》而不可得，偶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的，还是20年代的老版本，而这次河北佛协和河北出版单位影印了一千多部，在中国学术单位、大型图书馆、著名寺庙间免费广泛赠送，深得好评。

　　对于这次中国重印《卐续藏》，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所长方立天教授感慨道：“80年代初，人民大学没有《大正藏》，我记得我打了引进报告，校长亲自批准，花了12000美元，从台湾引进。那时12000美元的含金量比现在大得多！《大正藏》是比较通行的版本，编的很好。拥有《大正藏》，《卐续藏》，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一个佛学家所需的佛教经典收全了。”

　　古代翻译佛经是一条艰苦的心路，你看玄奘走过的路就可知。两种语汇的交流，两种文明的相融，甚至改变了中华文明的面貌。古代翻译家们创造了新的语汇，成为了现代汉语词汇基础（有学者说，两次翻译浪潮决定了现代汉语语汇，一次是古代佛经的翻译，一次是近代从日本引进西学的翻译）。你能想象如果没有“世界、宇宙、教师、真理、实际、坚持、刚强、结果、原因、战斗、斗争”这些佛经翻译创造的词汇，现代汉语会是什么样子？

　　词汇之上是“道”，中国古人为永久保存佛之道动尽了脑子。房山石经的镌刻，缘起于中国佛教史上的两次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灭佛，破坏佛寺、诛杀僧众，焚烧经卷。给佛教带来很大损失，有心者开始寻找不易毁灭的保存佛典方式。敦煌造像和石头上的大藏经都是在石头上作文章。实际，中国千年大藏经的历史是与敦煌平行的另一条心灵历史，大藏经是中国古人心中的另一个大敦煌。